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在4日发表的评论文章中表示，虽然美国和欧洲拥有各自关注的问题，但两地区在债务增长、经济疲软、昂贵且无法改革的福利制度、对于未来的担忧、以及政治僵局等方面的共性已经超过了彼此的不同。作者认为美国和欧洲好似坐在同一条正在沉没的船上。

　　以下是该评论摘译：

　　华盛顿方面为债务上限展开争辩；布鲁塞尔则注视着债务深渊。但是两地基本的问题是相同的。美国和欧盟的公共财政都已失控，它们的政治体系都因运转不良而无法解决各自的问题。美国和欧洲坐在同一条正在下沉的船上。

　　美国和欧洲目前有关债务问题的辩论只关注自己，很少有人把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联系这两场危机的原因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在大西洋两岸，人们已经意识到危机前的经济增长是由危险的、不可持续的信贷繁荣推动的。处于美国危机中心的是房屋业主；在欧洲，制造问题的是希腊、意大利等利用低利率进行不可持续借贷的国家。

　　2008年金融危机和其后续影响对各国财政形成了重大打击，公共债务飙升。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美国，这一冲击都被人口压力放大；随着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口达到退休年龄，这些因素正在向预算施压。

　　最终，在大西洋两岸，经济危机正在使政治变得两极化，这种变化使为债务问题寻找理性解决方案变得更加困难。平民运动正在成长——无论是美国的茶党还是欧洲的正统芬兰人党(True Finns)。

　　人们并未能很快理解“欧洲和美国代表同一危机的两面”这一观点，原因是：大西洋两岸的精英人士多年来一直强调美国和欧洲模式的不同。我已经不记得在欧洲参加的多少次会议中，相关的辩论都在两个阵营中展开：一方希望实行美国式的“灵活劳动力市场”，另一方则在激烈地维护欧洲社会模式。欧洲的政治辩论与此相似：一方希望看到布鲁塞尔可以向华盛顿那样成为真正联邦的首都；另一方坚持认为像美国一样的欧洲是不可能建立的。美国和欧洲共同拥有的是一个信念——两地区在经济、政治、战略上是完全不同的，就如火星和水星这两个不同的星球。

　　美国的政治辩论仍就将欧洲的不同当作一个参考标准。有人指责奥巴马引进“欧洲式的社会主义”。一些左派人士则确实认为欧洲在一些方面强于美国——例如全民医保政策。

　　然而，两个地区所面临困境之间的相似处已经超过了他们的不同点——增长的债务、疲软的经济、越发昂贵且无法改革的福利制度、对于未来的担忧、以及政治僵局。

　　美国挣扎着控制医保成本，而欧洲领导人也在努力降低养老金和医保支出。许多欧洲人曾相信美国政治人士拥有巨大优势，因为他们拥有一个真正的联邦体制。一些人依旧认为长期稳定欧元的做法应该是转向基于美国式的“财政联邦制”(fiscal federalism)。然而，华盛顿此时的政治比布鲁塞尔还要混乱。就债务和支出进行严肃辩论似乎是不可能的(更别提真正解决这一问题了)，这使得“美国政治体系是欧洲的榜样”这一想法变得可笑。

　　诚然，大西洋两岸仍旧存在明显的分歧。美元拥有很强的公信力，而欧元的产生刚刚超过10年。阻碍欧洲体系的政治分歧是国与国之间的；但美国的相关辩论中却不存在希腊与德国间的严重隔阂。提高税收可能是解决债务问题的办法之一；这一观点在欧洲并不会引起广泛争论。但在美国，共和党对于增税的反对是其政治辩论的核心。

　　由于忙于各自的问题和不同，美国人与欧洲人尚未发现两场危机的联系。但世界其他地区的分析师更容易发现这种共同趋势。中国领导人和学者暗示，鉴于西方自己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他们应该停止“给中国上课”。(多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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