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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论坛二:金融体制开拓(实录)

http://msn.finance.sina.com.cn 2011-10-25 12:03 来源: 新浪财经
“2011清华管理全球论坛”于2011年10月25日在清华大学举行。上图为主题论坛二:金融体制开拓。(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2011清华管理全球论坛”于2011年10月25日在清华大学举行。上图为主题论坛二:金融体制开拓。(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2011清华管理全球论坛”于2011年10月25日在清华大学举行。上图为主题论坛二:金融体制开拓。

  以下为论坛实录:

  郦金梁: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金融体制开拓这部分的论坛。我是郦金梁教授。我非常荣幸主持这部分的讨论。首先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尊敬的各位嘉宾。他们在银行业保险业以及证券业全球的领军者。右边是约瑟夫·戴斯先生,瑞士联邦的前总裁现在是国际咨询委员会的副主席,还有亨利·德·卡斯特先生,还有莫里斯·格林伯格先生,是AIG前任董事长。还有朱云来先生。欢迎各位尊敬的来宾,欢迎大家。我还要提一下,亨利·德·卡斯特和莫里斯·格林伯格先生都是我们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的委员。中国过去三十年体制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金融我们有四个监管机构,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可能和西方的体系和做法有所不头。我们在座的各位嘉宾,将会讨论一下金融行业东西方之间的体系未来的发展是怎么样的?从约瑟夫·戴斯先生开始,瑞士的银行业非常的著名,您也是瑞士非常大的银行的总裁。我想问一下,您认为瑞士的银行业它的成功的一个因素是什么?同时您认为在我们的机构能力与各种金融产品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以及它对中国有什么样的影响,谢谢。

  约瑟夫·戴斯:女士们,先生们,我非常高兴能够来到这里,来到中国。我觉得作为联合国的联大,我是刚刚卸任联合国联大的主席。我们联合国联大刚刚结束的会议中,谈到了全球治理的问题。约翰·桑顿教授刚才是谈到了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互补性的问题。当然了,除此之外,和其他的全球的伙伴也都有这样的互补的关系。我们怎么样能够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建立一个好的战略。因为各个国家都是想保护自己的主权,因为我们联合国宪章里面谈到,首先要保护各国的主权。但是各个不同主权国家面临共同的挑战。比如全球气侯变暖,还有金融关系。如果我们看到全球的主权国家他们的共同的利益,如果说各个国家坚持为各自利益冲突斗争的话,克服共同的挑战非常的困难了。这在欧洲和全球来看都是治理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找到各国共同的一个战略。使得我们能够让金融能够为经济服务,如果您问我有关瑞士的问题,我给您讲一个小的故事。就是有关瑞士法郎。很多瑞士都不知道瑞士法郎是从哪里来的。是1848年,超过160年前,瑞士当时是我们建立起了瑞士联邦。那个时候我们有600种不同的货币在流通。但是,我们因此需要把所有的货币进行一个统一。但是,您所不知道的就是,我们的瑞士法郎实际是法国法郎的一种。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足够建立我们自己的货币,所以我们就说我们干脆就照着法国的法郎一样建立我们的瑞士法郎。当时是金本位的货币,按照法国法郎的制度建立起来的。1865年,瑞士和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希腊我们建立起了货币监管联盟。我们有里拉、瑞士法郎,法国法郎,比利时法郎,当时是五种货币,现在只有瑞士法郎,其余都是欧元了。我不知道瑞士货币政策战略是否是正确的。我觉得瑞士要进入欧盟主要的货币区是否是好的战略?因为我们60%的进口和出口都是以欧元结算的。我觉得我们在过去十年中,我们做事的原则,就是瑞士的货币,为什么这么强劲呢?第一个我们希望有一个独立的中央银行。它有清楚的宪章,还有清楚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要保持我们货币的币值的稳定,没有其他的目标。

  第二个我们是要保证我们市场的规则。确保我们有灵活的货币的汇率,同时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第三个强劲的银行业的立法监管。你不能说货币强劲,银行强劲,而我们的监管不强劲,这是不可能的。监管并不是说我们要加入到这个机构的委员会中去做董事长,而是建立一个好的框架。

