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帆：重庆改革是为了切好蛋糕 避免两极分化

　　高速发展的重庆，正吸引越来越多人的关注。这两天，人民网、新浪网、腾讯网、中新网、新华网、凤凰网等17家全国知名网站老总齐聚重庆，争睹重庆的发展变化。昨日，市长黄奇帆与这些网站老总座谈交流，介绍重庆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

　　三四年后，重庆也会跻身1000多平方公里、100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

　　黄奇帆说，重庆大城市和大农村并存，城市化模式与上海、北京、天津等不同，由于是城乡二元结构，重庆的城市化发展战略是构建大都市连绵带的城市群，分三个层次构成，第一个层次是主城，要发展成1000多平方公里、100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目前全国有五个这样的大都市，它们是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深圳，三四年后重庆也会变成与它们一样的大都市。第二个层次是主城周边形成30来个大中等城市，集聚1000万人。第三个层次是800多个乡镇，也要集聚1000多万农村人口。在城市化进程中，“五个重庆”建设作为核心主导体系贯穿其中。与此同时，重庆还在大力推进工业化和城乡一体化。

　　电子信息产业异军突起，改变重庆产业结构，这主要得益于重庆有个“3+1+1”的发展模式

　　黄奇帆说，重庆作为老工业基地，过去的产业多是“傻大黑粗”，这两年，在产业结构调整上下大工夫，取得了重大转变。一是老的支柱工业升级换代。目前，重庆汽摩产业一年生产200万辆汽车，1000万辆摩托车，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汽车生产基地之一。装备工业、化工工业、钢铁有色金属工业都进行了改造，目前传统工业的产值在1万亿元左右。

　　二是推动了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2000年重庆电子信息产业只有20亿元，而当时全国电子信息产业的产值是2万亿元，仅占全国的千分之一。这几年重庆电子信息产业异军突起，今年产值预计将超过2000亿元，到2015年会突破1万亿元，占到全市工业产值的三分之一。

　　重庆发展电子信息产业主要是围绕全球产业布局结构调整来进行的，将今后5年市场份额发展最迅速的板块，即网络通讯体系的终端产品作为发展重点。这些终端产品主要是指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3G手机以及打印机、服务器、路由器、存储器、交换机等等。这个板块是全球电子产业的核心体系，这两年重庆已经形成了2亿台件的布局规模，包括1亿台笔记本电脑、3000万台打印机、4000万台台式电脑，几千万台平板电脑、3G手机和路由器、服务器等等，将形成1万亿元的销售值。现在重庆一个城市电子信息产业的布局规模，几乎和沿海6个省市的规模旗鼓相当。

　　为什么内陆重庆会突然形成这样一个布局？原因就在于重庆有个“3+1+1”的发展模式。

　　所谓“3”就是三个物流模式。电子产业不是生产内销的产品，要销往全球，最关键因素是三个方面的物流。一是进项物流，电子产品的零部件如果全球造，从产地运输到组装厂，有一个进项物流。过去几十年，沿海之所以发展迅速，就是因为进项物流便利。比如电子产品的零部件40%日本造，20%台湾造，还有40%东南亚、欧美各国造，运到沿海，交通便捷，如果把零部件再从沿海运到内陆，2000多公里路程，物流运输成本和时间成本都高。所以为什么过去20年，内陆加工贸易几乎为零，就是运输成本的问题。

