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邓小平南巡讲话20年：让改革的声音更响亮

　　——专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1992年1月17日，一趟专列从北京驶出，奔向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南方地区。88岁高龄的邓小平，启动了一次决定中国发展命运的历史行程。

　　回顾20年前的那一幕，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仍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兴奋。作为中国改革理论的探索者和改革智库的代表性人物，迟福林在接受半月谈记者专访时表示，南巡讲话是中国30余年改革开放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其重要性怎么估计都不为过。时至今日，其依然是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精神力量，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第二次思想解放

　　“我对小平南巡讲话有一种特别的情感。在困难的时候，它给予你一股力量；在迷茫的时候，它给你指明了方向。”迟福林说。

　　中国要不要坚持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在中国处于什么地位？改革开放的主要目标、任务是什么？怎样推动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突破口在哪里？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对这些关键问题都回答得很清楚。

　　“从历史贡献来看，小平南巡讲话是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迟福林分析，第二次思想解放与第一次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一样意义重大，为走中国特色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真理标准讨论解决了发展的思想路线问题，南巡讲话则确立了发展的行动路线。

　　新阶段改革面临深层次问题

　　面对“十二五”重大战略机遇期和复杂的内外发展环境，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把改革开放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迟福林认为，新阶段的中国改革面临诸多突出的问题，主要存在三大症结。一是结构性改革不到位。过去20年，我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与以投资出口为主导的增长方式相联系的，通过投资和出口，比较好地利用了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但是，当外部环境和国内需求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这种增长方式引发的矛盾问题越来越突出。

　　二是中国改革进入了一个利益全面调整的时期。30多年的改革确实使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与此相联系，利益博弈格局也初步形成，并且有进一步固化的趋势。一些既得利益者既不希望继续改革，又不希望退回到计划经济。在这一背景下，利益受损的是中低收入群体，于是社会矛盾就产生了。

　　三是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特点仍十分突出。当前，相当一部分地方政府仍然以追求经济总量为主要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为主要途径，以土地批租和发展重化工业项目为主要特点，以行政干预和行政推动为主要手段，使政府行为带有“增长主义”特点，“增长主义”同财税体制、干部选拔体制相联系，与部门利益、行业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使体制、机制性的问题难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因此，迟福林认为，继续贯彻小平南巡讲话精神，以改革的办法来探索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新路，仍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当前，必须通过深化改革解决发展转型的两大关键性问题。一是将中国巨大的潜在消费能力释放出来，转化为现实的消费行为，从而奠定中国下一个20年较快增长的基础。二是调整利益关系，实现小平同志说的“逐步走向共同富裕”。

　　他分析说，实现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转型，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更不能陷入“消费主义”甚至“拜金主义”的怪圈。一方面，它关系中国未来20年的发展前景，另一方面，应把它看做是经济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涉及更深层次的矛盾，尤其要改变一些抑制合理消费行为的制度安排。

　　比如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更大的决心和魄力，难以改变已经形成的投资主导的体制惯性和行为惯性，只有消除深层次的制约改革发展的体制因素，才能使中国下一个20年经济继续保持年均8%左右的增长。

　　实现邓小平所说的“逐步走向共同富裕”，有几个基本判断极为重要：

　　一是现在已到了着手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要用10年左右，用制度安排来奠定走向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再用10年左右的时间，通过缓解、缩小贫富差距，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奠定共同富裕的社会基础；

　　二是必须从改善民生逐步走向富民优先，把发展方式由过去的经济总量导向转向国民收入导向，这是一场理念的深刻变革。

　　以改革推进公平和可持续发展

　　南巡讲话在中国社会获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迟福林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的中国社会需要重新形成改革共识，寻求共生发展，需要按照邓小平所说的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进一步推进、深化改革。

　　迟福林表示，应该启动以公平和可持续为目标的转型与改革，其内涵可概括为20个字：消费主导、富民优先、绿色增长、市场导向、政府转型。

　　“公平是经济增长、社会稳定的基础。”迟福林说，“如今不公平问题已成为经济增长、社会稳定的挑战。因此，建立公平制度是一个基本目标，包括公平竞争、公平参与、公平分配。”

　　他认为，解决不公平问题应与改善民生和富民优先相结合，确立富民优先的发展导向，以此破解收入分配难题，包括居民、政府、企业分配比重调整，劳动报酬分配比重的调整等。

　　在改善民生同时，老百姓必须成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主体和主要受益者，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要逐步扩大；富民不是靠政府给予，而是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使群众可以获得自身的利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