  第四个就是我们有非常严格的反洗钱的法律。我们不仅仅不希望有脏的钱,同时我们也不希望把这些钱还给那些不干净的主人。同时我们有26个成员联邦,只有一个货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确保每一个成员中都要对他们各自的预算负责,只有这样,我们整个的货币才会稳定。

  在我们议会我们有一个负债倒闭的法案。如果一个联邦州或者是整个联邦如果它的预算超过了它的税收某个比例的话,就必须要削减自己的开支。他们是不允许这个举债能够达到某个上限。我们在瑞士有举债的上限的,所以说我们举债上限和美国、希腊是不同的。我们有很长的银行业的实践和教育的传统。我们的自然资源只有石头和水。我们在服务业方面是有很多的机会。我们在制造业方面没有太多的机会。中国也是这样的,中国社会的未来就是服务业。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在过去瑞士也发生的这些情况。现在瑞士75%的就业来自于服务业。只有24%来自制造业。如果大家看工作的种类的话,绝大部分种类都是更加的智能化。现在更多是依赖于电脑,而不仅仅是手工制作。同时我们还要有税收人他们的道德水准。我们不仅仅有税收的规则,同时要确保我们纳税人有纳税的意愿。我们系统面临着挑战。我们是非常专业化的一个服务的产业。我们的银行业还有我们的保险业占GDP整个的40%。非常的重要。

  第二个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我们在这个国家经济发展非常的快速。我们的货币是占有很大优势,在过去两个月里面,我们出口行业大概下降了20%。由于这样的缺口,必须要在生产力方面做一些调整。另外一个,我们总共有七百万的人口,可以说我们国内的市场是渺小的。从货币的角度来讲,我们的瑞士法郎和欧盟以及美元之间的汇率,可以说对我们国内的市场有很大的影响。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两个非常大的银行在他们资产负债表里面,是GDP的4倍。所以在这样小的国家里面,怎么样能够承载这么大规模的企业呢?从我们很多的合作的相关的国家,刚才提到的贸易,也提到过我们必须进一步推动多边的贸易体系,不是自贸区的发展。但是如果多边的贸易没有办法取得成功的话,必须要关注你的利益,比如短期的利益。

  所以这个时候相比保护主义来说,自由贸易区还是比较好的选择。另外一点,作为一个保险公司的代表,这里有一点银行和保险行业之间存在着一个风险。这里主要是存在系统性的风险,主要存在银行的行业里边。保险以及被保险人也可能存在这样的风险。

  郦金梁:非常感谢。AIG可以说是最大型的保险的行业,您在非常大型的保险公司的领导方面有什么样的经验呢?

