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为中央电视台《新闻1+1》2011年5月10日完成台本：

　　——工会有力，工资才给力！

　　节目导视：

　　武汉某餐饮企业员工：

　　我的工资1200(元)，低得很。

　　解说：

　　武汉，45万餐饮从业者最低工资标准上浮30%，工资上涨来自工资集体协商。

　　武汉餐饮业协会会长 刘国梁：

　　餐饮协会为什么做这个事？胳膊肘子怎么能往外拐呢？

　　解说：

　　一方是行业协会，一方是专业工会，两个月艰难谈判，究竟发生了什么？又究竟会留下什么？

　　(电话采访)

　　武汉市商贸会金融烟草工会常务副主席 周国华：

　　50多天的沟通，十几个分歧点一个一个解决。

　　解说：

　　用工荒频显，员工流动频繁，消费难以启动，百姓民生压力，众生期待的工资上涨到底如何能实现？《新闻1+1》今日关注——工会有力，工资才给力！

　　主持人 董倩：

　　欢迎收看《新闻1+1》。

　　我们都知道武汉的餐饮业很发达，它的就业人员占到全市就业人口的百分之十二五分之一，但是人多却并不意味着力量大，这么多年了，武汉市餐饮业就业人口的工资水平在所有行业中是最低的，而且持续了很多年。好在在这个劳动节以前，这种状况得到了些许的改变，劳资双方就这个涨工资的问题达成了共识，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解说：

　　这是一场注定影响深远的谈判，因为它最终签署了我国目前覆盖从业人员最多的一份工资专项集体合同。谈判双方一方是武汉商贸金融工会，背后是45万餐饮业职工；另外一方的武汉餐饮协会，代表着武汉市大小餐馆食铺四万名老板。在武汉市总工会牵头之下，5月1日劳动节武汉市餐饮行业工资专项集体合同正式实施，其中条款有：最低工资标准上浮30%，工资年度增幅不低于9%，每天加班不得超过3小时，每周至少休息1天。

　　武汉某餐饮企业员工：

　　我的工资1200(元)，低得很。

　　记者：

　　您觉得满意吗？

　　武汉某餐饮企业员工：

　　不满意，我也没有收益，要是有手艺我就走了。

　　武汉某餐饮企业员工1：

　　这个行业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只是渡过的职业，谁把餐饮当事业来做的人很少。

　　武汉某餐饮企业人事主管：

　　现在招人还是蛮困难的，招人还是相当困难。

　　解说：

　　武汉这个美食之城，餐饮行业的盘子，年产值高达500亿，却面临着一个尴尬的现实，其职工工资在所有行业中却几乎是最低的。部分普通服务员的月工资仅1000元，有的甚至更低，而且武汉近四万家餐饮行业有80%属于中小规模，管理不够规范，无度加班，没有基本的医疗、社保，而此就造成了餐饮企业屡遭用工荒，旺季时用工缺工甚至达到了15%。被逼出来的涨薪似乎势在必行，但谈判过程却是一波三折。

　　武汉餐饮业协会会长 刘国梁：

　　我们在协商的过程中，一开始很多企业当时非常不理解，因为我们做这个事是先有草案，再有正式合同。那么草案公布了之后，一片哗然。因为我们协会电话都打爆了，餐饮协会为什么做这个事？胳膊肘子怎么能往外拐呢？

　　解说：

　　怎样说服同行？对于出身餐饮业的刘国梁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刘国梁：

　　从近期来看，对企业加薪肯定是不好的。但从长远来看，它可以提高这个行业的魅力。如果是武汉市餐饮行业整体有一个比市平均工资高30%，而且是第一个做，这对整体这个行业形象是很有好处的。

　　解说：

　　而另一方武汉市商贸金融烟草工会联合会常务副主席周国华表示：谈判前，他走访了一百家餐饮企业调查摸底。最终完成600份针对劳资双方的调查问卷，今年2月劳资双方各选出9名谈判代表在当地报纸和网站上进行公示，去年10月周国华专程到北京学习了一个月。

