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上海的退休金是现收现支，这意味着一边收1.5个人的钱，一边赡养1个老人。退休金的收入来源不够，财政每年要拿100多亿元往里填，市领导坦言“压力很大 ”。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耿 | 上海报道

　　针式打印机的打印头，疲惫地左右移动着，咯吱作响。几十台打印机同步作业，唧唧复唧唧，此起彼伏。平安上海产、寿、养、银行和集团的打印机都被征调来了，接连有不堪重负的打印机抛锚，墨盒断货、纸张断货，连装订配件都断货。

　　守着打印机和在打印机间穿梭的人，互相打着手势沟通，连日作战，累得嗓子哑了，说不出话。

　　这里是位于上海常熟路的“长江战役”指挥总部，这时是2009年12月31日深夜。

　　再过十几分钟，新年就到来了。透过落地窗，静安区成片的老洋房不时被升空的礼花弹照亮。东偏北方向，隔两条马路，有一栋欧式建筑——  马勒别墅。那里曾是中纪委调查组在上海处理社保案的所在地。

　　当打印机吐出最后一页合同的时候，上海社保案又翻过了一页。

　　“长江存量攻坚战”

　　“长江”是指长江养老保险公司。它的成立，本身就是为上海社保案善后。

　　社保案后，处理好“年金存量”是对吸取教训最好的措施。社保机构管理运营企业年金，监管、运营合一，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比较容易产生权力腐败、官商勾结、利益输送。

　　2004年，原劳社部颁布《企业年金试行办法》(20号令)和《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23号令)，规定企业年金与政府脱钩，实行市场化运作，社保经办机构不再接受新的企业年金计划，已有的就构成“年金存量”；新建立的企业年金计划，由具备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资格的机构管理运营。

　　存量、增量新老划断之后，对于存量年金的管理运营方式并没有政策明示，只有原劳社部的官员在不同场合的表态，在年金市场化运作前夕，必须先完成各地年金管理中心的清理工作，但大部分地方政府和年金管理机构按兵不动。

　　2006年上海社保案的发生，加速了中央决策层下决心推动年金移交的进程。是年9月，原劳社部紧急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监督工作的通知》(34号令)，明确要求“年金存量”在2007年底之前完成移交。

　　摆在上海社保面前两条路：一是“前后分开”，旧账在政府指导下，分期分批清理，新增年金则交给市场化主体运作；二是直接、全面移交给一家市场化养老金公司。

　　在政府力量介入下，爽快但困难的第二条路得以选中。当时，走在年金移交前列的是深圳，选择了平安保险、招商银行整体移交。上海并没有像深圳那样选择既有的市场主体，而是另外成立一家公司接受移交，这就是“长江养老”。而且上海没有按照全国步调，在1年内完成移交，给了“长江”两年保护期，在这两年内，其他公司不得来挖“长江”存量客户。

　　这是从上海实际情况出发的现实选择，所移交的存量资产配置多样，现金、债券、固定资产投资，“投资高速公路建设的钱尚未收回，没有一家能够接盘，你不知道资产回收情况怎样。给你，也没法要。”平安养老险上海分公司副总经理刘冬云告诉《望东方周刊》。

　　然而，各家养老金公司对于“长江”的渗透两年内一直在润物细无声地进行着。平安养老险上海分公司历任的三位一把手倪荣庆、徐志红、周连成分别为这场商战命名了行动代号“战上海”、“大航海”、“长江存量攻坚战”。

　　同业的渗透客观上促进了年金管理与运营的规范化。

　　“长江”接手6000多家优质客户，除掉关停并转，还有5400多家，按照新标准去一一建立新增年金计划，是项海量工作，同业帮着重新梳理，一部分化为“义务劳动”，一部分拉拢来客户。经过“长江之战”，平安挖来了212家，国寿挖来了100多家。最重要的，是打完“长江之战”意味着保护期结束了，社保案后的上海企业年金运作进入完全商业竞赛轨道。

　　未富先老与未雨绸缪

　　上海社保向“长江”移交的存量总额达232亿元，存量第二大的深圳只有23.26亿元，是上海的十分之一，其他就更小了，厦门9000多家企业，只有4亿元。

　　以上三个城市都是最早一批建立企业年金(补充养老)的，上海遥遥领先，与市政府的“用心”有关，而这种“用心”又是老龄化的形势所迫。

　　有资料显示上海早在1979年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并于1993年起，进入人口自然负增长阶段。速度之快、程度之深，令其他城市望尘莫及。发达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的时候，人均GDP在5000到10000美元，1979年上海人均GDP是2568元，1993年是10729元，是一座典型的未富先老城市。

　　也正是从1994年起，即人口进入自然负增长阶段的第二年，上海开始选择部分企业按照《企业实行补充养老保险试点意见》开展补充养老保险的试点工作。放在时代的大背景来看，90年代以来，无论是工业化国家，还是经济转轨国家，都特别重视大力发展补充养老保险计划。

　　当年，刘冬云刚大学毕业，在另外一座先行先试补充养老的城市大连参加工作。“当时，是先给合同工做了养老金，而我们是国家干部，是不需要交养老金的，养老金成了一个区分身份的标志。”可见养老理念在不同地区的差异。

　　出于积极应对老龄化的需要，上海还打了一些地方特色的擦边球。比如，社保缴费是以3倍于社会平均工资的封顶，但是，上海摘掉了这个“工资帽”，允许超过3倍缴纳，“溢出”部分自动转入补充养老。