  莫里斯·格林伯格:您是想探讨监管还是产品?在美国我们的监管的保险方面的程序是各个州自己做的。每个州都有自己的相关的规章制度,必须遵守各州的制度。对新的企业来说,来到美国的话,每个州都要去申请,符合各个州的要求。当然肯定会适应的,也会适应这样的一个过程。有一些公司可能是区域性的,有一些可能是全国性的企业。金融危机之后发生的事情,从国际角度来讲,各国发生了状况。AIG在130多个国家有业务,比如怎么样理解在130个国家开展业务?要花很多的时间。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开发人才,要了解各国的法律和规章制度,各国的文化,这样才能更好的在各国开展业务,我们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建立起了这么大的企业,的确有一些变化。美国体系它的好处,就是说你可以进行很多的创新。你可以推出很多新的产品,对公司来说,他们知道必须要根据不断变化的社会的需求开发出新的保险产品。随着企业走向全球化,他们也是根据不同的趋势开发不同新的产品。并不是每一个公司都是成功的,要花时间才能了解怎么样在全球开展业务。不仅仅是监管方面花时间,同时要了解这些国家的习俗、传统文化,这样才能很好的进行调整,取得成功。现在在整个监管过程中,从2007年衰退以来,在监管这个领域,出现了一系列的重大的变革,包括在欧洲和美国都是如此。在美国之前很多的问题,都是在发生之后进行一些诊断。比如说我们国会通过了法案。之前很多国会相关的委员会也做了相应的研究,通过研究过去已经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实际上在金融服务,不仅仅保险行业这块,他们希望推出一些限制性的措施来避免未来得垄断的行为。这样的一些规则,大概可能会有一百多页。这些规则正在准备的过程中,目前大家也是感到,不知道,无所适从,不知道这个法案对于我们的企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现在欧洲巴萨尔三协议也界定了在各个不同的金融行业,以及行业中法定资本金的需求。如果能够符合资本的要求,你们对净资产的回报,就会大概下降5%左右,就是巴萨尔三有更高的资本的需求。实际对于这样的企业,如果说你的净资产的回报率,比如说是很低的水平,一下子下降5%的话,很多人不愿意投资到这样的行业中。现在很多相关的讨论希望能够去减缓巴萨尔三新资本的要求对这个企业的影响。实际上出现了衰退之后,对保险行业来说他并没有太大的经济问题,并不是保险行业带来了经济的衰退问题,如何国家都不是如此。这些限制性的措施,实际用错地方了。我也希望在这样的辩论中,随着辩论不断的进展,能够以更加中庸的方式对保险行业进行监管。基本上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再讨论。

  郦金梁:你是把AIG发展成为了全球最大的保险。

  莫里斯·格林伯格:我是和我的团队一起做的。

  郦金梁:2005年之后,公司面临金融方面的问题和难处,可不可以评估一下,从2005年之后机构的变革呢?从另外的角度来讲是由于领导力的问题吗?还是机制体制方面带来的问题呢?

  莫里斯·格林伯格:我觉得有很多方面,首先我一本书里面,这本书应该是明年的9月份会出版。我们在纽约州有一个检察官。检查总长也希望能够成为州的州长,他正在竞选。他将注意力集中到了华尔街。他希望能够获得一些比如大的富人的支持,能够进一步提高他的影响力。AIG在2000年做了正确的交易,法院也是这么说的。但是检查总长他说,他威胁如果我不从CEO的位置退休的话,他要把这个公司告上法庭。目前我们也在面临着这样的压力,所以我就离开了那个公司。但是,当时的计划是说,我应该在年会上,从CEO职位上退职,担任执行主席,我也希望担任执行的董事长,能看到新的管理层做的怎么样,做的好的话,我从执行董事的位置上退下来。但是因为检查总长给了我很多的压力,我没有办法按照这个去走。他成为了州长,我之后不得不卸职了。

  不管怎么样,一个保险的CEO是首席的风险官员,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对于CEO来说,必须要了解这个风险,因为保险就是风险的行业,你就是首席的风险官员。在AIG我们有很好的企业风险管理体系,涉及到市场和信贷风险,涉及到业务中的方方面面。我们每个星期一早上会开风险大会。探讨过去一周的风险,我们会知道我们的承担的风险在哪里,我们AIG不仅仅是保险公司,也有金融服务,商业服务,也是最大航空租赁的公司。所以我们也有很多方面的业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有资本,有3A的评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整个金融行业服务过程中,3A评级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可以利用3A的评级。比如我们有AIG金融产品,这个公司开始几年之前建立起来的。我走之前,我们金融产品的利润达到70亿美元作用。这个并没有特别多需要我们新的资本,已经自己发展起来了。我们能做什么和不做什么,还是受到监管的限制。

  调息这块,我们可能有一些问题,但是次贷危机我们并没有做成效的工作。我离开之前,我的同事也在这里,我在3月份从AIG离开到年底的时候,9个月出现更多的信贷的违约。我们也做了大量的信贷违约的调息,在风险领域,我离开之后,我们风险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有一系列相关的故事,当时的CEO(音)马丁并没有特别的关注风险的领域,当时也将这个问题报告给了董事会。有一个问题我想探讨一下。怎么样和董事会打交道的问题。董事会并不关注这样的问题,可以说在错误的时间发生了错误的事情。

