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把稳增长的着力点放在调结构上

　　【《财经》记者 王延春】 2012年是“十二五”调结构的攻坚之年，然而，却遭遇经济增速放缓的现实。4月份的宏观经济数据公布后，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增速均下滑，甚至反映全社会经济活力的电力消费、水泥产量、信贷额度等先行指标也呈回落之势。

　　近日，由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和新会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国县(市、区)级发展改革论坛暨第24届工作交流会”，在广东江门市新会区召开。国家发改委司局官员、经济学者与地方发改委代表就如何把脉宏观经济趋势，拿捏“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关系，选择应对之策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论坛上，国家发改委综合司副司长年勇指出，当前宏观经济工作的重点就是保持经济平稳运行，保证经济不大起大落。目前宏观经济运行主要存在两个特点：一是国际问题与国内问题相互影响。二是国内的长期矛盾和短期矛盾的相互交织。他认为当前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是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盲目扩大投资不仅不能调结构，反而带来新的产能过剩。

　　“未来3年-5年中国将步入一个正常的下行通道。”他说，当前，中国面临最突出的问题是创新能力不足与结构优化升级的矛盾，现在是相关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关口，只有改革体制机制、创新观念才能走出困境。

　　与此同时，今年自然灾害频发，农业生产与农民增收问题值得关注。农经司副司长方言指出，这几年，涉农政策文件已经是全覆盖，各个方面均有相关政策出台，因此目前重点是要强调科技，科技仍是农业发展的软肋。“一定要加强农业投入，目前农村仍面临投入单一，社会资金投入少的困境，农村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是逐年下降的。” 同时，她强调，农业调控政策要更多运用市场手段调节。“由于农产品价格总体处于国内价格和国外价格倒挂的情况，随着农产品的金融属性日益显现，农产品价格不再仅仅取决于实体商品需求和供给，更多受到国际流动性影响，甚至是定价。同时，国家的临时收储政策也促动了价格的波动。”她说。

　　她认为，中国农产品属于整体过剩，水果阶段性过剩，地方农民依靠种水果蔬菜增加收入此路不通。针对“小农户、大市场”现状，她指出，使农民组织化比农业规模化、资本集约化更重要。“搞组织化的专业机械合作社比单纯的资本进入的规模化更符合中国当前的现实和未来方向。另外，要严防农业内部的隐性土地流失问题。”

　　城镇化是目前学者提出的调整内外需结构，拉动消费的“药方”，但规划司副巡视员周南在论坛上提出，目前城镇化过程中三个问题非常突出：一是城镇化过程中浪费问题比较严重，最突出的是占地问题；二是城镇化的区域不平衡问题，尤其是行政等级高的地区用地扩张更快；三是城镇化率等数据的失真问题。她表示，未来如何提高城镇化质量才是最重要的，“要从速度的扩张向质量的提升转变”。她建议，县级市作为中小城市，吸引力和集聚“经济人口”的能力远不如大城市，但如果侧重产业功能，集中力量挖掘一两个优势产业，效果更好。

　　记者了解，论坛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王湘穗教授、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教授、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建三位专家分别就当前的中国宏观经济趋势以及全球经济环境进行了深度分析。

　　王建副会长认为，考虑今年的闰年因素，经济已经“见底回升”的判断显得过于乐观。他说，从工业增加值和用电量尤其是重工业用电量指标来看，经济下滑有“失速”风险；固定资产投资额，尤其是通用设备等投资完成额增速的高速增长恰恰是代表产能的大量释放；出口数据背后还要看到出口产品的价格指数以及汇率的影响；政策方面，长期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重急剧下降、一季度货币增长率快于现价GDP增长率说明银根放松但并未使经济活跃。

　　他认为，没有最终需求的扩张不可能有货币的实际扩张，不见得是放松货币就能刺激经济增长。

　　针对目前世界地缘框架的变化，王湘穗教授提出了“币缘战略”理论：随着经济全球化，，通过控制主导国际货币体系权力的“币缘政治”成为当今世界争夺的焦点。全球已形成了上层是金融国家、中间是制造业国家、最下层是资源国家的垂直结构。目前来看，显现已经出现金融大国和资源大国“夹击”制造业国家的态势，币缘政治格局对于中国的挑战正在加剧。中国需要在全球金融危机、地缘政治演进和“币缘政治”新局的三大背景下去思考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

　　而石小敏教授则表示，“国内经济问题主要是内生原因，不应把国际市场和出口因素放在第一位。因此，只有更深刻更全面的改革开放才是促进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发展的根本之道。”

　　一些地方发改委代表讨论时提出，地方政府和企业面临的调结构的压力非常大。地方政府面临调结构过程中经济出现下滑的挑战。比较突出的是一些地方由于产业结构层次比较低，在调结构的过程中出现了经济增长同期下滑的现象。地方政府以及群众上上下下对调结构统一认识需要一个过程。

　　另外，一些地方发改委人士表示，调结构过程中也出现了阻碍地方经济发展的现象。如一些地区面临生态和工业的矛盾，由于当前的考核机制仍然是以GDP和财政收入为主要的考核指标，而国家的生态补偿机制又不健全，补偿不足。“比如，一些地区是粮食主产区，于是面临经济要发展但又要保证农业，而相关的政策支持并不到位的矛盾。相关政策没有跟进导致地方调结构过程中存在较大的困惑。”一位地方发改委官员表示。

　　同时，地方发改委官员亦表示，也出现了国家大的宏观政策不清晰导致地方在执行过程中如无头苍蝇的状况。在发展一些受国家宏观调控影响比较大的行业时，地方往往遭遇政策左右摇摆不确定而摸不着头脑的困惑。

　　值得关注的是，多位地方代表提出，地方在调结构提升工业水平方面存在较大的困难。在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过程中面临产业选择的难题，一些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的时候往往接手高耗能高污染的行业，而一些技术含量高的好企业却不容易招到。

　　为此，发改委司局级官员与专家学者建议： 经济放缓时，正好要冷静下来好好思考如何调结构的问题。调整结构正是为了纠正过去高速增长中存在的问题，促进经济更好的发展。中国目前面临人口红利下降的压力，经济掉下来正好为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技术水平提供了很好的时机。“谁走在了前面谁就能抢得下一轮发展的先机。”同时，作为地方政府，可以利用危机来淘汰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扶持一些新兴产业，使区域产业和空间优化配置更优，从而效解决土地资源不足、土地效率低下的难题。对于企业来讲，在当前宏观经济下行形势下企业应抓住机会进行上下游产业链以及横纵向的产业兼并，目前是优势企业进行兼并的好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