　　现在重庆解决了进项物流问题，引入全球零部件厂商到重庆建生产基地，实现零部件和原材料80%本地造。但他们为什么要来？因为重庆要造1亿台笔记本电脑，还有1亿台件其他电子产品，有规模效应，零部件厂商来这里有市场。不用我们太多动员，目前已经落户了300多家，明年底有望超过500家，在重庆形成了“整机加零部件一体化”的模式。本身这个模式仅仅是为了解决进项物流成本，结果在今年3月份日本大地震时，这个模式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全球电子产品40%零部件在日本造，因为地震，零部件生产跟不上，全球电子产业也跟着“感冒”，生产力上不去，这就使更多的企业意识到，零部件布局不能这样分散，要相对集聚，所以，不少日本电子企业都在这一段时间到重庆落户形成集聚，由于中国最大的电子零部件厂商都在重庆，一个完整的零部件生产系统就在两年内突然形成了。有了这个系统，整机厂商看到物流平衡也就过来了，因此，重庆一个地方引入了富士康、广达、英业达、仁宝、纬创、和硕等6家代工商，这6家企业去年生产的电脑占全球市场的90%。过去这6家企业分布在沿海几个省，从来没有在一个省聚集，但是他们在重庆聚在了一起。代工商的集聚也是为品牌商服务，目前重庆汇聚了惠普、宏碁、华硕、思科、日本东芝等位居世界电子产业前十位的五大品牌商。这样，重庆就形成了“五大品牌商加六大代工商加300家零部件厂商”的产业集群。

　　二是出项物流。电子产品95%卖到全世界，要么空运、要么海运、要么铁路运输，有一个出项物流问题。为了把东西运出去，重庆机场进行扩建，从一条跑道增至两条，每天的航班达570班，预计3年时间人流吞吐量将增至4000万人次，航空货运吞吐量增长到100万吨以上，现在重庆航空货运量在内陆22个省市中已经名列前茅。铁路运输方面，过去中国的铁路是“一江春水向东流”，内地把货运往沿海，然后从沿海经水路运到全世界。重庆改革了铁路方向，与渝新欧铁路沿线各国签订便捷通关协议，即重庆海关关检的货物，各国海关不再翻箱倒柜重复关检，而是便捷通关直达目的地，同时，重庆开通到欧洲的五定班列，使渝新欧铁路成为新时代的“丝绸之路”，由于重庆又确定为五定班列的起点站，各省必须把货物运到重庆组装再发货，因此重庆变成了内陆口岸，成为内陆通往欧洲的桥头堡。这是西部大开发中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欧洲各国高度重视这条铁路，安特卫普和鹿特丹等城市都希望将五定班列的终点站设在当地，这样欧洲的货可以通过这个站运到重庆，再从重庆把中国到欧洲的货运过去。现在欧洲到中国一定是坐轮船或者飞机，轮船要40天到沿海后再上路，以后就可以有另外一条选择路径了。

　　三就是保税物流。加工贸易需要大进大出，电子产品销往全球，当然要海关保税。但是中国大陆过去16个保税区都在沿海，内陆一个都没有。重庆要生产2亿台件电子产品，一定要有保税区，所以在中央支持下，重庆率先设立两个内陆特有的保税区。

　　有了保税物流的畅通，再加上出项物流和进项物流模式的改变，三个物流使重庆生产加工2亿台件电子产品的设想成为现实，建成了世界性的电脑生产基地。

　　第一个 “1”是指创新劳动力供应体系，在培训招工、住宿及户籍问题上进行创新。重庆的电子产业，三四年后估计需要五六十万工人。如果按沿海的传统劳动力模式，将会产生一些问题。一是没有户籍，农民工就会像候鸟一样每年迁移，不仅农民工不方便，也不利于企业留住劳动力。二是这么多人，如果让企业老板造宿舍，其实是让企业办社会，增加负担。为避免出现这些问题，重庆政府掏钱，让开发区对高中毕业生进行培训，在企业需要用工时，直接提供劳动力，并始终保持5000劳动力备份，确保供应充足；二是员工宿舍、公租房和保障房全部由政府、社会系统负责，不需要企业建设，工人出了工厂就进入生活社区、城区，各项商业设施、教育、卫生等公共配套设施齐全，生活舒适；三是所有在重庆打工的农民工，可以通过户改，成为城里人，享受同等待遇。很多老板看到了我们的这个模式，都愿意到重庆来，因为不会增加他的社会负担。