  同时政府对待AIG的方式比较奇怪。他们并没有给我们的银行的控股公司一个机会,他们没有给相关的银行控股公司以许可证,他们没有这么去做。他们给了AIG一个850亿美元的贷款,其中利息是14.5%,而且获取了AIG大概一半的股权。他们从AIG所获得的财富是不可能去支付14.5%的利息的。政府是利用了AIG850亿的美元来为其他的金融机构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援助。在那个时候,我们的市场没有任何的交易,没有任何的价值发现。所有的交易商他们CDR,他们的价格都是不同的。他可能是从面值的30%—60%都有。在这种情况下,AIG我们要为很多的金融机构来支付这样的一个价值。所以AIG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和其他人的看法非常不同,我觉得这是非常错误的。如果这是发生在另外一个国家的话,华盛顿可能会拍着桌子叫起来,也不会提供这样的补偿的,我觉得是这样的做法。

  郦金梁:谢谢。现在看看,在中国的保险行业的看法,亨利·德·卡斯特先生,您一直是全球领先的公司,又一直进行一些试点。您能不能谈一谈,安盛集团对于中国保险业的投资。

  亨利·德·卡斯特:中国保险在过去二十年发展的很成功的如果看保险的基本信息,保险应该通过允许我们来承担已知的这些风险为社会作出贡献。如果说我们承担了这些风险,我们可以加速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帮助我们为经济提供更多的资金,因为它能够聚集更多的资产。因为通过计算风险,把更多资产集中起来进行投资。如果看保险的行业,这个行业成功与否,就要看是否满足了目标。中国的保险行业在过去二十年成就的话,我觉得还是非常成功的。因为从经济观点来看,成功主要是我们在其他地方中国目前保险的监管非常高效率。同时中国保险业增长速度比全球高两倍,每年20%—22%,是非常令人吃惊的。

  中国不仅仅是在时尚行业,同时在保险行业发展的非常快。保险业首先就是满足人民的需求。当人民在发展过程中有这样保险的需求。在满足需求这方面,中国保险业是成功的。

  同时,我们看如果在全球的范围内,虽然我们的市场像中国人寿还有平安以市值来说成为全球最大的保险公司之一,成为全球保险业参与之一。到底中国的保险监管是否足够呢?我想说,刚才的这位演讲者说道,我们现在不断的发展新的产品,可能会在核算新的风险,我们对新的风险会有些过度的估计。美国的监管体制也不是很有效率。因为像莫里斯·格林伯格先生所说的,非常分散的监管机构,没有办法监管整个总体的风险。也造成了AIG的一些问题。

  中国的监管体系还是比较有效的。这是不是表明中国的保险就没有风险,没有问题呢?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是没有风险的,因此一定是有风险的。我们有些风险是没有,比如一定会死亡,一定没有风险,大家都不想看到自己死去的那一天。我们销售的是对未来的风险,要满足这个承诺,但是由于发展的速度过快,就会产生一些问题。目前现在是可以管理的,但是经验告诉我们,可能在未来会造成问题。

  第二个就是我们保险储备金不足够。之所以造成现在的保险业目前和未来有问题,特别是提供公共保险的这些企业,他们如果没有足够的储备金的话,现在的储备金不足的问题,现在可能不会产生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经济出现了放缓,储备金不足的问题就会导致很多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特别是在我们的寿险行业,你想吸引你的顾客,给他们带来很好的回报,但是有的时候,你的承诺如果过高的话,你可能就会进行高风险的投资。而风险的溢价有时候会造成损失过高的损失。所以也要进行非常密切的监管。目前为止,中国过去二十年保险业的监管很高效的。展望未来,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在考虑金融监管的时候,我们要确保保证金融行业的稳定。