　　把政府主导的改善民生同老百姓作为主体的富民制度相结合，不仅能解决短期的问题，也是中国实现公平可持续发展的一项基本制度。这样的改革，不是一种激进的改革，而是老百姓主动呼吁的改革，是一种可持续的改革，是和经济转型相适应的社会转型。

　　目前，经济转型、社会转型、贫富差距、利益调整等问题，焦点都集中在政府转型上。迟福林认为，在当前矛盾问题特别突出的情况下，必须坚定改革决心，形成改革魄力，务实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转型。

　　首先，是改变“增长主义政府”。目前，哪个地方经济总量做大了，哪个地方财政税收就高，哪个地方就出官，刺激了地方政府和官员对GDP增长的盲目追求。

　　其次，改变某些诱发政府自身利益冲动的制度体制安排。现在政府利益、行业利益、地方利益彼此纠缠，阻碍了垄断行业的改革以及政府自身的改革。

　　再者，应当在市场的主导下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而不是发展在政府主导下的有限市场。要通过充分重视市场的公平竞争，来推进政府转型。最后，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十分重要。政府以公共服务为中心才能保证经济社会下一个20年的公平可持续发展。(《半月谈内部版》2012年第2期，记者 周正平)

　重温“南巡讲话” 凝聚改革共识

　　20年前的今天，邓小平踏上“南巡”之路。在“南巡”20周年后，改革的任务也许更加困难和繁重，但改革的宗旨并没有变。只要循着小平“南巡讲话”的精神，就能引导中国社会攻坚突破，迈向更大的成功。

　　20年前的这个时候，88岁高龄的邓小平踏上了注定将载入史册的“南巡”之路。

　　在这段途经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几千公里、历时一个多月的行程中，这位小个子的伟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一边调研视察，一边发表了一系列振聋发聩的新观点，后来被统称为“南巡讲话”。

　　其中最著名的论断包括，不要纠缠于“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讨论，“改革开放的判断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和市场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中国现在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自此以后，以“三个有利于”为代表的新的“思想大解放”的共识，成为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价值取向和标准，全社会充溢自由创新的气象。

　　“南巡”近10年后，2001年末，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个多世纪来首次主动接轨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南巡”近20年后，到2011年，西方发达经济体多数沦陷于全方位经济社会危机之中难以自拔，中国经济总量却跃居全球第二，且仍然保持着快速发展的势头。

　　但正如很多人所判断的，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中国社会正进入一个关键的“攻坚”阶段，仍需要再下决心，开启新一轮的改革航程。只有改革才能求得真正的稳定和发展，“稳中求进”，既要稳，也要进。

　　当今，我们面临的形势全新而复杂，不再像改革开放启动之初那样：因为没有了“国民经济走到崩溃边缘”之虞，没有了共同的“敌人”(令全国人民深受其害的“极左路线”)，改革的共识受到了挑战。

　　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社会利益群体又都承认，目前的发展方式是有必要改革的，尽管不同利益群体所主张的改革的方向和手段不尽相同。

　　因此，为今之计，要继续改革，首先就必须凝聚改革共识，必须拨开利益和观念的迷雾，重温改革开放最初的出发点是什么。这也是今天我们纪念小平“南巡讲话”的现实意义。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所倡导的伟大变革包含了无限丰富的含义。但若究其核心，我们认为，精髓大致在于以下两点：

　　第一，在原则层面，就是“解放思想”。改革不存在事先规划好的完美蓝图，只要在方向上有利于国家、民族、人民，就都值得做。所谓“摸石头过河”、“大胆试、大胆闯，试了不行大不了再收回来”、“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指的都是这个意思。而应当认识到，利益格局的固化带来的思想固化，已经成为改革最大的阻力，导致不能应对新的发展与变化。

　　第二，在操作层面，则是改革要依靠民间的创造力，应当尊重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的热情和智慧，呼应和鼓励民众推动的变革。改革也是一个自上而下不断放权和分权的过程。这实际上意味着，政府要继续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要打破垄断等既得利益者的阻碍，为民众提供更加自由、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也曾明确指出，“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的确，在小平“南巡”20周年后，改革开放的任务更加困难和繁重，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更加复杂和多元，但改革的宗旨并没有变。只要循着“南巡讲话”的基本精神，就能引导中国社会攻坚突破，迈向更大的成功。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凭着对中国人民深切的爱，以及对人性、对社会的深刻洞察，通过“南巡讲话”推动了进一步的改革。这些年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证明，让社会中的每个人去追求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国家民族就有真正的前途。这个质朴的道理，应当长久地昭示21世纪中国的前进之路。(新京报)

