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高峰对话全景

　　新浪财经讯 2012年1月8日，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主办的“第十三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隆重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创新创业与经济转型”。图为第十三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高峰对话全景。

　　曲向东(主持)：下面有请参加高峰对话的嘉宾，他们是：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联想集团创始人、名誉董事长柳传志；泰康人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陈东升；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董事长真才基；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理事长、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孟晓苏；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

　　我们还是围绕着今天的主题“创新创业与经济转型”展开，刚才熊维平先生从自身企业实践的角度表达了他对创新以及转型的一些看法，接下来我更想知道各位对于创业创新的环境、经济发展环境也提出自己的一些真知灼见。

　　首先看经济转型，这个话题已经谈了十多年了，我们一直渴望能够顺利实现的经济转型。从各位的角度看，我们是否已经实现了这个经济转型？

　　柳传志：因为经济转型这个概念包括了有好几个方面，比如说我们国家GDP的结构形成，是投资拉动、是出口，还是消费？这也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出口也面临着明显的压力，中国是否会变成消费型拉动的国家？这对做企业的至关重要、对老百姓的生活也至关重要。

　　前面几位谈的都是产业结构的转型，比如说怎么样把粗犷型的制造业能够提升为以高技术领先的方式，或者刚才张晓强主任讲的转型。你问我的是哪种方面的转型？

　　曲向东(主持)：张来武先生讲到我们又到了十字路口，出口现在显然是弱下去了，但我们的需求并没有上来，所谓的十字路口是不是这个十字路口？

　　柳传志：长期出口拉动以后，一个是跟国外的碰撞会很大程度上的加剧，第二，即使挣了很多外汇以后，现在我们才弄明白，中央银行要增发很多人民币，实际上对通货膨胀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中国目前有这么多需求的情况下，怎么样转成消费拉动？我觉得这里面国家是能做很多事情的，比如如何确实提高老百姓的收入？把国家的富转化成老百姓的富，让他们更能买东西。

　　主要买什么东西呢？被买的东西方面是不是受到了限制呢？这方面都能打开的话，我相信会使中国的经济状况有个新的突破和新的缺口，对这个抱有很大期望。

　　曲向东(主持)：柳总说的比较艺术，抱有很大期望的意思就是现在还没有实现。

　　柳传志：就是希望能做的更好嘛。

　　曲向东(主持)：产业转型转变为科技驱动或者创新驱动，这个实现吗？

　　柳传志：这个也有待更进一步的做好，今天贵校的数学系毕业生张来武部长讲的话我觉得很受触动，因为作为一个科技部的部长，我们做企业的没有认真研究科技创新这些定义，而是研究了怎么能把企业通过做了哪个环节以后企业能发展的更快更好，研究的这个结果确实是个系统工程，到底你的品牌能力够不够？资金能力够不够？

　　具体举个例子，就说做个电脑里的CPU，做完了以后卖不卖的出去？能卖多少量？都决定了你是否赚钱。就算是科技含量很高，最后还是从经济结果来衡量的。我90年代就开始当863的所谓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在开顾问委员会的时候，几乎绝大多数的顾问全都是科学家，或者是技术专家，所以在863讨论的全都是这个项目的水平多高，我们做的出来做不出来？难度多大？只有我谈将来卖不卖的出去？因此只有我一个这么实际，所以我就不参加那个会了。其实做企业的迫不得已，我不这么算这个帐，国家愿意前赴后继，但对于我来讲，我死了我不愿意啊。所以应该从这个角度考量它的创新结果，我觉得能更为合理。

　　曲向东(主持)：谢谢柳总！假如我们真的是市场拉动型的经济形态的话，那我们的科技创新就容易形成发展的推动力。

　　柳传志：不知道其他几位怎么想，如果我们国家真的变成一个消费拉动的这么一个国家的话，企业的安全性会大很多，而且因为前不久我和一个中国企业家代表，全是民营企业到美国访问的时候，如果中国真的变成一个消费市场，各大国家都会到你这儿来，认为你这儿是他们出口的地方，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会变，而中国确实是能变成的，不是变不了。所以我觉得，第一个转型真能做好的话，我觉得政府是有力量、有能力做成的，这样我们做企业的就会舒服多了。