  由于有最近的动荡,我们更加的需要稳定。我不仅仅是针对中国,我觉得中国目前做的不错的。从其他的国家来看,他们有一个倾向,把金融界的统一可能会带来一致性。金融界的一致性可能会带来稳定。其实是错的。金融界的稳定是需要分散性,需要多元化。如果需要分散化的话,需要好的生态环境,才有来自不同行业背景,有不同才能的人加入金融行业中。如果让所有人都采用同一个模型的话,我们的所谓的欧美的世界,肯定是用欧美世界的模型,就会产生群体效应。一方面如果我们在整个增长过程中,要降低波动性,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强迫所有人进入到了同一个模型,这种情况,我们是正好做的相反,我们是要加大了它的波动性。所以我们的金融行业中一定确保多元性,分散性,这点非常的重要。

  刚才说到的保险,自己的性质之一,就是他是社会的稳定性。因为它会吸收我们现在的风险,并且在长期提供一个稳定性的作用。

  郦金梁:谢谢。您谈到了简单的单一的监管模式对中国不适用的。在过去二十年中保险业有长足的发展。证券业也有长足的发展。朱先生,中国的证券行业,从无到有,从二十年前发展起来的,您个人也是对这个成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的。现在中国的证券行业与我们的经济相比,它的规模仍然是较小的,能不能简单的介绍一下,目前中国证券行业进行的改革,以及市场政策方面可能进行的一些创新?

  朱云来:我想说中国的证券行业,一直就像您说的在过去二十年中发展的非常快。特别是在过去十年中,我们看到这方面有很多的进步。特别是在过去十五年中,我们是有大量的进步。您也谈到了整个的证券行业目前来说,与我们的商业银行体系来讲,我们证券行业的规模仍然比较小。我觉得现在我们面对着这个全球的金融危机和这些变革,我们整个的商业银行,还有我们的证券行业,这两个行业内部面临很多的问题。我们要系统性的考虑这些问题。其中一些问题,几位演讲者都提到了。当然了,我们在过去的体系中,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但是在中国我们还需要考虑一些前瞻性的问题,特别是在中国的证券行业。有很多的监管的法规,有的是有必要的,有的是不必要的。目前不够开放,使得我们在前进路上遇到了一些阻碍。

  我们的监管和创新之间总是存在着一些问题,还有风险管理。政府它不能够取代行业的作用,行业必须要做自己的工作。当然了,政府它可以设定一个合理的框架,可以不停的去修改和回顾这个框架,这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全球正在改变,经济也正在调整的过程中。现在可能我们的政府经常会使用银行去解决所有的问题,大家可以想想,在过去三年中,最大的经济危机中,我们整个的贷款是增加了60%,甚至超过了60%,就是在三年时间内。的确非常令人震惊。

  郦金梁:这个理由在哪里?为什么这么做?

  朱云来:投资有多大的潜力,在面对经济改革的时候,你是需要你的金融市场的工具来帮助我们进行相关的调整。比如说,我们现在中小企业仍然面临着贷款的问题。私营企业的贷款问题,这就是其中的一个问题。我们希望能够改进目前的这个体系,使得他们能够为这些企业提供相关的信贷的服务。但是现在问题是,你到底贷出的是谁的钱?是储户的钱。如果没有足够的补偿,不可能用储户的钱冒险的。到底是不是正确的投资,是不能正确的贷款呢?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开放我们的金融的创新。

  某种角度来讲,我们也希望这个行业能够开发出更多的产品和服务,能够适合企业的需求,满足企业金融服务。在经济危机以及发展的阶段都是如此。从对市场准入这块,限制这块,公司的准入不是基于它的能力和资质。我们的许可证是很有限的,这种对于市场的发展是不利的。这种问题使得我们的公众没有办法获得更好的服务。一个问题总有两面性,从发行方的角度来讲,一些公司需要有资本发展,另外从储蓄者和投资者角度来讲,他们的财富也需要受到保护。怎么样能够做到这样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理性的运作良好的市场,才能够推动两个目标的实现。

  郦金梁:谢谢朱先生。今天我们有银行、保险、证券方面的专家,现在请大家提一个问题。

  问:非常感谢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莫里斯·格林伯格:先生,你们在保险行业都是大人物。之前部分谈到了中国在未来十年最有潜力的行业,你们认为保险也是其中最具有潜力的行业吗?