　　第二个“1”就是把加工贸易产业链中，最有价值的销售结算环节留在了重庆。这个环节恰恰是沿海加工贸易流失在海外的。沿海加工有结算，但只是加工厂与当地工人之间的工资结算和税收结算，这些加工厂并不负责销售产品，而是交给品牌商，收取加工费。这些产品由品牌商销往全世界，就会产生销售结算。过去沿海加工贸易都在新加坡、香港、日本、台湾、韩国、爱尔兰等地结算，中国大陆境内没有结算。重庆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加工贸易产业链有一个“微笑曲线”，一端是零部件、原材料，底端是总装、加工环节，另一端是销售结算、研发，这个曲线的两端是最有效益的环节，而底端则是利润最薄的环节。过去20年，沿海加工赚取的是底端的加工利润，而零部件和结算研发两头在外。我们现在把整个“微笑曲线”都留在了重庆。去年，重庆就有了五六百亿美元的离岸金融结算，今年将达到近千亿美元的结算量。同时，销售结算业务还会促进服务贸易的发展。

　　重庆开放高地建设取得重大突破，集中体现在利用外资、海外投资、进出口贸易上

　　黄奇帆说，过去几年，重庆在开放高地建设上也取得重大突破。

　　一是利用外资，2007年，中国引进外资1000亿美元，重庆只有10亿美元。2008年至2010年，重庆引进外资开始大幅增长，3年增长6倍，去年达到63亿美元，今年1至8月又同比增长70%多，居全国前列，年底有望突破100亿美元，居内陆首位，进入全国前八。目前重庆引进外资的结构主要由三部分组成，1/3工业投资，1/3城市建设包括房地产，1/3资本重组、股票上市。也许大家会说，现在中国外汇这么多，不需要外资，但西部需要补上开放这一课，西部开发不是闭着眼睛内部开发，而是要放眼世界，引进外资不仅是带来外资，还带来人才、管理、开放的理念和国际市场等等。

　　二是海外投资。中国现在外汇储备到了3万多亿美元，今后还会进一步增加。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鼓励各地加大进口，加大海外投资。在此背景下，重庆最近两年加大海外投资，去年海外投资协议金额50亿美元，今年还会有50亿美元海外投资，“十二五”期间，重庆计划实现海外投资300亿美元。当然，重庆海外投资也不是盲目的，而是开展面向中国市场的海外投资，即在海外投资中国市场短缺的产品，包括地下资源、地表农产品、资源深加工企业、高科技装备技术类企业等。目前，重庆海外投资项目干得有滋有味，比如重庆购买的几个装备企业当年就看到了效益，像重庆购买的英国一家机床厂，把重庆机床技术提升了十年。

　　如果说外资到中国一般先到沿海再到内陆，有一个梯度，那么中国到海外投资，沿海与内陆则是在一个起跑线上，所以重庆恰恰在这一块可以有所作为。

　　三是进出口贸易。2007年，重庆进出口贸易五六十亿美元，今年1至8月进出口增长居全国第一，全年有望突破300亿美元，2015年预计将突破1000亿美元。重庆进出口之所以能够突飞猛进，除了笔记本电脑进出口量很大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重庆成为内陆口岸，不仅重庆的货进出口会在本地报关，内陆其他省市的货物也会到重庆报关，甚至东部的货也可能运到重庆出关。

　　重庆改革是为了切好“蛋糕”，避免两极分化，主要围绕民生，围绕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展开

　　黄奇帆说，这几年重庆在改革方面也进行了努力探索。重庆的改革主要是围绕民生的改革，围绕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改革。如果说开放使重庆超常规发展做大“蛋糕”，改革就是为了分好“蛋糕”。为了缩小差距避免两极分化，去年重庆推出“民生十条”，就是民生方面干十件事，要投入3000多亿元。现在实际已投资1800多亿，到明年底，还将投入1500亿元用于改善民生。今年又推出“共富十二条”，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这12条中，1条鼓励就业创业；2条涉及公租房建设、户籍制度改革两项重大民生改革；4条关于帮助农民致富、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关爱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问题；3条关于调节收入分配问题，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增加一次分配在GDP中的比重。其他2条涉及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包括养老、教育、医疗及城乡一体化的基础设施等。“共富十二条”涉及到1万多亿元投入，5000多亿是政府投入，5000多亿是社会投入。其中，5000多亿投向农村，5000多亿投向城市，最终产生的效果是让农民和城市的中低收入者更多分配到1万多亿的投入，最终缩小三个差距。