　　职工代表 武汉市商贸金融烟草工会联合会常务副主席 周国华：

　　50多天的沟通，十几个分歧点，一个一个解决过程当中，很多都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企业方对这些合同文本研究，应该说他们人事部门都做了很认真充分研究，所以我们也是在大量数据调研基础之上提出来一些有关我们的诉求，形成共同的合同文本要求，我感觉需要一个比较长期，需要耐心的过程。

　　解说：

　　在50多天里，企业方和职工方就薪资和福利待遇问题，总共进行了三轮正式谈判和上百次非正式的沟通。对质与交锋在所难免，而彼此也在妥协中不断地走向一致。

　　刘国梁：

　　一边派九个代表，有一条就是说只要是病休期间就按80%的工资发放。按照《劳动法》规定还是对的，但是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就觉得他现在在外面打病条比较容易，我们企业方一起就跟职工方协商，能不能够调成医疗期间有个治疗过程，最后也是职工方同意了企业方的(要求)。

　　解说：

　　两年的准备，两个月的艰苦谈判。4月23日，我国餐饮行业首份工资集体合同终于签订。最终的结果：武汉中心城区餐饮工人的最低月薪上浮30%。尽管最终的数字也只是1196元，并不可观，但还是吸引了无数的目光。全国总工会也派代表出席，面对着这个结局，武汉市委常委、市总工会主席朱轶表示，武汉市有餐饮企业四万多家，从业人员近五十万人，占全市职工的1/5，解决好这个行业职工的收入增长问题，对全市各行各业的职工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示范作用。

　　

　　主持人：

　　工资的劳资协商是多少年的老大难问题，你觉得为什么在武汉能够谈下来、能够成功？

　　评论员 白岩松：

　　这里面有很多成功的因素在里头，但是不妨先说一下背景。你看它有多必要，武汉餐饮业人员平常是45万，旺季的时候是50万，所占的比例其实是很高的，在职工当中。但是在这四万来家企业当中80%多全是中小企业，好了，你指望这一个又一个员工加起来，就是每一个小饭店里头跟他的老板谈工资去？很难，既使总理把这个涨工资的目标写在了政府工作报告里，总经理们不签字，小老板们不签字，也没戏。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的时候，就需要有一个更大的力量，去劳资双方能坐下来谈，大家能平等地进行谈。所以我觉得武汉能够谈下来很重要的第一点是他敢于试，先行一步去作为一个试点，我们也愿意看到背后可能也有更大的力量在做一种支持。当然也有人说那在武汉有一个东西很难复制，武汉工会的主席是市委常委，你在全国给我再找着几个工会主席是常委的，那常委毕竟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但是我不愿意把重点放在这上面，我更愿意看到的是他试了，开始去做这样的一种尝试，并且找到了有效的方法，最后取得了好的结果。

　　主持人：

　　所以你说到最重要的因素是武汉市的工会主席是？

　　白岩松：

　　我没说“最”。

　　主持人：

　　但是大家普遍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因素，甚至是这种因素导致他不可以被大家所复制。

　　白岩松：

　　我觉得复制还是有可能的，但是这里的确没有那么容易。首先第一点都谈下来，先是鼓掌，鼓完掌之后你马上有一些担心，包括朱轶自己，也就是武汉的工会主席自己都说了这样一句话，叫“协商不易，执行更难”。因为你看工会这方面和餐饮协会那方面都没有强制力，你别看登出来的东西媒体都给你报了，网站也登了，如果谁不执行，你还没有太多太多的招儿，首先这是一点。但是我们希望，在媒体和全社会都在关注武汉先行一步试点的时候，还是有很多人不敢去太不执行。

　　另外一方面在推广的因素中，我们的确需要工会更有力量，你看流行着一句话其实挺让人难过的，叫“面对工资的这种上涨，劳资双方的谈判是老板不愿意谈，你指望老板没压力的情况下给人涨工资，没有几个老板愿意干的。老板不愿意谈、工会不敢谈，这个敢不敢，我觉得让各级工会挺难堪的。工人不会谈。正是在这三点的这种背景之下，武汉这件事情才被媒体包括社会各界，哎哟，真不容易，沙漠中终于看到了一块绿洲。

　　主持人：

　　涨工资这个合同是从今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那究竟这些天来实施的情况是什么样？今天下午本台记者也做了一份调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刘国梁：