　　真才基：我也是光华毕业的学生，所以先向老师和同学们问个好！我是蔡院长的老朋友，所以这两年都应邀参加光华的年会。

　　今天的话题倒是收窄了一点，“创新创业与经济转型”，因为我们是从事科技的，我跟柳总都是从事电子通讯方面的，所以我们从创新角度看转型，就是从传统的出口拉动向消费转的时候我们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当然在我们这个行业里突出所面临的就是从低端到高端的转型，过去我国沿海城市多数是来料加工型的，高端的核心技术、高端芯片、高端产品由我们做，低端生产转移到其它地区生产，这对我们来说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第二，从中国制造到中国研发，中国现在一年六七百万大学毕业生，这些人去干什么？生产能力大大过剩，所以中国要从中国制造向中国研发转型，不仅是世界级的公司向中国进行研发，而我们自身的还是柳总领导的民营集团，我们公司80%都是从事研发的，大唐电信集团“十一五”期间就实现了轻型工业化道路，我们和柳总合作，他们的移动互联网手机芯片就是使用我们的。

　　第三，今天我女儿也来了，路上我问她什么是创新？她说创新就是学着跟别人做呗，从模仿型的、跟踪型的到达标准的、领先的这种转型，我们不少公司学着跟别人做现在也成了很好的企业。已经有美国标准、欧洲标准了，中国又开了一条路，中国标准，这就是我们大唐集团作出的贡献，跟中国企业共同来合作发展，联想集团也是我们大的客户，都是使用我们的芯片和技术，带动他们移动互联网的产品，在中国使用之后走向世界。

　　还有很多方面，在这里就跟大家分享这三个方面，谢谢大家！

　　曲向东(主持)：真总也跟柳总一样，是希望以做的更好的方式表达我们说了很多年的转型，不管是社会经济模式的转型还是产业发展模式的转型我们都还没做到位。

　　真才基：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国家竞争力》里提到的钻石模型都谈到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区域性长期存在，在一个历史特定阶段里形成竞争力的时候，你能不能发挥出你的优势？这一阶段就是张来武副部长刚才提到了，我们走到这一阶段了，这一阶段创新创业的能力、政府财税政策能不能扶持这些企业从中取得竞争优势，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陈东升：从历史角度来看，因为中国是个后发经济的国家，但三十年走过了应该讲经济基本崛起吧，我们是第二大经济体，这不用说了。看经济转型、消费拉动，柳总讲这个概念，中国走到哪一步了？我们知道中国今天都是很崇拜美国，美国这个国家走了一百年，跟中国很像，美国真正崛起是61-64年南北战争国家统一、市场统一，GP摩根、卡内基、勒克菲勒，美国用了50年世界，其实跟中国是一样的，那时候的世界中心是欧洲，英国伦敦，美国是产品的输出国，所以美国工业化进程很像今天的中国，也就是我们讲的“两头在外”。当年的美国，就像李青原辞掉国家体改委的局级官员，去高盛做中国的首席代表，年薪100万，所有人觉得牛、了不起，当年美国的罗西台家族和当年欧洲的巴林家族是代表主流的，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奠定了世界大国的基础，二战后基本崛起，之后各个产业都成为世界第一。而且欧洲也一样，写了一堆“美国威胁论”，中国这段历史跟美国这段历史一模一样。

　　所以，今天中国三十年，基本靠出口、靠投资拉动这一轮起来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世纪的前十年是中国黄金十年，也只是中国崛起的一场序幕，我觉得未来10-15年真正开始会进入第二轮，美国的第二轮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二战后，大家都知道哈佛大学是世界第一流学校，哈佛大学在上世纪30年代确立全球最好的学校，大家知道19世纪20世纪初的时候，美国所有都是学欧洲，一样的道理。