　　1997年，与全国养老保险制度并轨，上海市政府又发文给予了补充养老税收优惠，“企业和职工个人在规定的数额内缴纳的补充养老保险费免征税、费。”

　　根据2004年原劳社部20号令，“企业缴费每年不超过本企业上年度职工工资总额的十二分之一”(约等于8.33%)，上海按照这个比例给予税优，之前税优比例一度达到10%。据说，8.33%一直没有得到财政部的认可。

　　2006、2007年企业年金大发展，财政部认为各地的政策都不统一，2008年重申之前国务院关于“企业缴费在工资总额4%以内的部分，可从成本中列支”的规定，将税优幅度降到了4%。至此，上海才将税优幅度降至4%，但已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用足了税优额度。

　　在企业年金与社保基金统归于市劳动局这一个行政体系的年代，劳动局的处长像业务员一样，夹着皮包，一家一家上门去谈，说服企业建立年金，包括只有十几个人的小公司。“这是一件好事，老百姓和企业并没有意识到。”原市劳动局的一名官员告诉《望东方周刊》。

　　空账对策：寻求企业责任

　　“空账”是上海养老面临的最大难题。

　　2010年，上海社会保险金有100亿元的缺口，需要政府拿钱来补。10年前，上海市的养老金赤字只有7亿多元。

　　从2005年到2008年间，上海市以平均每年新增10万老人的速度发展，截至2008年底，每3个在职的上海户籍人口要养两个退休者。

　　目前上海的退休金是现收现支，这意味着一边收1.5个人的钱，一边赡养1个老人。退休金的收入来源不够，财政每年要拿100多亿元往里填，市领导坦言“压力很大 ”。

　　根据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2010年7月发表的研究报告，中国养老金“空账”规模大约为1.3万亿元。

　　“空账”形成原因有二：一是制度设计，1991年国家对企业人员养老金制度改革，确立了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在制度确立前参加工作的职工，向他们支付的养老金由后来缴费者负担，一些地方需要大量动用积累的个人账户基金，支付当期养老费用，造成“空账”。

　　上海是老工业城市，在没有建立社保制度以前参加工作的企业退休职工和干部的数量很大，“空账”规模格外庞大。

　　二是养老金账户投资的收益率低于CPI，2000年～2008年养老金账户年均收益率不到2%，低于同期2.2%的CPI年均增长率。郑秉文说，每年都要因此损失几十亿，如此积累，“空账”规模扩大是必然的。

　　上海社保案是对养老金投资增值一次不合规的作品。有评论称，目前如何盘活该项资金、实现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具有与打击贪污挪用等违法违规行为同等的重要性。

　　社保部门通常采用吸纳农民工等加入社保体系等手段来应付“空账”压力。而根据九三学社上海市委提供的一份调研结果，目前上海个人加企业联合的社会保险缴费率已达到工资水平的61%，几乎不存在继续上调的空间。

　　吴敬琏等认为，“空账”解决之道只能是向养老金注资。一些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应将国企利润的一部分注入养老金。来自上海的人大代表葛剑雄提议，政府可从现在的税收中拿出一部分建立养老基金。

　　如果不将目光囿于第一支柱，在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个人商业养老保险三支柱中，第一支柱风险责任分别由国家和职工承担(统账结合)，第三支柱完全由职工自己负责，第二支柱是由企业、职工共担，我国企业参与年金计划的比率仅为1%，企业的责任是缺失的。

　　平安养老险总经理赵卫星告诉《望东方周刊》，“我国引进第二支柱，就是为了对第一支柱起补充作用，让企业来帮政府解决这方面的压力，这正是政府出台企业年金的目的之一。以后这种养老问题就不要让政府一家来背着了，背负基本养老已经很沉重了。”

　　商战上海滩

　　上海是中国年金制度最早的试验田。在早期的探索中，由于企业年金资产与地方公共权力之间没有实现有效隔离，而使政府背负道德风险，并酿成官场大地震，又经历了五年调整、发展，走上正轨。

　　“长江之战”不仅是长江与平安两家的商战，国寿、太平、泰康等各家都参与其中。除了专业养老险公司，银行、证券、基金、信托等都是年金业务的竞争者。社保案后的上海年金市场，已在完全市场化的领地中赛马。

　　目前，上海最富有的外企资源，仍然只有少数启动年金计划，而在有限的央企、国企中，商战可用惨烈形容。作为受托人的年金管理费被互相杀低至万分之一，这意味着签了1亿元的单子，只拿1万元管理费，“吃顿饭、开个会，一年的管理费就没了。”平安养老年金受托管理部副总经理冯丹告诉《望东方周刊》。

　　工商银行总行的一名副行长在亲身参加了一笔年金业务的洽谈后感叹地告诉《望东方周刊》：“从未有一个行业的竞争如此残酷。”

　　但是，上海这座商业城市本身的气质证明了它适合作年金的天堂。

　　平安养老年金受托管理部的杨群告诉《望东方周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养老保险，是部分特权身份(城市户口)享有的保障向普惠制转化的过程，其间的社会形态脱离了农业社会特权秩序，渐变为商业社会。只有商业社会中权利与义务对等，人与人之关系多元，才能谈得上政府给大众建立基本的养老保险；也只有在商业社会，企业才会以劳动力购买交换的方式，从留才的角度给员工建立补充养老保险。”

　　“年金市场在孕育中亟待政府临门一脚的税优政策刺激，一旦政策出台，这个市场的增长犹如今天的城市汽车市场和农村的家电市场一样，同样会迎来爆发性增长。” 杨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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