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盛世危言：不思改革将带来系列问题

　　2010年4月底，国务院公布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结果所显示的中国人口结构转变速度之快，印证了许多人口学者的担忧，也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

　　生育率继续下降、老龄化速度加快的人口结构变化的呈现，对于中国这个世界头号人口大国来说，蕴含着巨大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可能性变化。

　　虽然在人口学界至今仍然争论于数量巨大的人口对中国而言是压力还是红利，但一个不可否认的现实却是，在过去的30多年中，规模庞大的劳动力大军成为中国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的一大有利因素。

　　伴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坐享人口红利的时代在不久的将来将一去不复返，这即将发生的剧烈变化，意味着什么？

　　人口结构的转折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原来关于人口问题的很多争论提供了实证的答案。结果表明，对中国人口结构正在发生的根本性变化，此前的认识是滞后的。”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对本刊记者说。

　　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中国大陆总人口为13.4亿人，其中0~14岁少年儿童人口2.22亿，占16.6%，15~59岁年龄人口为9.4亿，占总人口比重70.14%，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增至1.78亿，人口老龄化水平达到13.26%。

　　数据显示，0~14岁人口比2000年人口普查下降6.29个百分点，同时，60岁及以上人口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

　　“预期未来的人口变动将以少年儿童人口规模相对稳定，劳动年龄人口数量递减和老年人口规模迅速扩大为主要特征，人口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对记者说。

　　在此之前，生育率下降和老龄化的问题已在人口学界引起担忧。目前的生育率水平已低于官方宣称的所谓1.8的警戒线；按照联合国的定义，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即进入老龄化社会。

　　1992年，中国人口生育率达到世代更替水平(即生育水平为2.1)，意味着下一代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此后，生育率水平一直在世代更替水平之下缓慢下滑，至今已经持续了约19年的低生育率，原新根据六普少年儿童人口规模推算，生育率水平在1.5左右，已经接近超低生育率。

　　“50~60年代的生育率过高、人口增长过快以及‘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国民经济的崩溃，形成了我们对人口问题的认识，即通过降低过高的生育率来放慢人口增长速度，但目前我国的年人口增长速度在5‰以下。人口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要求我们对原来的认识进行反思”。顾宝昌说。

　　人口老龄化进程是伴随着少年儿童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减少而实现的。1953年，中国老年人口为0.45亿人，只是0~14岁少年儿童人口的1/5；至2010年，老年人口数量增加到1.78亿人，相当于少年儿童人口的4/5。

　　新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3次人口出生高峰期，分别在1950~1957年，1962~1963年，1964~1971年。“50年代生育高峰期的这一代人现在正在步入老龄化，从时间上来看，在整个“十二五”期间，老龄化的速度还会继续加快。未来30~40年，变动将会是最为剧烈的。”原新说。

　　这样的人口结构变化对于中国而言，显然过快。六普数据显示，中国的总人口抚养比为34%，少儿抚养比为22.3%，老年抚养比为11.9%。而此前联合国的预测是，到2015年中国少儿抚养比为27%，老年抚养比为13%。可以看出，中国的少儿抚养比下降速度早已明显地快于联合国的预测。

　　“大学招生现在都在抢生源，许多中小学校都关闭了，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从我们身边就能感受得到。”顾宝昌举例说。

　　人口红利的消退

　　从第六次普查数据来看，年轻劳动力的减少速度也在加快。根据统计，与2000年相比，2010年中国20岁至29岁年轻劳动力的规模已缩减了近15%。

　　人口结构所发生的变化，必将对中国经济增长形成影响。基于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在经济学上用人口红利一说或许更能有效地进行描述。

　　所谓人口红利，其核心是劳动人口和被抚养人口之间的比例，劳动人口比例越高，抚养比例越低，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较充足的劳动力供应，并保持较高的储蓄率，能够减少经济发展中资本边际递减带来的影响。

　　在过去的40年中，由于经济和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的生育水平的降低，在老龄人口没有加速增长之前，为中国经济提供了30多年的人口红利，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将中国的就业率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之上，在土地、技术、资本等要素之外，成为了另一个驱动经济增长的要素。

　　“改革开放的30多年，正好处在人口转变的这一区间，创造了人口要素的比较优势，因此可视为人口红利期。”原新说，“但这只是一个机会，将人口机会变为人口红利现实，需要综合的因素，错过这一机会的国家也大有人在。”

　　而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人口红利消退经验在东亚国家特别是日本的身上也得到了验证。

　　在1960年代后期，日本总抚养比稳定在45%左右，这种均势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初期，这段时间是日本的辉煌时期。但是由于年轻劳动人口的不足，老年抚养比不断增加，总抚养比在1990年代开始不断攀升，也成为日本经济因此步入长期低迷的主要原因之一。

　　“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这种人口转变的速度，使得人口红利来得快，结束得也快。”原新指出。

　　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丰指出，日本、韩国、中国这3个东亚国家与西方国家相比，人口转变的过程都更快，尤其是韩国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历史相比，中国的死亡率下降速度非常之快。人均期望寿命从40岁上升到70岁用了不到50年时间，而西方国家历史上均用了100年左右时间。中国妇女生育率从每人生5个降到生两个用了25年时间，西方国家用了约75年。

　　这种人口结构变化的时间之短，也导致未来中国人口红利的消退更早地到来。根据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等人通过对抚养比的测算研究，人口红利的转折点将在2015年到来。