　　美国第二轮崛起在二次大战后，就是新兴的中产阶级崛起，就是所谓的消费梦，美国梦就是消费梦，中产阶级买大房子，所以美国真正的大房子、快餐文化、速冻食品、空调、流行音乐，包括麦当劳，美国真正的消费崛起又支持了美国40-50年的繁荣。当然第三轮美国梦就是互联网、高科技。

　　中国我认为进入了第二轮，我大概一个月前和瑞信全球投行一把手俩天，瑞信现在是全球十大金融投资企业之一，FaceBook第二大市场是哪？印尼，他们研究中国的中产阶级大概是现在的5倍，13亿人产生一个美国的中产阶级，如果有3亿人的中产阶级，刚才柳总讲的特别特别好，那时候我们做企业的就很舒服了，只要你是世界第一大消费国的时候、第一大经济国的时候，定价权就由你决定了，我们说中国成为世界的经济霸权是可以预期的，但是不是军事霸权、政治霸权、科技霸权？那还很遥远，但经济霸权是能确定的。

　　孟晓苏：今天参加光华的新年论坛对我本科、硕士、博士都在北京大学读书的人很荣幸，硕士、博士是在光华读的，在厉老师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大师的指导之下学习。

　　谈到第二次转型，说起来第一次转型正是发生在我们走出大学以后的这三十年里，那是一次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而在第一次转型过程中北京大学，特别是光华管理学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厉老师今天讲到一句话叫“没有创意就没有创新”，老柳刚才也讲只有转向消费拉动经济才是完成真正的转型。

　　先说第一句话，光华管理学院正是一个出创意的地方，我们在北大读本科的时候，正是国家经济刚刚开始恢复的时候，那时候同学们对国家的发展充满了信心，当时的创意是什么？就是邓小平同志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起来北大光华在第一个转型中主要推动的是思维创新、制度创新，包括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我们光华是积极的推动者，市场主体的重塑，股份制的改革，厉以宁老师是最早的提出人，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双轨制，再走向市场经济的改革，也是我们这些人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提出来，并且把它推向到全国。

　　还有住房制度改革，这最早是哪里提的呢？我告诉大家，是在光华，1996年由厉以宁老师指导我，我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住房制度的国际比较》，两年之后就上升成为了我们国家的房改方案。有同学说农村的土地制度改革怎么也说是光华人推动的呢？确实它首先是由安徽农民推动的，是由我的老领导万里同志推动的，但是在1990年我们在北大读硕士的时候，李克强同学所写的硕士论文《农村工业化改变城乡二元结构》，这就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延伸和深化，它在2008年已经被全党接受，写入了十七届三中全会文件，这是一个35岁的年轻人在他的硕士论文里提出来的。

　　下面，我再讲讲老柳说的关于消费拉动经济的理解。中国经济走到今天，确实需要进一步启动消费，不能光靠投资和出口，内需启动无疑是未来对中国经济发展乃至对世界经济发展都是有巨大影响力的，中国作为出口第一大国并不值得骄傲，什么时候因为我们内需的发展成为进口第一大国我们才真正值得骄傲。内需是什么？在80连续居民消费主要还是老三大件，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就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接着就出现了新三大件，那时候电视机是黑白的，电冰箱是单门的，接着电视机换成了彩色的，电脑通信设备进入家庭。到了90年代中期，我们这些人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提出来第四次消费将是以住房和汽车为代表的新的一轮排量式消费，96年正式在北大完成我的博士论文的时候，也是美国梦的内容，我们的老总理朱镕基当时在这上面加上了6个字“新的消费热点”，那时候起我们中国深就已经认识到了这是一个新的消费热点。

