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字会捐赠信息公开追踪：越基层披露度越低

　　卢丽涛 偶晓敏

　　邓国胜：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并非公众想象的那么容易，需要很高的成本

　　一篇《东莞市红十字会：差钱，第三方审计请不起》的报道将东莞市红十字会推上风口浪尖。

　　东莞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张鼎昨日一整天都在忙着接受不同媒体记者的采访。

　　在中国红十字会（微博）推出捐赠信息平台但被指信息模糊的背景下，东莞红十字会成为地方红十字会信息公开不完善的一个样本。

　　民众对于各地方红十字会信息公开的呼声再起。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原司长、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的信息公开制度到了需要严肃讨论的时期，当务之急，需要把公众的质疑变为信息公开体制建设。

　　东莞红会：

　　没有硬件保障，信息公开难保证

　　7月31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捐赠信息平台，终于在千呼万唤中上线，但却被公众指责说“披露信息太笼统，审计报告过于简单，难以让人信服”。

　　红十字会总会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各地红十字会和红十字基金会正在参照总会的做法，逐步建立依托于互联网的信息发布平台，力争两年内实现全国红十字会系统信息公开。

　　媒体报道称，东莞红十字会官方网站从2009年就设立了“爱心榜”，但网站整体简陋，没有查询功能。张鼎对本报坦承，红十字会的网站设计确实简陋，当时是几个志愿者帮忙搭建起来的，后来一直缺少人员维护，所以信息公开系统显得比较简单。东莞市红十字会没有家底，办公地是市国资委调配一个闲置的饭店，整理和装修成一个1000多平方米的办公地点。东莞市政府对红十字会的财政预算仅仅只有人头费，即工作人员的工资。网站维护费和第三方审计费用实在短缺。这成为制约其信息披露公开透明的原因之一。

　　东莞市红十字会从2008年开始筹建，张鼎笑称当时是典型的“三无”，无专职人员，无专项经费，无专门办公地点，挂靠在该市卫生局下面。筹办初期就发生了汶川地震，当时东莞市红十字会连专用账户都没有，但就在这种条件下，东莞为汶川地震捐款人数众多。

　　张鼎介绍说，2009年东莞市红十字会挂牌成立，为副处级单位，归市府办联系协调，工作人员有五个编制，属于半官方半民间组织，说其官方，是因为由财政发工作人员工资，民间是指服务靠志愿者，爱心人士、企业捐款做公益事业。

　　“东莞市红十字会接受捐赠的钱款受到财政、审计、上级红会的严格监管。”张鼎称，钱款必须放在红十字会救灾专用账户，只能存进去，不能取现金，整取时必须要有上级指令，转到市政府的专用账户，比如汶川地震时的捐款已经用于映秀医院和学校的重建。

　　从2009年元月成立，截至今年6月30日，东莞市红十字会接受了捐款近五千万元，“我们打算把两年来的工作进行一下小结，特别是获得捐赠的款项，进行详细的梳理，在第四季度，通过政府的公布栏、媒体向社会公布。今年年底先对两年以来的情况进行公示，并以此为基础每年年末都进行公示。”张鼎说。

　　各地红会信息公开不完善

　　那么，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珠海等城市的红十字会捐款信息披露情况如何？本报记者做了对比和梳理后发现，均不够完善，同时缺乏捐款的具体用途和流向。

　　北京红十字会官网首页的左侧边栏明显处即有“捐款使用情况公示”的字样，点开后出现的是自2011年1月1日到6月30日的捐款支出情况，在“捐款使用情况公示”字样的下面是“接受社会捐款公示”，同样只能显示半年的捐款情况。另外，在首页菜单栏右边处有“公益财富榜”，标出捐款数目较多的捐赠记录。显示的时间记录只有半年，这一点稍显不足。

　　上海市红十字会网站有关捐款查询的项目很不显眼，点入右边栏“捐款捐物”一栏，才能发现有一个“捐赠集锦”和“爱心榜”，“捐赠集锦”是有关捐赠人的感人事迹的报道，而“爱心榜”则是有关捐赠人的详细信息的披露，时间可以追溯到2007年。

　　广州市红十字会官网左下角有“捐款名单”，主要是列出个人或者单位的捐款明细，名单以动态方式告知捐款人与其所捐助数目。同时，可以通过捐款搜索，以名字或者邮箱为检索项进行搜索。但显示结果只有捐赠人名字和数目，没有捐赠时间，也缺乏相关支出记录。

　　深圳市红十字会官网信息披露设置与广州市红十字会类似，网站的右下方有一栏：爱心榜。也是以动态的形式公示捐款人以及捐款数目，另外也是以捐赠个人或者单位为检索项进行查询。但仅显示捐赠时间从2011年5月3日到7月26日的捐赠款项。

　　记者发现，珠海市红十字会的信息披露相对较好，官网左下方有“捐款名单”一栏，以动态的方式、以某个时间段为区间进行公示，“捐款查询”显示捐款名单明细，时间跨度比较久，可以看到2006年至今的捐赠明细，所列信息比较清晰，连发票号都有，时间也很明确。

　　去行政化和信息公开体制化建设

　　“往往越基层的红十字会信息披露的程度越低，我曾做过调研，发现这一现象。各地方红会披露最多的是捐赠的信息，对于捐款的用途几乎没有披露。”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教授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如此表示。

　　他认为，红会总会和各地方红十字会是具有垄断筹款地位的慈善机构，灾难发生时，需要募款不是靠公信力来获得社会捐赠，通常是靠垄断地位来获得公众的捐赠，所以这一性质决定其不需要公开、透明。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并非公众想象的那么容易，需要很高的成本，包括成千上万的小额捐款录入工作，受赠方意愿的谈判，审计等工作也需要成本。

　　邓国胜认为，公众对红十字会系统信息披露的关注是好事，但也要意识到慈善机构的成本问题。否则会陷入一个发展的恶性循环，即公众认为慈善机构做得不好，没有能力，慈善机构就无法吸引一流的人才，就越难以做好工作，导致公众越不信任。

　　邓国胜说，清华大学NGO相关专业毕业的学生一般都不愿到慈善机构工作，他们的父母觉得到慈善机构工作不是正经的职业。这正是中国慈善机构发展的困境和悲哀。

　　他认为，要改变现状，国内的慈善机构要加快去行政化的进度，提高自身的能力。

　　王振耀则表示，目前，公众对红十字会信息公开的关注，恐怕是中国第一次如此广泛对慈善机构信息公开的质疑。红十字会信息披露不太规范主要原因是国家很强的历史传统，对信息披露不重视，长期流行信息保密原则。信息公开体制上没有具体操作规程，停留在原始的口号状态，让红会一枝独秀相当困难。

　　王振耀认为，中国的信息公开制度到了需要严肃讨论的时期，当务之急，需要把公众的质疑变为信息公开体制建设。“有关管理机构，最好制定非常规范的信息公开管理规程，统一公开的标准、边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