　　“中国的人口特征是‘未富先老’，‘先老’意味着人口结构发生变化，老龄化开始了，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下降了，意味着我们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开始丧失，‘未富’意味着我们的技术还没有走在世界的先进行列，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也没有比较优势，老的比较优势开始丧失，新的比较优势迟迟不能获得，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蔡昉认为。

　　认知的分歧

　　对于人口结构转变所可能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冲击，经济学家对此或许更为敏感，而在人口学界，对于这种变化的分析却并不一致。不同的认知，对于中国人口结构变化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评判相差颇大。

　　有部分人口学者认为，中国过去30年的强劲发展，反映的是劳动生产率的快速增长，劳动力供给的数量扮演的是一个更无关紧要的角色。劳动生产率大幅提升的催化剂是中国政府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进行的深入的体制改革。劳动力素质比劳动力数量更重要，人口多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更多是压力，而不是红利。

　　对此，王丰则认为，“人口红利是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产生的劳动力供给变化与劳动生产率两者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中国过去30年来的经济增长是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两者并不互斥。”

　　“就业是由经济发展决定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靠减少人口来解决就业。欧盟国家年轻人失业率在20%以上，而这些国家的生育率都已经很低。”他对记者说。

　　“劳动力素质和劳动力数量之间并不矛盾，中国的经济发展基础就是从劳动密集型企业上起步的，中国的就业率比印度高很多，印度虽然推崇软件业等高端产业，但很多的低端劳动力就业问题仍然解决不了。”原新说，“不能把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割裂开来看，生产率的提升仍然不能替代劳动力数量的问题。”

　　同样的问题来自日本，在人口红利期消退之后，日本的劳动率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人口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劳动年龄人口的缩减已给其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顾宝昌则认为人口现象往往是通过综合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关于人口红利的争议并不能掩盖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和社会结构所造成的影响，“沿海城市的民工荒是一种结构性的劳动力短缺，第一代农民工已经差不多50岁了，年轻的劳动力供应不再像过去那样供不应求。”

　　“并不否认经济结构要进行转型，但劳动力队伍的老化仍然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影响，年轻劳动力一年比一年减少，不应该用整体劳动力规模仍然庞大来掩盖或否定年轻劳动力不断减少的趋势。”他说。

　　“有人说劳动力短缺将会促使中国产业升级，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这种看法并不正确。”人口学者易富贤对记者说。在他看来，其实产业升级减少的只是对第二产业的劳动力需求。而中国目前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占劳动力的28%，与发达国家基本一致。第二产业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如果过度降低，也意味着国力的下降。 中国需要的不是降低第二产业的比例(只是需要优化结构)，而是增加第三产业从业人员。

　　第三产业对人口素质的要求更高，对劳动力的需求更大(发达国家70%的劳动力从事第三产业)。中国农村劳动力仍然“过剩”，还占总劳动力的38%。但过剩的是中老年劳动力(由于年轻劳动力的不足，使得老年劳动力比例显得过大)，他们既不能补充第二产业，又不能补充第三产业。

　　此外，还有一些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由于没有兄弟姐妹的分担，只能留在农村照顾父母。中国现在出现了这样一种怪局面：由于年轻人口的不足，第二产业无法补充，第三产业更加发展不起来，农业人口却又无法转移。

　　未知的挑战

　　“对未来趋势的争论在人口普查数据的面前是很苍白的。中国正在发生的人口变化是我国过去几千年历史中前所未有的。”顾宝昌说。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过人口低增长的时期，但从来没有过超低生育率的时期，而由低生育率导致的老龄化目前所看到的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另一方面，从人口普查的结果来看，中国的城市化已经跨过历史的分界线，社会结构从农村为主转向了城市为主，人口迁移、流动上发生的变化，这对将来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影响都将是巨大的。

　　“现在的农二代和农三代跟他们父母辈的需求已经不一样，而随着中西部发展速度的加快，劳动力的就近移动也成为常态。”原新认为这也是人口结构变化对产业转移和出现诸如富士康自杀事件和“工潮”现象的人口因素。

　　这些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已逾越了人口学和经济学，成为一个社会形态的变化。而依靠单独的人口政策，并未能进行有效的改变。

　　但这些人口结构上的变化并没有在“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中得到政策上的体现，“说明我们对即将到来的挑战认识不足，这种转变并不一定就是坏事，但对此我们还缺乏认识、准备和经验。”顾宝昌说。

　　“人口结构的变化有其规律，生孩子是一个周期，并不像中国缺少粮食就可以从国外进口一样，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并不是通过国际劳工就能解决的。”原新指出。

　　“即使生育政策调整了，也不见得就能解决将面临的史无前例的人口挑战。但如果生育政策都不准备调整，说明我们对面临的人口挑战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缺乏起码的认识。”顾宝昌说。

　　“生育率下降带来的人口红利是不可重复的。”王丰认为。而显然，以牺牲一代人的健康、养老和下一代人的教育为代价的人口红利已然很难再长久持续。高储蓄率，廉价的资金成本支撑的外向型和投资型经济也面临转型，人口红利所带来的经济增长财富获得的分配不均也导致了未富先老的改革瓶颈。

　　不思改革的代价，可能将伴随人口结构性矛盾而带来一系列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