　　那么这个新的消费热点是不是已经成为过去式了呢？不是，而且消费还有相当大的容量，我们现在人均才33平米，有人说中国住房已经泡沫化了，实际上还早的很，中国的城市化目前也只是相当于一百年前的美国、五十年前的日本和四十年前的韩国，我们中国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所以我觉得应当顺应经济发展的趋向，积极的倾向内需特别是居民的消费需求，用它来拉动经济才能实现真正的第二次转型。

　　曲向东(主持)：几位都谈到了创新，最后归结到了创新和经济转型的关系，北大光华给中国改革作出了这样的制度创新的贡献，最后有请蔡院长！

　　蔡洪滨：首先非常感谢在座的四位嘉宾，这四位嘉宾他们各自头脑里积攒的管理智慧加在一起是我们社会现在管理方面整个社会的巨大财富，今天能把四位嘉宾同时邀请在这儿做这个交流，我想这是我们光华管理学院的一大荣幸，感谢各位！

　　转型进展的如何？我个人看法，国际上现在对中国短期唱衰，长期又说中国崛起危险论。我个人看法正好相反，短期内我们没什么问题，我们现在短期调控的能力应该还是不错的，但是长期未来我们应该面临很多的挑战，刚才张来武教授说中国要重新站在十字路口上，未来的转型能不能成功决定了中国未来能不能真正崛起，未来走的好中国能真正成为世界强国，如果转型不成功我们的理想有可能就实现不了。

　　转型有非常多的内容，这次论坛把创新创业作为一个主题来谈，因为创新创业关系到未来转型的很多方面。最近英国《金融时报》12月份有一篇文章，最后有一句这样的评论，他说中国世界人类最多文明的发源地，但他现在的称号是造假大国和违反知识制度的避风港，我们在世人眼里应该说全面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应该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原因是什么？我个人有另外一个角度的看法，中国为什么创新这么难？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对于这种思想交流的重视程度不够，真正要创新就要有足够多的思想平等交流，这就要有文化基础，打破层级制和等级制。怎么理解创新过程？我们通常的理解是把它想象成一个旷世奇才，最后想出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想法，乔布斯也好、科学界的伟人也好，都是这样去想创新的过程。如何培育这样的人才？找到这些极有天赋的人，保持这种创造力，然后让他们成才，浇水施肥精心呵护希望他某天长成参天大树。但这种理解是非常片面的，创新一定是个社会性的过程。我们说，苹果的伟大，这个过程并不是乔布斯一个人闭门造车出来的，乔布斯自己的伟大不是他想出来这些技术细节，而是他对各种idea有各种判断力，然后能把不同的idea串在一起，形成一个技术完美结合的产品。

　　看技术的发明，硅谷为什么成功？不是因为他只有大企业，而是因为有这些小企业，每时每刻这些idea在互相起化学反应，又生出新的idea，我觉得硅谷是一个idea的熔炉，互相的交流、互相的切磋非常重要。中国的创新为什么难？我们文化上比较重视交往，咱们花很多时间在建立关系、培养感情上，但是我们并不是特别重视思想的交流和碰撞，这也有它制度性的原因。思想的交流和碰撞需要两个因素：一个是我们需要降低层级和企业组织的扁平化，甚至是其它组织的扁平化，这在组织学上面，在很多管理的经典案例里都有很多讨论，越是扁平化的组织创新能力越是强。最近有一本书讲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创新能力，里面提出一个重要的现象，他说以色列的军队为什么这么强？不是因为他的武器好的不得了，也不是因为他的纪律多么严明，纪律对于军队按道理讲是最强调的，我们往往说铁军，但以色列的军队正好相反，他是所有军队里层级最少的一个军队，同时他的下级士兵有很大的自主权，甚至可以提出跟上司不同的意见，在战场上他们可以创造性的解决问题。这本书认为这是以色列军队强大的秘密。

