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MarketWatch专栏作家高德(Howard Gold)认为，美国经济的状况之所以迟迟得不到根本性的改善，是因为当前的局面与上世纪有巨大不同，当年的那些经济巨擘，弗里德曼和凯恩斯的方法都已经无法应对新的挑战了。

　　以下即高德的评论文章全文：

　　记得那是在2002年的11月，经济学界一些最鼎鼎大名的人物聚集在芝加哥大学，来庆祝他们当中最耀眼明星的九十岁生日，后者就是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影响深远的思想家。

　　当时的发言者中有一位是地方联储的总裁伯南克(Ben S. Bernanke)。在充满学者气息的讲话当中，他对弗里德曼的一个观点表示了赞同：当年的联储执行错误的紧缩货币政策，使得局面进一步恶化，这是造成大萧条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后，他在讲话中向弗里德曼与和他共同撰写经典名著《美国货币史》——前述观点正是最早在这部著作中提出——的施瓦茨(Anna Schwartz)表示了敬意：“我应该对米尔顿和安娜说……关于大萧条，你们是对的，事情是我们做的。我们感到非常遗憾，但是感谢你们，我们不会再犯一iyangd错误。”

　　伯南克说到做到。当金融危机和衰退再来，已经成为联储主席的伯南克忠实按照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剧本行事：他向金融提注入海量的流动性，让银行的口袋里填满储备，总之为了避免新的大收缩，他已经是无所不用其极。

　　自由派杂志《理性》(Reason)2009年就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伯南克所遵循的，完全是诺贝尔奖得主、自由主义传统主张者弗里德曼所倡导的衰退对抗模式。在‘货币主义’的旗帜下，集结了数以万亿美元计的资金……联储的一系列政策，被许多自由派觉得难以接受，但实际上这政策背后的推行者，却强调他的灵感主要是来自一位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自由派经济学家。”

　　与此同时，小布什总统和奥巴马总统所走的，却是另外一位传奇经济学家所指引的道路，后者就是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两个或者说两个半经济刺激一揽子计划当中，他们使用了凯恩斯主义的工具——直接的税务减免，临时性减税措施，增加失业保险，援助州和地方政府，建设基础设施——希望这些能够推动消费抬头，进而抵消私营部门需求大幅度缩水的消极影响。

　　政府为这些刺激计划花掉了近1万亿美元。联储将其储备增加了2万亿美元。现在距离雷曼兄弟的倒下已经三年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年速还不足3%，而官方失业率是9.1%——加上那些只能做兼职的，整体失业率会超过15%。

　　以前的学说

　　许多经济学家都相信，是前面所说的那些激进措施才最终防止了大萧条的重演。然而，所谓的复苏又是如此疲软，因此也就难怪公众当中许多人都觉得，其实我们从来不曾走出衰退。

　　事实是，即便弗里德曼和凯恩斯这样的巨匠大师，他们也在同样的地方遭遇了滑铁卢——一场至今没有复苏迹象的房市衰退，一场遏制成长的金融危机，以及一场在欧洲和美国都在愈来愈令人担心的债务危机。

　　我们所目睹的，是理论与现实的冲突。当这样的事情发生，无论理论有多么动听，多么有说服力，现实都会是最后的赢家。

　　Forecasts and Strategies投资通讯编辑斯库森(Mark Skousen)著述颇丰，其中就包括著名的《现代经济学的形成》。他的结论是：“这些方法并没有发挥过去曾经发挥过的作用。”

　　斯库森是一位自由市场主张者，FreedomFest研讨会的发起者。不过，他也不拘泥党派的立场，非常清楚他所研究的每一位经济学家的长处和短处。

　　他告诉我说，凯恩斯主义“每当危机出现都会回来。然而对于经济增长，这却不是很好的促进方法”。这一点1970年代的历史已经证明，当时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最终导致了滞胀局面。

　　凯恩斯相信，所谓衰退其实是需求不足的产物，因此，政府需要支出资金，才能让我们爬出大坑。至于政府的开支投向哪里，其实并不重要，可以是道路和桥梁，也可以是战争，甚至可以是金字塔，只要开支就好——当初凯恩斯就是这样向小罗斯福总统建议的。

　　包括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内，凯恩斯主义的热诚拥护者宣称，当前的问题在于，刺激计划的规模还不够大。克鲁格曼所建议的刺激规模，几乎相当于议会所通过者的两倍。

　　遗憾的是，奥巴马的刺激计划变成了巨大的一团混乱，包括没有人了解的减税，支付给州及地方政府的资金，只有大约三分之一是真正用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而很多人都相信，后者才是所有资金的唯一合适去处。当然不必说，这一计划又大大恶化了原本已经触目惊心的预算赤字的情况。

　　斯库森指出：“所有的研究都显示，支出乘数相对乏力的，大约也就是一两倍的样子。”换言之，我们在凯恩斯计划之下花掉的每一美元，最终也只能转化为一到两美元的收入。

　　不过，“货币乘数则要好一些，大约有三到四倍。”这就意味着，央行每向我们的经济注入亿美元，商业银行那里就会出现三到四美元。当然，前提是银行随后会将这些资金以贷款的形式发放给企业。

　　遗憾的是，房市还是如此疲软，消费开支还是如此脆弱，因此美国的企业家们总是迟迟不肯增加雇用人手。与此同时，银行并没有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他们还是宁可囤积现金，来满足更加严格的资本要求，而不是将款放出去。

　　于是乎，弗里德曼的理论相信这些资金会在经济当中流动起来，但现实却是，资金还静静躺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

　　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同时还削弱了美元汇率，并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食品和能源价格膨胀，而后者又进一步影响到国内的需求，因为消费者必须为自己日常消费的食品和能源花更多的钱。不错，股价是在上涨，但是这上涨的积极影响很大程度上都被房价的下跌所抵消了。

　　与此同时，技术革新也允许企业在不增加人手的情况下增加产出。全球化还在持续将美国的就业机会转向海外，这一点在跨国企业身上体现得至为明显。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政府几十上百年来一直在使用的那些工具，到了今天偏偏就失效了——其中还包括供给面的减税，后者也没有在2000年代推动国内生产总值或者是就业的增长。

　　加拿大方式

　　斯库森的建议是考虑一个对企业更加有利的税务及监管系统重组，就像加拿大在1990年代中期所做的那样。斯库森回顾道：“他们削减了一切，政府在国内生产总值当中所占的比重从53%一路降低到了39%。”这样做的结果是，他们获得了长达十一年的平衡预算，失业率比美国低，哪怕是衰退，局面也比美国温和。

　　这些理念当中颇有一些是值得尝试的，但是加拿大的人口只有美国的大约十分之一，而且银行监管要比美国更加严格，他们还是一个巨大的能源和大宗商品出口国，而且已经有了一个政府支撑的医保体系。

　　或许，我们银行保险柜中闲置的那些资金最终会开始流通到经济体系之内，证明弗里德曼的正确。不过，更加可能的结果是，我们将处于一个漫长的无能为力的时期当中，政府的任何作为都解决不了问题。

　　斯库森强调：“货币政策也不是免费的午餐。”当然，财政政策也不是。对很多人而言，这都意味着未来一段日子不会好过。

　　或许，在有些地方，有些足够天才的经济学家会找到新的方法来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如果有人能够做到，绝对配得上诺贝尔奖的荣誉。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真正走出那些二十世纪伟大思想家的阴影——无论是弗里德曼还是凯恩斯，他们其实都已经过时了。(紫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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