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互动：李迅雷称贫富差距加大很难避免

　　新浪财经讯 由中欧和华安基金共同举办的“2011中欧-华安锐智沙龙”将于9月17日在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举行。图为专场讨论与问答环节。

　　以下是讨论实录：

　　提问：我想问国泰君安的李总，刚才李总提到奢侈品更有投资价值，这是不是收入分配拉大的表现，当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如果收入分配继续加大会走入死循环，像拉美国家一样，不知道李总对这个观点怎么看？

　　李迅雷：奢侈品确实是反映了我们目前贫富差距很明显的标志，杨总也讲到石油价格跟黄金价格有一个比价关系，我也是在研究当中发现，中华香烟和茅台酒也有一个稳定的比价关系，是20倍左右，无论在比较贫困的时候还是富裕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个比价关系。说明需求不是由于成本决定，而是由市场需求决定。

　　这个贫富差距的加大是我们经济高速增长当中很难避免的现象，现在应该会处于一种收敛阶段，但是这个收敛阶段一两年看不出来，再过几年可能迹象会比较明显。如果你要收敛的话，不是通过收入分配决定，可能通过资产价格泡沫破裂，经济硬着陆，都会导致收入的收敛。我也专门看了一下，我们目前国家统计局在2004年以后没有公布基尼系数，没有公布就说明没有，现在大概是0.5左右，0.4以上大家知道已经达到一个警戒线水平，所以现在我觉得社会稳定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这方面政府也充分意识到了。但中国的基尼系数跟我们经济学理论上讲的0.4不一定一样，有一个学者他做过研究，中国的基尼系数0.45是一个警戒线，这个我觉得中国会不会出现拉美的情况，很难预料，但是我相信中国本身，我觉得能力，政府的调控能力应该会比拉美国家更强一些。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经济，我们的社会发展不可能像过去10年一样这么平稳，这里面会有一些波折，但是波折本身会超预期。无论是好的波折还是不好的波折，最终结果我还是比较有信心，通过波动来寻求平衡，通过波动来达到收敛。

　　提问：我来自华安基金的，我有两个小问题问一下陈总，两年前曾经看过您的一篇文章，外资向右，中资向左，问一下现在目前来讲股权投资基金结构也非常多，您对道路选择是什么样的看法？第二个小问题，现在我和很多产业机构做业务交流过程中，他们原先不关注二级市场，现在也逐渐关注二级，你对未来二级市场风险怎么看待？

　　陈玮：我05年前我讲我们这个行业人民币基金是全行业亏损的，人民币基金到现在还没有走完一个循环，2005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从03年之后美元基金一直在中国挣了很多钱，在目前情况下，我们这碗饭挺不好吃了，人民币好了都来做人民币了，外资的这种经验和专业化目前在中国还是老师级的，现在外资基金正在和人民币基金融合，资本市场对PE指导作用实际上就一句话投资，在PE低的地方投资，在PE高的地方退出。现在长期看如果不出意外，资本市场一定和经济相关，中国经济不太坏，中国资本市场有些问题，外资和内资在融合，在投资方式和策略上有所区别。人民币确实比较乱，各种各样类型都有，但是这个东西我相信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是这样，最后会有一个循序整合的过程。

　　我们有一个信号，现在有很多股票解禁，我们也关注二级市场，我们做投资的时候有一个导向，资本市场的估值给哪个行业高，我们就会关注这些行业。第二，这个企业还是企业本身，如果这个企业每年有5%的增长我想二级市场一样会有好的收益。中国的市场确实是一个比较奇怪的市场，相当于现在我们做PE，你看到我们现在都挣钱，很快你会看到PE不挣钱，太多人进入这个行业，中国人喜欢一说白菜好，然后都买白菜。冷静的投资者应该有一个冷静的思维做，我们原来做过调查，在中国市盈率比较差的时候做的投资挣比较多的钱。

