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和成为资本共同主办的“中欧-成为 2011创新中国高峰论坛”于2011年6月26日在深圳举行，上图为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和成为资本共同主办的“中欧-成为 2011创新中国高峰论坛”于2011年6月26日在深圳举行，上图为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

　　以下为演讲实录：

　　张军：非常荣幸两年的时间能够再次回到深圳，八年的时候我来过深圳，参加了一些活动。我过去两年由于健康，基本上在家休息了，所以没有参加公开的活动。今天是我第一次可以说大病初愈第一次报告。我有兴趣的是关于经济发展。今天我谈的创新是放到经济发展这个背景里面去谈。

　　其实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在上海的文汇报组织了一个大型关于创新的讨论，据说有500多篇文章参与了讨论，当然发表的只是其中一部分。阅读这些创新讨论文章，你会发现中国人很懂创新。如果把这些文章拼在一起，那就是一本很好的创新学。可是大部分创新的言论我认为都脱离了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所以我想我今天还是要从经济发展的阶段的角度去思考创新。我大概讲三个小的题目。因为时间非常紧，所以我语速会加快。

　　关于为什么创新以及创新什么呢？我有一个基本思考。去年年底、今年年初的时候在华尔街日报有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不是讲创新，是讲中美之间贸易逆差，可是他引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亚洲开发银行一个研究报告，这个题目叫做iphone怎么样扩大了中美之间贸易逆差，他是把iphone拆开来看中美之间贸易逆差怎么被夸大的。这个报告很有意思的就是它发现了，卖到美国iphone批发价178元美金，如果把iphone拆开的话，它的核心元件以及设计都不是来自中国，有日本等等很多国家参与。可是美国海关把中国出口的iphone都作为中国向美国的出口，即1130万部手机乘上批发价，大概20亿美金来自中国的出口。可是实际上如果我们拆开手机，我们会发现中国向美国的出口，如果按照附加值计算就没有那么多，因为178元美金里面，中国组装的附加值只有3.6%，就是6.5美金，这样城1130万部，09年实际上iphone对美国出口只有7350万美金。这里把手机价值链拆开来后，我们会发现实际上如果按照传统方法核算中美之间贸易余额的话，美国在手机这一项对中国逆差就很大了。但是如果按照附加值来计算，大家就会注意这个边上你几乎看不出有一个绿色的柱体，这个绿色柱体表明手机上美国反而对中国是顺差，顺差不大，但不是逆差。这个提醒我们在当今统计口径里面，就像世贸组织拉米去年讲话强调按照现在海关统计，所有从中国进入美国的产品都算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但是如果从附加值角度去计算这样的问题，那么实际上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就没有这么大，而且很小。仅仅手机这一项，因为美国实际上向中国出口零部件占到178美金的3.6%，美国向中国出口手机部件占手机价格6%，美国反而对中国有顺差了。这是目前在贸易口径上一个新的想法。这个想法目前还没有在海关上得到实施。

　　最近我跟我的研究团队做了一个研究，有没有可能我们来测算中国向海外出口里面，比如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个行业它的附加值到底是多少。这个工作量非常大。因为中国出口产品数量实在太多。现有我们从海关获得数据里面，我们大概可以有2000多个能够拿到数据的产品种类，但是要做这样的计算我们需要有投入产出，所以我们必须把海关产品数据跟我们国家投入产出表做匹配，我们能够做到的是大概是200多个行业，产品里面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很具体的比如进口原材料。这个过程中我们只能做一个相对比较粗的估计，我们用到的一个概念叫做垂直专业化，实际上这个份额就变成我生产总的价值里面中间产品进口价值占比是多少，这个值越高，我们本土附加值越低。我们用这种方法来做一个测算，这里只是选出一部分我们的行业占比的基数。我们总结一下发现中国出口最多的几大类产品，它的VS值都比较高，都基本上接近90%，换句话说我们本土附加值都在10%多一点。整个这200多个行业在08年数据显示，我们整体VS值大概是41。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出口产品拆开，实际上中国本土提供的附加值，中国出口最多的行业附加值率都非常低。

　　这样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中国出口最多的行业里面，它的附加值之所以低是因为在这些行业里面出口的主要生产者实际上是我们的加工贸易企业，大家知道加工贸易企业有一个特点，它大量的会用进口的中间产品来做加工，由于中国加工贸易占整个出口60%-65%的份额，因为中国更多依赖加工贸易企业来进行出口加工，所以中国在出口当中附加值比例实际上就很低。