  莫里斯·格林伯格:我是否认为在中国保险行业将会在未来十年有巨大增长呢?我觉得是。对于监管方来说,他们要进一步允许更多的新产品的引入到市场。因为目前中国在未来十年的发展将有很多变化。因此将有新的保险产品的需求,很多的中国的公司将会到海外去投资。就像之前的一个部分提到的一样,更多的企业将会到海外去,保险公司也需要追寻这些公司,给他们提供一系列的保险产品,负担他们在海外的风险。有很多产品在海外卖的,没有在国内卖的。整个行业的发展是非常快速的,汽车行业发展也使得汽车保险的发展非常的重要。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财产的发展,包括财产的保险也非常的重要。比如你们是非常重要的出口国,出口保险业是非常重要,寿险刚开始是非常小的,AIG在1992年在中国获得第一个寿险许可证的,当时的市场非常小。当时中国寿险没有任何代理的系统,当时由我们员工自己去卖这些保险的。他们卖了保险单之后,获得了一些工资。后来引入了一些代理的系统,大家可以看到,引入了一个你卖更多可以获得更多的佣金这样的体系,极大的推动了这个行业的发展。未来中国需要更多新的产品的出现,监管人员必须改变他们的想法,允许更多的产品进入,这点将会在中国带来很大的变化。

  亨利·德·卡斯特:我也非常同意刚才提到的这点,因为我觉得中国的官方机构应该让保险行业快速的增长。因为保险行业在整个风险教育的预防和风险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保险公司会去推动公司去做可持续的投资,而不是说去做一些短平快,但是风险很高的一些投资。所以中国的政府应该要极大的推动保险行业的发展,这个发展也将是快速的,在新兴市场,一般来说,它的保险行业的增长力应该高于GDP的增长的。

  我们作为一个外国的保险公司,我们希望看到的是监管的机构能够进一步的打开大门,能够使外国的保险企业能够进入进来。我也看到有很多的机会。我觉得在这个行业里面,有危险。可以说我们有寿命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寿险可以说有很大的相关的机会。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人均寿命不断上升的时候,可以带来很多的机会。从长远的角度来讲,新的人口结构会带来很多的机会。对于中国来说,生育率不发生变化的话,人口结构的变化将是未来很大的问题,不一定是五到十年的问题,但是是下一代人长远的问题,如果希望将你的经济增长率保持很高的水平,必须要解决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因为目前中国的老龄化的比例比欧洲大4倍。65岁人员以及15岁人员比例的变化非常的快速的。

  郦金梁:中国快速的变化,中国的银行业不断的增长和变革。我想问一下约瑟夫·戴斯先生,我们的银行的行业,中小型企业以及农村银行的发展非常有限,谈一下中国的银行行业目前面临主要的挑战,从国际的视角谢谢。

  约瑟夫·戴斯:刚才的论坛里,他们说教授光说,企业家和政治家要做事情。我是三个角色担当过了。我一直作为一个企业家的时候,我一直提醒自己作为教授的身份。我一定思考一系列相关的教训。比如说钱,通过钱帮助你更好的计算。每一天不断变化,怎么样能够计算?必须要有稳定的作用。稳定的作用就是洋行要做的工作,另外一点,我们通过货币来交易,而不是通过物物交易的方式。货币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便利性,也是瑞士银行他们希望在第三个层级上开展工作。他们希望能够在未来保持一些财产的价格,银行部门以及保险部门可以帮助使得这些财富保值增值。现在中国银行行业他们是否已经帮助人们在他们的日常中起到很大的作用呢?在瑞士我们觉得大的银行的确做了很多的这样的工作。同时也有一些小的银行参与进来。目前我们看到,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支付系统。银行目前还利用邮政这块的体系,通过邮政体系进行一些支付。

  另外,对于中国来说,邮政储蓄也是重要的。比如说合作社或者是信用社,可能从底层发展起来的,在这样的银行里面,在地方基层开展工作,董事会的这些成员他们是地方的人员,不一定是银行家,但是他们是得到了体系的指导。在这样的体系下,他可以有很高的教育的作用。在这些银行工作的这些人员,他们都了解非常简单的银行的一些规则。比如说贷款是20年,必须要有20年的钱。