　　提问：现在中小板加创业板上千家，不一定从二级市场股价反映，您觉得哪些类型的公司会胜出，更有投资价值？

　　陈玮：我们做投资，做创业企业我们可以看得到，中国人真的很可怕，有很多优秀的人，他们的思维，他们掌握的技术，这是好东西。你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今年创业板比较难，原来有3千万，创业板原来我经常说中国资本市场很奇怪，不是最好的企业上市，中国企业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市是问题最少的，企业你说他不好每年也都在挣钱，真正的好企业它真的有爆发性成长的企业，或者说非常巨大的成长空间的企业原来不多。有些行业我们自己觉得比较好，消费品，中国现在这样的市场未来会出现比较大的机会，第二个是生物医药，美国很多认证的药马上到期了，到今年和明年马上就到期，这些企业一定会到中国来，这些行业未来会有几亿利润的企业上市。还有我们要关注，中国在资本市场最缺乏的就是互联网，IT，包括和移动互联网相关的企业，未来中国会非常大，中国已经出现5亿互联网的网，我觉得未来在中国这样的机会还会有一些。

　　提问：我向上海期货交易所杨总提一个问题，你刚才提到基金业金融期货以后对商品价值有影响，现在进入物流环节，对大宗商品期货投资有什么影响？

　　陈玮：有什么影响呢，市场他今后逐步会发生的，和我们观察的问题，他只要是合法的去经营，去参与，这个我想没有什么问题。作为交易所，我们观察市场的情况，都是希望市场都是在合规的运作。我看到国际市场上有这方面的案例。目前中国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我说的是国际市场的情况。

　　提问：我是中欧陆家嘴研究院的研究员，最近有媒体披露意大利官方有跟中投接触，希望中国去买意大利的国债，你对此有何看法？

　　李迅雷：这个也是传闻，作为我本人推测来讲可能性不大，首先一点，中国有很大的舆论压力，已经是两年4万亿的投资，大家已经有很多批评意见了，觉得钱没有用好，导致地方债大幅增加，现在把钱如果去投有风险的地方，首先我觉得中国有能力去拯救意大利，但是这样一种行为对国内的老百姓来讲可能有很多反对意见，你何苦引火烧身，不管你现在买意大利的债券作为风险投资还是值得的，以后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收获，但是至少从舆论上讲这样投可能不完全是一个纯经济的原因。

　　提问：我问杨总一个问题，我在社科院金融所的时候，我们搞社科金融，我们接到中央一个问题，我们发现三分之二不是基本面，不是供求的，跟生产，冶炼这些都没有关系，说明这事很复杂，刚开始我看到您讲的，不知道咱们这边有没有具体的研究，我想问的具体问题是电力期货这一块，国内是怎么考虑的？

　　杨迈军：电力期货在世界上有一些国家有，巴西有，我们也在进行一些研究，但是现在感觉还是不太成熟，可能跟我们国家电力市场，现货市场的情况有一些关系。因为期货市场要能够很好组织起来，他最基本的条件就是供求关系受到垄断或者是非市场化的因素的影响越小，越好，这样可能越容易形成比较好的交易，大家来做也才有意思。可能在这些方面需要研究和等待这方面条件的成熟。

　　提问：我来自中欧陆家嘴的研究员，我问一下杨总经理，目前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很活跃，从官方态度，虽然没有名面上放开，政策上也比较放开，我们期货市场经过97、98年整顿之后才形成四家期货交易所，我想问一下这会对交易所有什么冲击，是不是回到治理整顿之前的状态？

　　杨迈军：现有四家期货交易所依照国务院期货管理条例，由证监会来监管，至于其他的市场他们的情况可能错综复杂，我也听说了可能国家有关部委正在研究，可能会做一些清理和整顿，这方面具体的情况还不是特别清楚。谢谢！

　　提问：我想问一下，从源头上来说铁矿石这一块期货会不会有进一步动作，像中高铁反对指数化还是用溢价来确定铁矿石价格，杨总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杨迈军：这方面问题我们也在研究，但是也是同样不是很成熟，因为要经营期货交易他一般有一个比较基本的条件，他的规模，他的量要足够大。另外一个重要的条件，它的标准化，它的质量，它各方面的标准比较容易界定才好进行交易。特别是商品期货它要有实物交割的，商品的标准化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铁矿石能不能做成期货，可能有很多方面的问题，但是至少我觉得在它的标准化方面可能需要研究的问题。