　　我讲这个例子主要想说明在我们今天谈论创新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跟中国目前制造业附加值联系在一起。为什么要创新呢？实际这就跟我们现在讲到产业升级、提升附加值比例，能够在价值链上面，中国的企业能够不断地往深走，提升他在最终产品上的附加值率，这是最根本的概念。现在很多讨论创新的言论当中实际上不怎么从经济发展微观层面、企业层面讨论这个问题，更多大家谈论阳春白水的问题，谈诺贝尔奖，谈天才人物，不是谈我刚才讲到的创新概念，所以我们必须把注意力重新回到中国经济发展这个阶段。所以这个创新实际上跟企业价值链上面它的位置有关系。我们怎么样提升在我们价值链上企业的位置。这也是我们今天谈论产业升级核心概念。产业升级有另外一个概念，政府要扶持很多高科技产业、新兴战略产业，这是计划经济基本概念。苏联体制里面，政府要做很多产业的高端化升级事情，实际上首先就是所谓，给他足够投入，让他迅速发展起来，这是计划经济基本理念。可是现在市场经济开放条件下，产业升级是一个微观行为，是企业不断提升创造附加值的能力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完成了，我想我们产业就完成了升级概念。因此我个人看法我们今天谈论科技创新，我们必须要把创新想法跟政策落实到微观层面，我们不能在空中去谈论天才的创新概念，这个创新跟我们现在发展阶段完全没有关系。

　　在未来10-20年，中国创新问题无非是要提升本土生产更多的零部件，我们有更多加工企业能够在本土采购，而不是依赖进口核心零部件。产业升级也好、创新也好，有更多本土企业进入这个价值链过程当中，不断提升附加值创造能力，无非是我们更多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生产的核心技术以替代进口的这些零部件、核心元部件以及转让的技术，这是我们今天谈论创新我的基本理解。

　　第二，我简单提一下在今天有必要区分两个不同类别的创新。我简单把它分成两大类创新的活动，一类叫自主型创新活动。尽管今天政府更多提的是自主创新。在中国人均4000美金发展阶段上，从经验上我们会发现4000美金所谓中高收入阶段上其实科技正好开始要起飞。这个阶段，创新更多是追赶型的。我们前面有目标、有靶子，我们知道往哪走，我们不是已经站到了技术前沿面。发达国家有更宽容的环境、有更多天才的人物可以去玩他的创新，可是对发展中国家，我们有美国、有发达国家作为标杆，所以我们所有战略都是追赶型的，我们要追让他，我们知道我们要做什么，所以风险会比较小。

　　在这种情况下，创新必须要鼓励，要因势利导，政府能做的事情不是像苏联体制下我们去替代市场，我们关起门来搞研发。就像50、60年代搞原子弹一样，集体公关，不吃不喝要搞出来，这个已经没有必要。今天要逐步缩小与前沿面国家在技术水平上的差距，这是最重要的。今天我们谈的创新是谈平均值，我们不是谈离散值，任何国家都会可能有一些很怪异的人，我一再想说的爱因斯坦这样的人物、比尔盖茨、毕加索这样的人物，这些人物很重要，但是不是我们今天谈的创新的概念。这些人是天才，他不需要激励，他不需要纳入国家战略，他们是很重要的人物，他们有创造，有发明，但是不是我们今天讲的。他们是台湾人叫怪异值，实际上他们不在平均线上，而我们谈创新，是谈平均线与发达国家接近。我们谈的创新是说整体、平均科技研发和科技应用。这是我认为特别要关注创新的概念。这是技术追赶型创新最核心的特征，所以它不是自主创新的。因此我觉得应该分开来看。可是很多人提出要把制度搞得更灵活，我们不需要数量考评，我们不需要量化考核一个技术人员，原因是他们觉得我们需要爱因斯坦这样的人物，给他一个宽松环境，他可以改变世界。这样的人有，我相信中国有更多这样的天才。可是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经济，我们有发达国家的标杆，我们知道往哪走，所以我们现在需要更多的投入以提升中国平均创新能力。

　　昨天我来这边的飞机上面，我手上有一本澳大利亚经济学的杂志，这个杂志上有第一篇文章，也是我的朋友发表的研究。题目就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他做了一个统计分析，他定义的创新就是R&D导致专利的增长，这是最简单度量创新的概念。但是你今天谈论创新的时候，你需要从投入产出角度看，也就是说你需要看一些生产函数。而这些东西跟经济发展有关系。很简单一个道理，无论一个国家、一个行业、一个企业，现有技术状态、现有资源条件下都有一个我们称为可能性边界，就是你最多做到这个边界。可是要进一步做的话，你需要把这个边界外移，这个靠什么呢？靠创新。所以要问为什么中国今天需要创新，是中国市场条件变化了，企业家知道需要做一些改变，他才能保持正常盈利水平。这两个一定要区别。自主创新的行为是个体行为，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研究它。我在1995年翻译过一本书，13个改变世界的男人。这个书里面就讲了比尔盖茨这些人。这些人虽然改变了世界，可是这些人跟我们今天谈的创新完全不再一个层面上，这些人完全是我们称为不需要外部激励的人，他自我激励。所以这个各个行业都有，但是我想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

