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评级下调：或许是凯恩斯主义经济的终结

　　JohnGreenwood 景顺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上周五(8月5日)标普将美国国债的长期评级从AAA下调至AA+，基于两个理由：

　　首先，美国政府未能承诺在长期稳定其债务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标普认为，“民主党和共和党所达成的减赤协议不足以稳定政府的中期债务问题”。也即，国会提出的在到2021年前的未来10年削减2.4万亿(或者是2.1万亿)美元的支出并不足以降低债务比例继续恶化的风险。

　　第二，过去几周，两党在最后时刻方达成协议提高债务上限的政治博弈过程转令人对未来美国财政整固的能力感到悲观。正如标普指出的，“未来短期内的进展，包括公共支出的增长，特别是政府补贴或者是提高财政收入的协议，将低于我们原先的预期，并且仍将是充满争议和不确定的过程”。过去几个月的政治游戏使得“美国的治理和政策制定的…稳定性、有效性和可预测性都受到了损害”。

　　为了更好的理解这个历史意义重大的事件，我们来回顾一些历史。作为二战的产物，钉住美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实行的65年中，发生了上百次衰退和个别经济体、货币或国家的严重危机。这些严重的危机涉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几乎每次危机的原因都可归结为危机前，私人部门的信贷或公共部门债务的过度扩张。这些案例往往——当然也不总是——伴随着货币量的快速增长，并因而导致通胀。

　　政客和中央银行家的解决方法要么是通过促进消费来摆脱衰退，要么是通过货币贬值重获出口竞争力和增长。多数情况下，这些方法通过救赎机制只是把私人部门的“痛苦”——过度借贷和过度消费的银行或公司或居民——转移到了政府。其结果就是一个接一个的国家的公共和私人部门的债务占比不断升高。以美国为例，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债务占比的合计从20世纪50末的约140%慢慢升至1980年的160%，然后在接下来的三十年快速上升到2009年的379%。欧洲的许多国家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

　　自2008年-2009年的信贷危机以来，美国私人部门一直在经历去杠杆化，但效果被联邦政府为了财政刺激而融资的杠杆化所抵消。自2009年初的衰退以来，美国居民负债从GDP的98%下降到88%，金融部门负债则从121%下降到94%。公司部门负债基本不变，保持为GDP的49%。然而与此同时，巨额的政府债务在已有的私人部门债务的基础上堆积起来，达到GDP的80%。结果就是非金融部门债务实际上并没有下降，而是维持在约242%的水平。

　　为了解决08-09年的危机，欧美的政客和政策制定者们使用了老办法：加大借贷和支出，以期启动私人部门的增长，进而带动GDP的增长和政府税收的恢复。在过去，中央银行随时可以在必要时开动印钞机来支持支出。这种凯恩斯主义的方法见效了，因而他们认为这种方法应该继续奏效。

　　但是凯恩斯主义方法有一个缺陷。它忽略了私人和公共部门资产负债表的恶化。以上的振兴方法仅在私人和政府债务相对年收入比较低或者债务可以被减值或免除时才奏效。而现在，私人部门和政府已经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并且美国和欧洲都不能公开的减值债务，此时，这种机制就“卡壳”了。

　　一方面，在资产负债表得到修复前，居民和公司部门不愿意消费，银行不愿意贷款；另一方面，缺乏自制力的政府越来越显得缺乏可信度——即使对于那些获得政府贷款或投资的团体来说。

　　因而经济的复苏停滞了，投资者对于贷款给财务状况不佳的政府要求有更高的风险溢价(更高的收益率)。

　　事实上，欧美政府已经将他们的信用卡“刷爆”了。凯恩斯主义的“灵药”走到了穷途末路，是时候寻找一种不同的、更可持续的解决办法了。

　　标普实际上是在建议个人和机构投资者不要再贷款给美国联邦政府。过度的政府支出——在福利、医疗、交通、军事、警务、司法、管制和无数其它看上去合理的理由上——导致了每年GDP的10%的巨额赤字。这些赤字累积到政府负债上，而债务已经触及到危险的水平上。这是不可持续的。标普告诉美国政府应该控制其长期支出计划，重塑其财务状况，然后标普才会考虑建议投资者以更好的条件借贷给美国政府。在那之前，下调评级可能导致美国政府向国内和国外投资者长期借款成本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