  如果说你贷款是20年,仅仅是说有一年的储蓄的话是不够的。在中国这种类型的银行业务也是存在的,但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知道瑞士每个人都了解手表,而且对于银行业,每个人都有银行的知识,谢谢。

  朱云来:我们也做了一次最大的IPO上市的交易,这个银行在农村地区有一定的网络,基本五个村就会有一个支行,只是一个开始。农村银行业务的问题,就是它的需求比较小,人们居住非常的分散,管理这些银行风险以及信贷的成本非常高。当然了,的确他们也非常需要这些银行的服务,我们需要有一些竞争,因为现在只有一个银行,我们需要一些竞争。竞争应该是来自外国的公司,对这些我们需要有多远化的战略。现在中国农村的土地非常的广阔,我们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要思考一下怎么样覆盖这样的网络。要渗透到所有的农村地区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从另外的角度来讲,我们也有整个农村合作信用社的体系,邮政储蓄的体系。非常重要的一点,你怎么样管理这些活动,怎么样管理信贷的风险等等,这里面临很多的挑战。我只是补充一下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因为我们幅员非常的辽阔,所以困难很大。

  约瑟夫·戴斯:对于这些个人银行这块的基层的关系,你的风险是更小的,而且更好的能够进行控制,因为你在基层去做。美国这样的抵押贷款等等,你不知道买这样的抵押贷款的风险有多少。他们一个客户的抵押贷款,在一个当地的银行里面,其中董事会一个人员或者理事会的人员已经知道这个人的状况了,这个人的房子怎么样的等等。实际基层的银行的业务可以非常精细的计算出你的风险的水平。

  朱云来:在西方世界你,你有土地和房子有相关的财产进行抵押,但是农村地区房子不能卖,土地也不能卖。所以这些都不是很有价值的,从目前的角度来讲,房子和土地不能抵押,怎么样管理他们的信贷风险是很大的挑战。

  郦金梁:这是为什么金融行业不断的进行改革,其中一个改革与在座各位有关系。西方金融机构是有各种不同的业务的。保险公司不仅仅是做保险,也做大额存单。中国监管非常严。通常有三层监管,第一个就是三十年前,一个金融机构可以进行混业经营,后来进行了分业管制。现在金融机构开始组成金融控股公司。所以现在他们可以进行混业进行,在一个控股公司之下进行混业经营。在未来中国会有什么样的趋势,中国的监管环境要怎么样取得成功?

  莫里斯·格林伯格:比如拿寿险做个例子。进入寿险的这些银行,一个银行可以说10%—20%的保险都是使用同样的资本。都是从银行进行保险的。但是寿险你的受托人是用的其他人的钱,这个钱必须要得到保护。如果我们朝一方向走的太远的话,一个银行的资本,如果是大家不谨慎的把它使用开展其他的金融业务会带来问题。我们会有所限制。我们美国正在讨论一个法规,银行要限制它的使用,资本只能被用于银行,其他的要确保它的资金不会由于银行的活动而受到影响。这并不是一个黑或白的选择,并不是说你不能做这个,或者应该做哪个。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寿险你是受托使用其他人的钱的。所以这一点的意识是非常的重要,比其他的都要重要。

  亨利·德·卡斯特:我想说你必须要使用的态度。因为这其中的一些陷阱在哪里。要避免双重杠杆的使用,这样会面临很大的风险。不要使用双重杠杆,同时也不要统一商业模式。我们觉得银行他们可能会由于流动性而死亡,而保险也是一样的。因为保险可能会由于之前先用了钱,没有足够的储备金,就会造成保险之后的死亡,就像得了白血病一样。所以我们一定要确保这一点。

  第三点,我们要确保有一个整体的监管。确保捕捉到整体的风险。比如说对保险,对银行分开的监管,这样不能够计算整个的风险了。我们要确保对金融行业中每一个部分都进行监管,同时要有一个总体的监管,确保我们能够捕捉到总体的风险。