　　所以我想我们更多的要关注在我们目前经济发展阶段上，我们的技术创新、我们科技起飞它的规律和特点，跟其他经济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实际上没有什么两样。实际上很多国家和地区他们在类似的发展阶段都有类似的过程。所以中国一点都不特别，中国基本上是在平均线上一个国家，所以一点都不离题。我们现在有很多言论，很多人认为中国要么是错的，做得对的地方也是错的。美国R&D已经3%、4%，中国才1.5%，所以中国要到4%，这是不同阶段，不能相比。现在科技最前沿的国家是哪些国家？一定是发达国家。你为什么不能想这样一个问题，你今天是发展中国家，人均GDP只有美国1/11，你的科技水平不可能接近或者超越美国。因为这些东西都是经济发展的内生的过程。苏联体制就想把它强加于这个国家，尽管国家很穷，但是我可以有科技上的制高点，这个我们已经我们已经有教训了，我们必须落在经济发展阶段上谈创新。

　　日本和东亚四小龙曾经走向科技创新国家的经验来看，中国做的几乎就是他们曾经做的东西，一模一样。尤其跟台湾非常相似。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像很多人所提的那样，我们就关起门来。人家总是拿韩国做例子，韩国就是一个教训，韩国汽车就是关起门来做，高度负债，政府大量补贴。所以97、98年韩国汽车受到的打击比任何一个国家都严重，而且他卖到美国的汽车不挣钱。我更看好台湾模式，更多利用外商投资、更多利用技术引进，可以拷贝、改进，逐步提高技术应用能力。中国做的几乎就是成功的国家和地区在技术赶超上面所走的这条路的翻版，所以也没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最后谈谈为什么要鼓励创新？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我们要有一个紧迫感。我们需要的不是自我激励型的创新活动，而是需要国家因势利导的激励政策和制度，来不断提升技术创新。在这个意义上讲制度建设目标我觉得不是让更多的人、更多的天才能够起来，而是让具有平均智商、平均教育水平的人能够起来。很多人我们引进这么多科研制度，可是我们扼杀了我们的创新能力，我不同意这个看法，因为如果是天才人物，你对这些制度是没有关系。但是你有制度就需要提高平均创新和研发能力，所以我们需要引进评价器，SCI、SSCI还是很重要，这些都是激励，他需要激励。天才人物不需要激励的。从这句话来讲，中国目前所做的制度建设，包括知识产权保护等等，所有这些东西我想它不是针对我有没有抑制或者扼杀创新能力，而是实际上在提升我们平均国家技术创新能力。所以亚洲模式，我觉得对中国非常相关，这也是世界上进入中等发达国家收入，唯一在技术创新上能够成功并且缩小发达国家差距的案例，而这些案例跟中国更相关。我们不能拿美国相比，相反东亚四小龙经验对我们更重要。

　　最后一分钟时间结束我的演讲，我放几个已有研究的几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关于R&D的，一个国家支出了多少用于研发经费很重要。这是不同国家和地区曾经经历过的。美国除了50年代有了一次大的起飞，跟国家战略有关系，总体上，半个世纪时间里这个比例没有多大变化。日本经历了一个上升期，R&D从1%不到到超越1%、2%，现在在3%左右。唯一特别案例是韩国，韩国用了更短时间增加R&D支出，台湾相对就比较平缓一点，所以韩国这个模式现在是有争议的，韩国从1%提升到2%，据说只用了7、8年，而更多国家用了20年时间，所以韩国这个模式是不是可以在中国复制，我是要打问号的。经济学家对韩国的模式实际是有批评意见的。但是从研发角度来讲，韩国确实经历了一个比较陡的上升期。中国大陆更像台湾这个模式，他比较平稳地，不是那么有急速的，但是逐步在增加，中国在20年前大概只有0.6%研发支出，现在已经过了1%，绝大部分国家经验显示，过了1%就到了经济起飞阶段。这个1%对应从中低收入到中高收入发展阶段。工业化程度达到这个水平，需要更多研发力度来支撑在国际上出口的竞争力。中国现在的做法跟东亚特别是跟台湾非常接近。中国现在唯一的，我们看到它的差距在什么地方？其实他人力上规模很大，中国培养700万大学生里面，理工科占了400万，人力资源、政府投入这些逐步在改善，具备了科技起飞条件，现在60%研发支出来自于企业部门，而不是来自于政府，现在唯一问题就是基础研究投入跟很多国家相比，我们基础研究比例在研发支出里面占比还是太低，这一个需要引起关注的事情。另外就是我们专利申请，尽管深圳在中国各大城市里面，专利申请量是全国第一，可是中国跟其他国家相比，这个差距比较大。中国在美国专利申请跟印度大概差不多。但是中国收入是印度的2倍以上。所以这个方面差距还是很大。

　　从科技创新角度来讲，我个人看法中国现在首要任务不是在制高点上做文章，而是迅速缩小跟发达国家科技创新差距，需要在平均水平上做文章，而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少数所谓天才型自主创新的事情上面，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