　　从这个角度看，组织、层级制度减少、扁平化，促进人们之间平等交流的重要性。从文化的角度讲，一个企业、一个组织、一个社会总有一定的层级，关键是这个组织里的人、这个社会里的人，是不是有这样一种观念？比如说乔布斯，我们都觉得他是天才，但是他也不是一个谦谦君子，而是一个非常专断的暴君，但在他领导的研发小组里，每年这些职工会评出来一个奖，这个奖是奖给那个最敢于反对他、最敢于跟他争论那个人，乔布斯自己也乐见其成，对这个员工来说就需要这样的勇气。有一个全球各个国家权利的评分，美国40、德国35，欧洲大部分国家在30几，中国是80，咱们跟伊朗、伊拉克这些阿拉伯国家在一起，按人均创新能力最高的以色列这个国家来讲，他是另外一个极端，他在权利评分中只有13，我们的差别就是13-80的差别，我们要交流平等是基础。

　　我们想做的事情是，思想的交流和对权利距离的降低，未来是提升中国全面创新能力的基础，只有做到这点我觉得我们才能盈利中国自主创新的春天。

　　曲向东(主持)：蔡院长通过实践的方式实现他脑子中所思考的解决创新力不足的理论。刚才都讲到了乔布斯，中国要培养创新者，要给他们很好的阳光雨露、创业园区、关心他们成长，不让他们夭折，但我们看乔布斯的成长历史，我们看不见有人对他的关怀，甚至被从苹果赶了出去，但这并没有影响他的创新。中国怎么才能有这样一个人？

　　柳传志：刚才蔡院长讲的挺对，但是我觉得，在中国比如出现乔布斯这样的人也好，或者出现大的创新成果的成长也好，我觉得跟体制还是有很大关系。在咱们国家，比如像刚才科技部张部长，他们那对创新的比如863、913经费，多数都拨到了科学院研究所里面，拨到了大学的什么研究单位里面。

　　曲向东(主持)：温室大棚里。

　　柳传志：我自己是科学院里出来的，所以前十年左右又进一步的深入了解一次，科学院里100多个所确实有很多很突出的科技成果，这些科技成果的主持人，有一些是从美国回来

　　的，有一些是本地生长的，这些科学家在一个课题组里拿着经费做，所有成员都是学这个专业本身的。做完了以后怎么把这个成果变成钱？或者拿这个成果办个企业，然后由风险投资投进去，这么形成成果呢？还是说把这个成果卖给另外一家企业？怎么出去呢？没人想过，没有深入解决的办法，最多就是申请了专利，申请了专利以后谁用了这个专利呢？也没能变成实际成果，所以这个问题是个很长时间的问题了。

　　我在05年前后跟科学院的路甬祥谈了，我们几年前也加入了风险投资行业，我们每年也会举办一次研讨这些企业需要些什么？08年的时候我们办了一个叫做联想之星的班，一年拿2000万的钱，第一期是选择科学院里的单位，最怕的是科学家自己是个科学家，但他又觉得我能当个企业家，我能操纵这个企业，其实我们做投资的就感觉，这个企业不管多好的科技成果，不能投，他一定会老在那。有一个企业叫科大讯飞，是专门做语音合成和语音识别的，是我们在01年最早投入的，是科大的一个博士做的，当时我们投进去的时候这个企业一直还处于非常困难的状况，而现在他已经不但成功上市，而且有了非常好的盈利模式，在股市上的市值已经非常之高了。我们帮他解决的问题就是，除了招揽人才、建班子、定战略这些事，最重要的还是这个技术到底应用在哪？这个技术是突出的好，在国际上是多次获奖的，比如英语的识别、英语的合成，他们这个公司大概三四年了都是排在第一或者第二的。上次胡锦涛同志到他们那去参观，带着央视的一个播音员李瑞英的时候，他们就当场表演了一段李瑞英的讲话，声音跟李瑞英完全一样，大家听着都呆了，但以前这个公司盈不了利。