  约瑟夫·戴斯:我们在瑞士有传统,就是宇宙的银行,银行什么都能做。第二阶段,保险公司说,我们也有很多的金融问题。我们也可以成为这个保险服务的一部分,就是在瑞士我们有四个监管者,我们把它的放在一起为整个的银行和保险业进行总体的监管。在德国有一个说法,可能在中国有相应说法。我们就说,一个造鞋的人就应该做鞋子,这个是不言而喻的。现在我们在第三阶段,我们的保险公司我也非常高兴听到保险公司和银行业有非常不同的区别很大的。当然了,双方也都会接受别人的钱,但是保险需要长期的投资,和银行也是有联系的。但是从基本来说,银行和保险是非常的不同的。我们不能够做双重的杠杆,我们觉得还是应该像这样的,做鞋的就去做鞋吧,各自作各自的最好的。

  朱云来: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有趣的,我们一起管理我们的业务。我们有专业化的区分,也有最后的统筹。不知道最后的未来的趋势是什么样的,但是不管是银行、保险,还是证券业,他们都是非常的不同的。银行他们主要是以储蓄和借贷为基础的机构。对他们监管是贷款的风险,大家取款,还有大家每天的对银行支付系统使用进行监管,最重要是监管风险。保险是一个受托的业务。我们是受托为我们的客户帮他们进行投资获得长期的回报。所有与寿险相关的都是长期的问题。

  他也谈到了在长期的增长率还有未来一代人的老龄化的问题。大家知道,中国的老龄化比欧洲要快4倍,现在欧洲已经是老人化的社会。但是中国的老龄化的速度比欧洲要快4倍,这可能就是一个原因,是我们目前的生育率还不足够得高。现在人们的寿命更加的长。在证券行业,又是完全不同的一个领域,主要是基于资本市场。有许许多多不同产品的创新,而且创新规模很大。投行和证券以及商业银行,虽然都叫做银行,但是商业模式非常不同。银行他们有分支行的系统,使得他们能够更好的去监管借款人的现金流。他们自然有很多的优势,特别是对于这些中小企业来说,随着这个企业长得越来越大,在早期时候,美国IBM现在比如说像苹果,你对这个公司都是非常的了解。

  这样的话,你可以让这些公司进入到资本市场,使得他们可以从投行或者从证券行业获得耕地成本的,更专业化的服务。所以每一个行业都是非常不同的,也许有天才性的人物能够把所有管理都管理起来,但是目前,我们还是应该有各自专长的。我们可能实现一个协同效应把它整合起来,但是我的怀疑是因为毕竟这些不同的行业,他们对人来说,区别还是非常大的。我们很难想象那么有哪个人去管理所有的行业。比如说一个商业银行,如果做证券承销的话,一个承销可能承销一个十亿一个上市,但是商业银行可能有上万亿的储蓄在他的手里面。他如果觉得我要是没有承销成功,我就把它放在我的资产负债表上作为我自己的一个损失就是了。因为我有上万亿的总资产,所以一个十亿的一个承销不是很大的事情。这样的话,它就是一个不公平的竞争,对于那些不能吸储的投行来说就是不公平的竞争了。我觉得在五到七年之后,如果说有很多的承销不成功的案例,最终也会对这些可以吸储的商业银行造成很大的损失,所以我们一定有一个合理的会计制度,确保在各个风险的敞口都能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同时也要确保我们能够平衡各种风险和市场的功能。包括了要对商业秘密进行保护,确保公平竞争,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你又要有足够的信息披露,向公众进行信息披露,确保公众知道发生了什么。这样的话,整个整体市场就能够作出一个判断,知道怎么样做是正确的。

  郦金梁:好的,企业家精神是炙手可热的一个关键词。刚才的讨论也谈到了。在宏观经济方面,体制上的企业家精神,也正在塑造着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我们从在座的各位也听到了相关的评论和相关的问题,我想感谢四位嘉宾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这个话题的非常深刻的见解,同时也感谢他们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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