　　美国汉学家傅高义：没有邓小平，中国不会如此成功

　　傅高义研究中国是从研究广东开始的。1969年，傅高义完成了他的第一部有关中国研究的著作《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73年，傅高义有机会第一次访问中国内地。1987年，在广东方面邀请下，傅高义开始了为期7个月的广东之行。1989年，他另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出版。这两本书目前都有了中译本。

　　傅高义主张中美应在政治经济各个领域保持全面合作。1997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美时，到哈佛大学演讲，是第一位对哈佛大学师生发表演说的中国国家元首。傅高义负责接待、介绍江泽民主席。2000年傅高义退休后，仍然经常组织带领美国的教师、学生到中国加强交流。

　　2011年9月，傅高义的新书《邓小平和中国的变革》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傅高义认为，邓小平的历史地位被低估了，因为，当邓小平1992年退下来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150年来中国政治人物一直致力的使命：带领中国走上一条国强民富的道路。中国最基本的变革是在邓的领导下完成的，并已经持续了20多年，也会进一步延续下去。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之际，《南风窗》推出封面报道《变革与重构》，详述了邓小平的遗产、“南方谈话”的发生逻辑、中国社会的解构与重构，以及大变化的启示。为了更好地了解西方对邓小平的看法，记者对傅高义教授进行了书面专访。

　　记者：您对于邓小平先生的一个基本看法，就是认为他是被低估了的政治家，因为他实现了鸦片战争后中国150年里诸多政治人物所共同期盼的一个目标，即把中国转变为一个现代国家，实现人民富裕和国家强大。您认为让邓小平能够完成这一重要目标的最大决定性因素是什么？

　　傅高义：在毛泽东逝世和“四人帮”被逮捕后，有很多有利的条件可以实现让中国人民富裕和国家强大起来的目标。

　　1949年国家已经基本实现了统一。1978年，在建国“老干部”中间已经形成广泛的认识，就是在大跃进中推行的制度和“文化大革命”中继续进行的阶级斗争必须改变。外国，尤其是美国和日本以及欧洲很多国家，也准备好打开它们的大门，欢迎中国这个“学生”，包括贷款、分享技术和欢迎中国的商品。

　　我相信，有这些有利的条件，但如果没有邓小平的领导作用就不会取得成功。在中国的领导人中间，没有其他人像邓小平这样，拥有更高的地位和其他领导人的尊重，以及关于党、政府、军队和外国事务的经验和知识。在让中国朝着鸦片战争以来领导人就努力要达到的目标前进上，邓小平体现了把握政治进程的很高的技巧。

　　记者：作为邓小平决定中国发展方向的最后一个重大行动，即1992年的南方谈话，20年后再来看这一次行动，正如您说的一样，和毛泽东在1965年动员地方力量来贯彻自己的意图的方式是一样的，这种特殊的方式是否预示着：未来中国重大发展问题的解决仍然需要这种中央的领导人动员地方力量的方式？有这种可能性吗？

　　傅高义：当然如此。党的中央比各个地方有大得多的权力，但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也是可能的，即北京的强有力的领导人在试图达到其他一些领导人并不赞同的目标上会获得特定区域的更有力的支持。

　　记者：邓小平作为领导人的魄力让人印象深刻。一个杰出的领导人，往往会带来这样一种效果，当继承者碰到重大问题的时候，往往会问一句：假如他仍在世，那么他会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看上去您似乎认为现在最需要向他学习的首先是在反腐败上的魄力。但可能继承者与老一辈革命家那一代相比，更需要树立权威。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傅高义：像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有很长的革命历史，获得过军事上的巨大胜利，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很自然比后来的领导人具有更高的权威。但我相信，现在的党的政治局和常委会做出的反腐败的决定和其他重要问题的决定仍是强有力的。

　　记者：对于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来说，邓小平的一个核心判断是共产党执政的保持要靠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经济的不断增长。很多人现在对这一点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公平正义对于国家的重要性越来越大。您怎么看？