　　黄奇帆说，改革就是要解决社会最艰难、最基本面的矛盾，绕是绕不过去的，你想绕过去，可能这个矛盾三五年后会成为大问题，阻碍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大规模、普遍存在的问题，绕不过去的问题就要通过改革来解决难题，化解社会矛盾。因此，我们现在讲改革切“蛋糕”，不是抽象哲学意义的讨论，而是非常紧迫的民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内在需要，把这些问题解决了，民生才能改善，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启动大规模的内需，转变发展方式。

　　国民收入分配在GDP的比重，从目前的43%提高到50%，意味着将来每年要从GDP中多拿出5000多亿元来进行分配。市委确定这个目标的时候，就已经想好具体的推进措施

　　座谈会上，大家就比较关心的问题向市长提问。

　　人民网总裁兼总编辑廖玒对重庆市提出的“今后5年要将国民收入分配在GDP的比重，从目前的43%提高到50%”很感兴趣。他问道，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比如说公务员涨工资，不是想提就提的，重庆在这方面有什么具体考虑？

　　黄奇帆说，国民收入分配在GDP的比重，从目前的43%提高到50%，意味着将来每年要从GDP中多拿出5000多亿元来进行分配。这个问题不是泛泛讲一讲就能解决的，市委确定这个目标的时候，就已经想好具体的推进措施。

　　全市留在农村的农民到2015年以后会有1000多万，我们希望5年里帮农民人均增加1万元，就会是1000多亿元。

　　那么，农民收入怎么涨起来呢？农民的收入一般有劳动性收入、政府转移支付补助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三部分。中国农民最可怜的是他们财产性收入只占全部收入的3%不到，97%是劳动性收入和政府转移支付补助性收入。今后5年，农民的劳动性收入，因为条件限制再怎么使力也只能维持目前的增长水平，每年增长10%一12%，翻一番、翻两番是不可能的，政府转移支付补助性收入也是有限资源转移，不可能大幅增长。只有财产性收入增长最具潜力，这也最符合中央的增加人民群众财产性收入的要求。如果农民财产性收入占比能达到20%，增加农民收入这件事就解决了。

　　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首先要增加农民的融资，现在我们的农民几乎不向银行贷款，没有多少融资，整个中国50万亿贷款里，只有2%是农民的贷款，我们的目标是今后5年让重庆的农民有1000亿元贷款，农民增加融资就能更好地发展生产，增加收入。其次就是要让农民增加财产。现在农民的宅基地、承包地、林地，都是只有使用权，所有权是集体的，我们做了一个重要的革新，对使用权和所有权进行确权，并且明确比例，比如宅基地的使用权占85%，这样量化以后，农民的三块地就成为抵押物，有了质押权，就可以融资，并可以成为股权，从而增加农民的财产和财产性收入。此外，通过农民新村建设和改造农民危旧房，让农房升值，也能增加农民的财产和财产性收入。

　　同时，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今后5年全市大概有300万农民工要转户进城，这些农民工每年的工资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每个人差不多有3万元，300多万农民就会新增1000亿元的收入和费用。

　　此外，我们还大力发展微型企业和个体户，未来5年要发展20万个微型企业和70多万个体户，这些微型企业业主和个体户也会有收入，按一个人10万元算也有1000亿元，这些收入也是从GDP中分配。

　　上述三块是3000亿元，还剩下2000多亿元就是增加在党政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民营企业单位的600多万职工身上，经济发展了，职工的工资自然也要相应的增长，会带动社会各方面人员的工资增长，平均一个人要增加3万元收入。GDP翻一番，老百姓的收入随之也翻一番完全是应该的。代工企业大规模集聚重庆，从本质上讲不是劳动力成本产生的结果，而是三个物流加一个劳动力结构产生的结果