　　从法律的效力来讲，目前还没有强制的内容。但是工会，我们湖北省有一个集体劳动协商条例，从这个条例的角度来说，它是有一定的约束性的。

　　第二个，可以做约谈，就是我们的一些方法和措施。

　　第三个，就是对这些确实通过约谈培训之后还不执行的。我觉得有两个比较硬的手段：一个手段就是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员工是有自主择业的权利。那么员工是会投票的，用脚投票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餐饮行业可以用行规以媒体曝光的方式来起到一定的督促作用。

　　武汉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 雷腾芳：

　　小的行业执行还是有一点难度，因为它的赢利水平很低。中小企业的员工就是没有得到正规的培训，这样他们的效率比较低，所以这样包括我们工会的帮扶中心、接待中心，这一段时间上访的人员都在增加。我们今天上午就是涉及到集体合同签订以后，怎么样进一步落实问题我们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已经派来有十个工作组下去搞调查研究，听取各方面的反应，再采取下一步的措施。

　　主持人：

　　你看岩松，业内人士普遍说出落实难在哪儿，你觉得这个涨工资的合同如果落实下去，最难的地方在哪儿？

　　白岩松：

　　首先我先不说这个落实难，首先要去解决协商的先走一步的问题，还是要先鼓掌，否则不能因为落实难前面就不做了，那不行，你没发现这是我们面临的新问题。协商完了取得这样的成果之后，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研究落实，刚才也谈到了媒体要进行进一步的监督。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协商的东西已经通过媒体让全社会全知道了，因此武汉45万，旺季的时候50万的餐饮员工已经知道他们又多了一个可以保护他们的这种武器。因此，他们知道他们的权利在哪儿，这个时候会对各个中小的餐饮企业形成另外一种压力，关键时刻还可以用脚投票，所以我觉得依然是进步，是担心，但是我觉得这是进步中的问题。

　　主持人：

　　武汉市的餐饮业劳资双方经过了激烈的争执，最后达成了妥协，并且形成的是共赢。那么这种模式，其它行业，比如说出租车行业可不可以学习和复制呢？我们继续关注。

　　

　　解说：

　　餐饮职工最低工资标准上浮30%，工资年度增幅9%，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保证职工每周至少休息1天，如今写进合同的这些条款，对于武汉45万餐饮从业者来说无疑来说意义非凡，对于身在事外的其他人则是一个让人羡慕的结局，因为如何让腰包鼓起来，是无数个打工者时下的心声。

　　字幕提示：2011年4月19日新闻

　　主持人：

　　今天来自人事部的一个声音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十二五”期间我国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将会达到13%以上。

　　解说：

　　13%，从经济战略到民生谋划，似乎涨工资都势在必行，但怎么才能涨？能否涨得合情合理？让劳资双方心服口服？又的确让人费思量，这样的烦恼不仅仅在餐饮业，在其他行业也同样如此。比如油价上调背景下的出租车业。

　　字幕提示：2011年4月15日新闻

　　主持人：

　　上海市交通港口管理局宣布：从5月1日开始，每家出租车公司都将下调出租车承包指标，也就是俗称的份子钱，降幅为每辆车每月300元钱。

　　解说：

　　凌晨3点半，上海出租车司机张师傅收工回家，从昨天凌晨5点半到现在，他已经工作了22个小时。

　　记者：

　　张师傅，今天咱们有多少收入？

　　上海出租车司机 张汉东：

　　900元钱左右。

　　解说：

　　那算纯收入呢？

　　张汉东：

　　去掉指标(份子钱)和油钱的话，大概还有200多一点，这是净收入。

　　记者：

　　那咱们一般的话，一个月能有多少收入？

　　张汉东：

　　3000元钱左右吧。

　　解说：

　　每天一睁眼就先欠了650块钱，这是张师傅的感受，也是这个行业的从业者感受。“份子钱”这个通俗说法指的是应占用承包车辆指标，司机向出租车工资缴纳的费用。而每一次的油价上调，出租车司机的辛苦、份子钱的多少、出租车价格的调整都会牵动这个行业甚至社会的关注，上海用行政指令的方式进行新的利益调整。