　　麻烦在哪呢？像清华，一个学理工科的学生，没有一点儿关于企业管理的概念，组里带的同事，没有一个能够成为CEO的。所以怎么样能够让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这实际是个大的问题，我们国家老说企业成为创新主体，到底怎么成为创新主体？这是个体制问题。

　　我们对大唐非常之佩服，因为他们确实是以创新为主的，但是格外了不起的是他们是个国企，国企创新是特别不容易的。创新本身得有个战略时间，不然光靠技术本身出来，需要多少资金、怎么打品牌？是有一套战略安排的，国企的老总容易被调到对手家去了，就像电信行业是可以调来调去的，刚设计了一套战略，得！调到对手那去了，所以他就很难做长期的战略设计，所以创新本身是一套系统策略。而民企目前相对来说经济实力确实还比较单薄，联想电脑到现在为止到年底大概有40多亿到50多亿美元，但这是流动用的，不影响的大概也就10几亿美元，就是这么一点点攒起来的，但是你要做太大的事情你还是要小心的，还是要把事情想的很清楚。

　　我觉得中国大部分的民企可能还没有我们这样的实力或者这样的追求，我觉得这像东升说的这有个历史的关联，我认为体制问题也是个很大的问题。

　　曲向东(主持)：99年我采访柳总的时候，当时您讲其实中国很多的创新还在实验室里，有很多人在中关村想去创业，但是他们很难有这样的体制和环境让他们做成，你说联想我们希望在这儿做点事。

　　柳传志：那时候你在电视台吧？

　　曲向东(主持)：对。

　　柳传志：当时那样跟你说是想为我们做风险投资铺垫铺垫。

　　曲向东(主持)：昨天晚上我看微博(http://weibo.com)，看到孟晓苏在微博上说了一段话，1986年我随万里同志去温州时，为什么你们发展的那么好？他们说因为前几年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就放弃了领导，我就他的话如实回报了，他们的经验是放弃领导。

　　孟晓苏：温州市委，如果那时候就坚决调控不动摇，就绝不会有温州的今天。

　　曲向东(主持)：这好象有点说的悖论似的，越是想养育他越是……

　　孟晓苏：实际上温州当时的发展是跟我们执政党的理念是相反的。你刚刚提到了乔布斯，为什么中国三十年时间就走过了世界大多数国家一百年所走过的道路？而且中国人搞改革有一点跟乔布斯很相近的地方，就是从逆境从开始，当群体都处于逆境的时候，大家才能下定改革的决心。

　　我是在84年就开始用电脑，那时候你们还刚刚组装散件，但我不是有条件在国务院工作嘛，人家给送，送的是苹果机，那时候苹果超过了别人，但不久微软一组合，就把很好的软件拿出来了，苹果机就被淘汰了，乔布斯就被解职了，多少年之后又翻回来了。其实这段历史很像中国，我们到了崩溃边缘，我们已经被淘汰出局了，这时候才奋然崛起，我们历年来的创新过程，往往都是从逆境中才能统一思想。农民过去饿肚子、要饭，这样才统一认识，市场经济改革是因为我们计划经济走到了国民经济衰微破败才同意，股份制改革是因为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搞的国有企业很难生存，这时候才作出决定，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要作出改革，这些现在都取得成果了。住房制度改革，过去我们全民保障，是一直保障到了连维修资金都付不起了才想起要改革。

　　曲向东(主持)：创新就是变，但中国一般古人讲穷则思变，但我们现在已经不穷了，那怎么才能变？

　　孟晓苏：一方面国家富裕起来了，一部分老百姓富裕起来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贫困还存在，我们搞房改搞了那么多年才发现忘了一个群体，现在很多人没房住，这不是一种相对的贫困吗？所以又把我们在13年的房改方案里的那一段想起来了，就是政府要建立廉租住房体系，为什么忽略了13年？现在提到了转轨，我觉得住房制度也恰恰是第二次转轨，第一次转到了商品房，现在走到极端化，又要转型，我们希望真正走向双轨制。