　　提问：我想问李老师一个问题，再问陈总一个问题。今天我们论坛的主题是寻找改革新动力，现在听下来，包括国内外学者对经济形势不是很乐观，甚至很悲观，不管是中期还是中长期都是对中国经济未来是比较悲观的，包括上午李剑阁也说到怎么寻找新的前景，他也提到改革，改革的出口在什么地方，是不是李老师从经济学家的角度谈谈你的看法？

　　另外一个问题问一下陈总，您刚才说到20%资金投早期项目，谈到中国风险投资当中对商业模式投资是比较少的，您刚才说到对互联网和移动互联方面比较感兴趣，你们目前投资当中早期项目到底是什么样的企业，是种子期吗，早期项目风险比较大，你们如何控制风险？

　　李迅雷：也是谈谈个人不成熟的看法，因为改革对中国来讲连温总理都提过，在公众场合提过要搞政治体制改革，像他这样一个总理级的人物都呼吁搞政治体制改革，我们要搞经济体制改革也是理所当然。为什么迟迟不能够改，我们可能在指责有关部委不作为，不积极，但是我们如果从全球的角度看，你会发现欧洲也一样，美国也一样，也都不愿意改革，这可能就是因为改革有成本的。拖延改革的话，可以减少一些看得见的成本，增加一些市场经济的确定性。我觉得不改革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更加宏观的讲，我们从第二世界大战之后进入和平时期，以前所谓的彻底改革就是战争，像一些不是太彻底的改革，这从二战以后多多少少都有的，像40年以前的布雷吨森林体系的倒闭，最后也引发一些改革，到后来拉美的债务危机，往往改革都是由危机来出发的，中国现在改革的动力不够足，我前面讲了中国存在的七大困境，这也会触动改革。所以我觉得中国至上而下的改革不是太成熟。我比较不主张的是顶层设计，顶层设计讲的逻辑非常好，改革一定要系统有步骤，但是往往很多改革不是你设计出来的，往往从下面一个事件发生之后推动出来的。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或者是中国，都在慢慢至下而上推动改革，这个时间应该还是会在今后几年当中会发生的，发生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只有至下而上的倒逼，导致市场经济很多不确定性，这样一个不确定性产生之后才能够改变大家的预期，对中国经济，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只要是改革或者是硬着陆，都会让中国的投资者有一个好的预期。

　　陈玮：我也回答一下最后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我已经讲了一下中国PE，到底有多少人做天使，有多少人做中后期投资很难讲的清楚，我们在RP协议里面20%做早期，40%做中期，40做IPO，我们在做的时候天使不多，大部分都是魔鬼。早期项目失败率比较高，从以前工作经历加上现在工作经历，早期项目收益率是超过PE的，我们早的有特别早的，我们今年投了一个摩托摩拉研究部的主管，他创办了触摸屏，早期项目失败率也比较高，投早期项目比较难的是第一步你看他技术行业，关键这个人，这个团队他整合能力，中国人很讲究人的作用，他要是领袖级的人物可以把很好的人吸引过来。像互联网新的商业模式是用钱烧出来的，投资互联网确实有很大爆炸性，但是它是万里挑一，没有很好的专业眼光比较难。我们做的时候相对谨慎，大部分早期项目是投已经有企业，技术已经出来，或者产品经过终试产品没有钱，他已经有一个基本的商业结构，我们才会放钱进去。对早期项目，我们主要是看自己的判断，排脑袋成分也比较大，我们看好这个人，看好这个行业，一般会去冒这样的险，VC30%的成功率对基金来说不错了，情况好一个项目出来把几个项目的钱都挣回来了。这种尝试性的投资，尤其在经济蓬勃发展大时代背景下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收益。我们现在会看到，相信明后年特别专业性的基金出现，像一些医药，能源，包括新材料，环保节能技术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