　　新华网副总编辑白林的问题是，最近两年，大批全球知名电脑企业代工商落户重庆，这些企业之所以选择重庆是否还是着眼于劳动力的成本问题？

　　黄奇帆说，代工企业大规模集聚重庆，从本质上讲不是劳动力成本产生的结果，而是三个物流加一个劳动力结构产生的结果。进项物流通过垂直整合降低成本；出项物流改变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格局，改走渝新欧这条新的丝绸之路到欧洲；建立保税区打通保税物流，再加上有充分而稳定的劳动力供应，才有现在的集聚效应。内陆的劳动力成本一直比沿海低，为什么过去20年这些代工商不过来，由此可见低劳动力成本不是吸引代工企业落户的主要原因，本质上还是三个物流，是三个物流到位才产生了集聚效应，当然劳动力成本低一点也有作用，但这个作用不是主要的。

　　软实力建设非常重要，它最终决定着这个地方的长远发展；重庆高度重视教育、卫生、文化、科技、制度安排等方面软实力的建设

　　通过在重庆的考察，让中国新闻网总编辑陶光雄对重庆的硬实力有了比较充分的了解，他还关心的是：重庆在软实力建设方面有何打算，比如如何打造科技文化大家？

　　黄奇帆说，教育、卫生、文化、科技都是软实力，一个地区形成的制度安排也是软实力。重庆对这五个方面都高度重视。

　　教育方面，重庆直辖初期1997年的时候，大学毛入学率只有8%，全国是14%，经过这十来年的发展，重庆的大学毛入学率去年达到30%，高于全国的25%，现在是西部最高的。并且还实现了高中的全面普及。同时重庆在教育投入上也很舍得，重庆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达到4%以上，从2006年以来连续五年一直保持这样的比例，而且我们在“十二五”规划上也写上了这个要求，继续保持教育投入的力度。只有教育上去了，才能真正打造人才高地。

　　卫生方面，重庆正努力打造医疗高地。医疗高地有三个标志：一是有一个包括三甲、二甲医院、乡镇卫生院在内的完整的医院体系；二是医疗保险实现城乡全覆盖；三是能够吸引全国各地的人到重庆来看病。我们有一个目标，希望在重庆看病的人20%以上来自全国各地。

　　文化方面，重庆也在打造文化高地。文化高地也有三个标准，一是要有标志性的文化设施；二是各种历史文化古迹得到妥善保护；三是能多出文学作品、文化名人。这方面我们还要多下工夫。

　　科技创新方面，要推动研发费用占GDP的比重达到2%，并且努力使企业成为研究开发的主体。这些年，我们一直在讲产学研结合，但始终没有突破，很大的原因在于封闭，一个大学出了成果，大学就想自己来推动产业化，这是一种封闭；第二种封闭是科研成果领军人物，获奖以后把自己看成一个多面手，既搞企业管理，又抓市场经营，还想进行资本运作，其最后的结果往往是将科研成果糟蹋了，形不成产业化；第三种封闭是局限在本地搞产业化，地方的科研成果要本地企业产业化，往往带有长官意志在里面，靠地方自己来运作。其实真正的产学研结合，必须以开放的姿态在全球范围进行资源优化配置，但求所在，不求所有。不管是本地科研成果、外地科研成果还是国外科研成果，只要能够与国内外有实力的企业合作就可以生根开花结果。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这件事，市政府常务会已经通过有关政策，提出要用开放的视野推进产学研结合，不要让专家、教授成为多面手，这不是限制他们，恰恰是高度重视他们的专长，是希望通过资源优化配置，更好地推进科研成果的产业化。同时，打破本地循环、本学校循环，以国际视野将产学研结合放到一个开放的平台上来推进。

　　制度安排方面。 我们认为，一个地方要有持久的竞争力，投资环境上要做到“五低”：低税收成本，低物流成本，低土地房产成本，低要素成本，低金融融通成本。只要做到这“五低”，这个地方一定持续发展。

　　当然软实力还不仅限于上面讲到的，我们“唱红打黑”、“唱读讲传”、“五个重庆”建设也是软实力。总之，软实力的建设非常重要，它最终决定着这个地方的长远发展。

　　记者 商宇 何清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