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岳巍 北京报道

　　 如果没有当年安全抵达的太平轮，世上也许没有张典婉，如果没有当年沉没在海底的太平轮，世上也许没有张典婉的这本书。

　　 关于太平轮的记忆，于张典婉来说显得有些复杂，从未见过太平轮的张典婉，却听养母念叨了几十年，听“厌”了关于太平轮的故事的张典婉，若没有在某一日偶然看到母亲的几件凝淀着对家乡对过往的留恋与思念的遗物，怕是也不会花费10年时间，忍受着许多直接或是委婉的拒绝，忍受着有心的或是无心的白眼，忍受着响亮的或是低声的呵斥，把那个改变了很多人命运的太平轮的故事一点点从早已将其湮埋的历史尘埃中挖出来，甚至试图用“水”冲干净，让世人知道，在60年前，因为一场内战，还有一群屈死的亡魂和一群虽然幸存但人生轨迹却被完全改变的人们。

　　 张典婉要讲述的是他们的故事，也是这片土地的历史。

　　找不到岸的船

　　 太平轮，其实不太平，因为即使是在出事之前，这艘承担从大陆运载乘客与货物赴台湾的货轮，每天也是在一个不太平的年岁里往返上海与基隆之间，每天勾画的也是离散与逃亡的图景，然后终于在那一天，搭载着那个班次的乘客与货物沉没在舟山海域，上千条生命随着这铁壳的大船，被海水埋葬在冰冷的海底。这一埋就超过了60年。

　　 西历1949年1月27日，农历小年夜，其时解放军的淮海战役已经结束，“国民政府”已经是风中残烛，飘摇的时局使得“国统区”的人们惶惶终日，上海外滩的十六铺码头上，那艘搭载着1000多名急切的要离开大陆奔向台湾的包括政要富商名流以及普通百姓在内的乘客的铁壳船就要出发。

　　 他们中的很多人为了能赶上这班船，或用权势或用关系，更多的是用金条，谋得了一张他们认为是奔向自由的船票，在很多人心中，这次登船，何尝不是一次命运的赌博。

　　 这场与命运的赌博以人们的失败而结束，后者输掉了他们最后的赌本，像是一个绝情的玩笑，这艘载着1000多名旅客和许多货物严重超载的铁壳船，尽管曾经幸运地熬过了二战，这一次却未能打败那艘与它迎面开来的运煤船，剧烈地碰撞之后，太平轮在舟山海域沉没，此时距离它离开上海码头，只不过几个小时。

　　 故事情节的太快转换，让很多人无法承受，他们随着太平轮一起沉入深海，永远没有机会活着踏上台湾的土地，也再不能回到大陆家乡。

　　 而幸存的30多人，从海难发生到现在，他们用了超过60年的时间来告诉自己，一切都已经改变。

　　 在漫长的60年中，集体记忆随着太平轮的沉没而沉入历史的深海，被掌握话语权的人们有意无意的忘记，但是罹难者的愁苦，他们亲属的悲哀，幸存者的伤痛，却不会像出事那天的海上的雾一样在天亮之后便消散，用60年来抚平伤痛，显然远远不够，在太长的一段岁月中，他们在各自的角落里舔舐着历史留给自己的伤口。

　　 政治家们眼中的两岸分治，是地图上的一条线，是教科书上的一段话，但是之于构成这历史的最微末的小人物来说却是实实在在的没有尽头的离散与数不清的哀愁。

　　 对于当年迁徙到台湾的几百万“逃难者”来说，太平轮是他们也许未曾经历过的旅程，却也是他们的共同记忆。

　　 作为一艘船，太平轮的故事已经结束，当年它常常停靠的码头已经从地图上消失，而成为繁华城市的一部分，曾经报道过太平轮沉船事件的报纸也早已被封闭，想要查阅它们，只得到图书馆或者档案馆里去，先用手抹去收藏它们的纸夹子上落着的历史的灰尘。

　　 超过60年过去，这历史的灰尘已经沉落得太多，人们已经开始习惯用“旧事”来为那场海难定性。

　　 但是作为历史的一叶，张典婉不相信太平轮的故事已经结束，因为历史不是一页纸不是一张画不是一段文字，而是千千万万大人物小人物的实实在在的悲欢离合，即便不再写在他们的脸上，也一定深埋在他们的心底。只是已经不习惯在人前谈起，独坐的时候，总会想起往事念起故人。

　　 张典婉开始行动，她要把这些人的故事拍成纪录片，写成书，以记录那一代人的流亡历史，于是有了《太平轮1949》。

　　 张典婉透过各种管道寻找当年海难的幸存者与罹难者家属，把他们的故事拍进镜头里写进书里。尽管当年他们或者他们的亲属舍得花金条购买船票，但是实际上，这些人们都算不上多么“大”的人物，甚至都算不上成功，当年一掷千金的豪举，在很多人来说，其实是孤注一掷的赌博。