　　字幕提示：2011年5月1日《经济半小时》

　　上海市出租车协会秘书长 陆家骏：

　　我们原来司机的份子钱已经下调了好几次，这次所谓一个微调下调了一点，司机的收入这几年来讲，这个上涨的幅度比较慢。

　　解说：

　　虽然陆秘书长表示：这次下降的300元份子钱企业已经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以后没有再降的空间，但是也有司机表示：这样的降幅仍然很低，无法抵消高油价的影响。

　　上海出租车司机1：

　　上调的不多，合下来一天10块钱，这远远不够，根据现在的通胀和我们以前的收入是不能比的。

　　上海出租车司机2：

　　不是特别多，最好再下调一点。

　　解说：

　　出租车协会表示压力很大，而出租车司机认为降得不够多，有媒体最新的报道是：上海有关部门可能考虑上调起步价，但面对媒体，司机却表示不希望价格上调，因为那会造成客流量减少、影响收入，他们更倾向调整燃油附加费，有意思的是，这恰恰是北京的做法，一个月前开始，北京的乘客搭乘出租车所要缴纳的燃油附加费从1块钱增加到了2块，但出租车从业者似乎也并不满意。

　　北京出租车司机1：

　　(油价涨了)多加一块钱(燃油费)，转嫁到乘客身上，跟我们这儿还好，(只是)工业时间比以前长了，收入短了，劳动强度增大了。

　　北京出租车司机2：

　　又赶上现在马上就要用空调了，空调肯定要用油，不像冬天用暖风。现在油价(上涨后)，无形中我们又该着急了。

　　北京出租车司机3：

　　缓解不大，但是有帮助。现在一升油涨幅大概在七毛钱，每天我大概拉十个活，一天能多收入十块钱，一个月是三百，等于能给我们找补回来三百块钱，我自己再负担二百。

　　解说：

　　成本上升该由谁来负担？又负担多少？北京和上海出租车行业的价格调整似乎在告诉我们，这个事并没有那么简单。而回首武汉的餐饮行业集体谈判，这也许会是一种新的可能。

　　主持人：

　　不管是上海、北京，实际上是在行政部门在做调整，但是好像司机都不满意，你怎么看这种现状？

　　白岩松：

　　我觉得这个事情给我们启示很大，我再稍微往后说一点，先说一个前提，我们每一个人各行各业都希望涨工资，这个愿望是强烈的，而且现在不仅仅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政府追求的一个目标。虽然有媒体曾经报道，说社保部、人事部，说“十二五”规划期间工资要翻倍，但是后来证明这是一个不实的消息，人事部没有说过这一点，但是不妨碍我们要去追求，就是如果翻得更多的话那更好了，因为毕竟要受到物价，还有国际经济形势各方面的影响，但是追求一个工资不断上涨的目标这是肯定的，而且是国家的这种战略。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透过上海和北京的这种出租车，包括武汉的餐饮业，你会有另外的一个感慨，你发现真正利益受影响的人没有权利进入到谈判的过程中，是他们一个又一个的“婆婆”替他们就作主了。你看在上海，是政府的“婆婆们”就替他强行地把份子钱给降了，这边有“婆婆”要替他们把东西涨上去了。但是我们真正指望的是，必须是代表自身利益的，能代表这些从业人员利益的能够坐下来劳资双方，要不怎么叫劳资双方去谈呢，而不是“婆婆”代劳力了，所以武汉这件事情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工会不仅仅是工会了，将来光靠总工会能行吗？又有几个工会主席是常委啊？还得我们自己的行业协会也能代表我们的员工去进行谈，自己的事得靠自己。

　　主持人：

　　但是大家有一种担心，就是说这种谈的确好，因为双方充分磨合，但是这个过程需要的时间是漫长的，比如说武汉有几年的准备期，一个月的谈判期，但上海和北京一纸令下马上执行。

　　白岩松：

　　但是我们也要去追求这样的一种方向。毫无疑问，如果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现在有很多东西，你会发现表面上结果很好，但是方向是在向回走的，行政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因为短期内能看到效果，可是让那些市场的东西都缩微的话，所以怎么去说建设一个市场经济大的环境呢？所以归根到底，我们受武汉这件事情的启示，并且涨工资也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还是要慢慢地去鼓励和督促劳资双方能真正地坐下来去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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