　　陈东升：讲到创新创业，我过去88年也做过杂志的副总编，发现一个现象，世界500强中世界最多的第一美国、第二德国、第三日本，这跟经济总量和强大企业的数量成正比的，所以我就励志下海，办一个世界500强的企业。92年邓小平南巡，因为我是在国家体制里做了第一件事，89年还搞了一个工业40年展览。泰康人寿是怎么来的？我一手创办的，并不是国有企业，92年我到人民银行申请人寿保险公司。还有我家族企业宅急送，和我弟弟一起创办的，双陈快递有限公司就是这么来的。创办这三个企业的过程，希望对大家有点启发。   

　　孟晓苏：所以我想起率先模仿了……

　　陈东升：创新就是率先模仿，因为中国是个后发国家，这实际是个后发国家的后发企业理论，美国真正全面创新是30年代，我坚信中国再有30年实现也可以实现这个梦想。

　　孟晓苏：中国共产党就是毛主席把辛亥革命和中国实际结合引进来的，这些年中国共产党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曲向东(主持)：民营企业腰板都比较硬，但中组部真的给真总您一个调令，高升了，您会做什么选择？

　　真才基：敏感话题啊，柳总提到我了，所以我还要讲几句，进门的时候我跟柳总说，08年的时候也是在中关村温总理主持座谈会，柳总讲的是创业者的艰难，怎么给创业者更好激励机制，我讲的是什么呢？柳总也记得，信息革命的发展，中国在变轨，温总理听进去了，13天之后09年的第一周发放了第三代移动通信牌照，推动了大家逐渐看到的一些世界知名品牌退出这个行业，被人家兼并重组，这就是因为国有企业在推动产业发展方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未来十年有其独特的，在重大技术上应该发挥巨大作用，来帮助和支持我们的产业界把自己的知识产权、技术，通过产业形式来发展，这几年我们跟联想合作的非常好，所以联想现在出的智能手机芯片都使用我们公司的。PC机的芯片至今还要靠英特尔的？中国的国有企业可以在重大技术和变轨技术上发挥作用，而低成本和模仿民营企业一定可以走在世界前列。

　　讲到创意，中关村和光华是分不开的，中关村这个地方出是柳总这样伟大企业家的地方，光华是出思想的地方，而这个时代给足了中关村科技产业的基础，这两个结合的结合是中国未来发展光辉的闪亮点，也希望各位成为有成就的企业家，不管你在民营企业、国有企业还是自己创业，相信你都会受益！

　　曲向东(主持)：说的非常好，但是你把敏感问题还是给划过去了。

　　最后，请蔡院长做一个总结发言。

　　蔡洪滨：感谢各位校友、各位老师、各位老师参加光华新年论坛。最后做一个小小的广告，光华管理学院去年年初成立了创业创新中心，也在于推动创业创新，在校内校外、国内国外各方面的工作。

　　刚才柳总谈到中国能不能出企业家或者乔布斯这样天才的时候，讲到了体制问题和技术与管理的结合，我们创业创新中心推动教学科研、服务和实践活动，中间一项工作是想在北大做一个双学位，希望他们有技术、有想法，组成一个个的创业创新团队，像乔布斯跟他们的拍档一样，成为中国未来创新创业经济转型的主力，谢谢大家！

　　曲向东(主持)：前段时间我在微博上也写了一句话，乔布斯真的不是被谁制造出来的，是在土壤里自由成长里的，所以真正的创新是自由成长起来的。我也走了不少学校，我研究生、本科都在北大，研究生在光华，人的心灵碰撞、思想碰撞最能够激发出创新，我们看大佬们的思想碰撞其实也给了我们一种信心，只要在人充分的做成你自己，充分的和我们的伙伴们交流、沟通、碰撞，一定会产生出创新的火花。

　　非常感谢各位参加我们的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