　　 张典婉坚持认为即便是小人物，即便从空中俯视他们的命运在历史的洪流中被裹挟被淹没，但是仍旧不能被轻易地遗漏，因为他们是真实的存在，而历史的洪流也是因为这些小人物的各自命运汇聚而成。“历史并不只是由伟人的丰功伟绩堆叠的。”她说。

　　船上的人们

　　 沉船事故发生之前的一个月，张典婉后来的养母搭乘太平轮平安抵达台湾，这个上海富商的女儿随身携带一只皮箱，踏上了台湾的土地。

　　 即便后来嫁入一户客家人，尽管后来过着并不优渥的生活，这个曾经的上海大户人家的小姐还是固执地保留着在上海时的生活习惯，穿旗袍，自己制作吐司配红茶，用白纱布代替煮咖啡时“缺席”的滤纸，她和上海中西女校的校友们坚持每年聚会，这些已经韶华远逝的老太太们穿着旗袍，用吴侬软语轻唱“夜上海”，当年在南部乡下生活时，她会与同样生活在那里的一位朋友坐人力三轮车到镇子上的电影院去看《魂断蓝桥》，偌大的影院中只有她们两个观众，俨然是这里仅有的两个穿旗袍的女人的专场，而她们两个看到伤心处，便就在影院中，抱头痛哭。养母喜欢讲太平轮，丝毫不理会张典婉对这个听过无数次的故事的厌烦，直到养母去世，张典婉才渐渐明白，母亲与同伴们是在用自己的方式纪念上海，纪念曾经的生活，纪念那段历史。在养母从未给她看过的箱子里，张典婉看到了她当年乘坐太平轮带到台湾的东西：几根用布袋包住的金条、一个上海身份证、一张地契，和一个记满了电话的小本子。电话号码只有四五位，早就过时了，无法拨打。

　　 张典婉说自己当时跌坐在地上痛哭失声，之后便决定搜寻太平轮，搜寻那些与太平轮一起沉没的家族故事，而这些的最终目的，是讲述那一代人的离散与流亡。

　　 张典婉往返于大陆、香港与台湾，流连于图书馆档案馆，只为了找到关于太平轮的更多线索，根据事后的官方统计，最后一班太平轮的1000多名乘客，只有36名获救。而罹难者的亲属们想也多是高龄，张典婉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开设网站，只为了收集与太平轮有关的零散记忆。

　　 张典婉一直说自己有贵人相助，寻访的过程中，每次遇到山穷水尽，最后总会有柳暗花明，她甚至在一家餐馆偶遇到当年在太平轮上出生的老人，也曾经在大陆的一家档案馆翻到了从1949年之后再没有人翻过的档案，而这被遗忘了60年的档案中有当年与太平轮有关的起诉书、证词和罹难者名册，以及太平轮全船构造图。

　　 在她寻访到的那些故事中，最多的是关于等待与改变。

　　 上海小姑娘黄似兰8岁的时候与母亲短暂分离被提前送到台湾，1949年春节，她欢天喜地地等着渡海过来寻她一起过年的母亲，结果等到的却是母亲罹难的消息。

　　 之后的黄似兰目睹的便是家族中最丑恶的争产闹剧，黄似兰被亲属们送回大陆并留居于此。

　　 黄似兰去台湾之前曾经在上海有着快乐的童年，在一张照片中，她留着时尚的发型，穿着漂亮的花裙子，脸上带着幸福的笑容。

　　 但是幸福随着母亲与太平轮一起沉入海底，被送回大陆的黄似兰日后遭遇了历次政治运动的折磨。

　　 一场海难改变了黄似兰的生活，从云端跌到谷底，人生际遇的改变成了那次海难带给每一个当事人最大的人生烙印。

　　 王兆兰还记得母亲跟自己说的最后一句话，“抓好妹妹”。家道殷实的王兆兰跟随母亲与弟弟妹妹一起到台湾与父亲团圆，为了能够早一天见到丈夫，母亲买到了太平轮的船票，　几十年后，王兆兰在通了很多次电话之后，才同意与张典婉见面，但要先准备一个月的时间。当年16岁的少年已经满头银发，当年因为祖父的重男轻女而从未念过书的王兆兰在台北与周美菁、吕秀莲成为校友，尽管已经坚强并勇敢地度过了大半生，王兆兰讲起当年太平轮上发生的事情，仍旧像是一个情感失控的少女，双手捂住脸，痛哭失声。

　　 太平轮上1000多名乘客，哪一个不是黄似兰，哪一个不是王兆兰呢，他们在登上那艘开向死亡的永远靠不了岸的太平轮时，心里一定有些许恐惧，因为不远处已传来枪炮声，但是更多的应该是对于未来的期望与想象。他们以为自己要去的真的是“宝岛”台湾，没有人会想到他们将蹈入死亡之海。

　　 1949年的那次与太平轮有关的海难，改变了1000多人的命运，使得比1000这个数字更多的人的心永远无法靠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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