　　傅高义：在邓小平1978年领导中国的时候，整个国家非常贫穷，人民还没有解决吃饱的问题。当几亿的民众解决了温饱问题，开始过上宽裕的生活，他们很自然的就会开始考虑提高个人生活的质量。他们开始更关心像正义和公平这样的问题也就很自然。

　　记者：邓小平对于中国的未来也指出了解决贫富差距、腐败等问题的重要性。但邓小平最担忧的还是中国退回过去的道路。这就给共产党的领导层带来一个考验，就是沿着经济增长和追求社会公平，可能会产生不同官员之间的分歧。对于过去计划和市场的争论，邓小平在不争论的前提下，用自己的影响力把中国带到了市场经济的道路。那么，面对未来的可能的政策分歧，有没有可能产生好的解决办法？您在中国的考察中，对此是否观察到了什么？

　　傅高义：邓小平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但在重要事务上他也需要获得领导层其他成员的同意和支持。比如废除人民公社，允许和农户家庭签订承包合同，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等，邓小平都经历了一段很长的仔细和其他领导层成员磋商的时间。

　　记者：西方国家包括美国现在对于中国的崛起充满了深刻的忧虑。如您说的那样，邓小平的政策的基础是平衡大国关系和专注于自己国内的事情、很多国与国的分歧靠后人的智慧解决。如今，很多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国家在国际上受到的打压很不满意。您怎么看？

　　傅高义：很多中国人对于自己的行动在一个多世纪里都受到外国的限制很不满。当中国更强大，很多中国人想在世界上展示他们的力量。事实上，所有国家，包括美国都是受到其它国家的限制的。

　　我相信中国的领导人会很明智地延续邓小平的道路，与其他国家和平共处，以便他们不需要在军事上投入太多，也不需要必须准备和其他国家的战争，这样他们就可以把能量和资源投入到提高中国人民生活水平上。

　　记者：当今世界由于经济危机的蔓延，人们对于政治领导人的领导力深深质疑和不满。人们可以从邓小平身上学到哪些有用的东西？

　　傅高义：当今世界经济环境并不完全在政治领导人的控制之下。邓小平做的是领导一个劳动力成本很低、工业化早期的国家对外开放；派出留学生向世界学习；引进国外的科学家、商业人士和教师；和其他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以避免高昂的军事支出；以及保持强有力的政治领导。

　　这些经验仍然有用处，但对于处理当今世界复杂的经济、政治和环境问题不能就说是足够的。(南风窗)

　　扩展阅读

　　“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

　　4日下午，温家宝来到广州白云电气集团考察。广州白云电气集团公司是一家大型民营企业，历经30余年发展，从广州市郊的手工打铁铺发展成为现代化的电气系统集成服务商。2011年，公司销售收入超过150亿元。

　　看到白云电气的巨大进步，温家宝十分高兴。他对在场的职工们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白云电气，也没有白云电气的今天；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国家的发展和进步，也没有国家的今天。

　　回首白云电气这三十年的发展历程，正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而成长的。1984年，创办人胡氏兄弟收购镇五金机械加工厂，开始进行五金机械加工，成为当时蓬勃兴起的乡镇企业的代表。

　　1989年，一直期望开拓中国市场的日本东芝公司在调查中了解到，白云电气发展潜力不错，于是主动找上门来，其后白云电气和东芝的“恋爱”开始起步。2002年，白云电气与东芝合作成立第一家合资公司，截至2006年，双方已成功合作成立四家合资公司。

　　此后，白云电气的扩张重组明显提速，先后重组南京电气、锦州国营七七七总厂真空开关管产业、番禺明珠电器、桂林电力电容器总厂，从而形成了全国化布局，并进入“中国制造业500强”、“中国机械工业100强”。

　　白云电气的发展历程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一个缩影。温家宝说，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各项社会事业和人民生活都取得巨大的进步。二十年前，小平同志不顾八十多岁的高龄来到广东，讲了许多语重心长、发人深省、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话。他明确告诉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

　　温家宝指出，当前面临的形势总体是好的，但是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变化非常剧烈，金融危机还在发展蔓延，国内经济一些体制上的问题，特别是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需要认真加以解决，我们面临的挑战和困难不少，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依然是改革开放。

　　而对于改革开放“领头羊”的广东而言，在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之际，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相比内陆地区改革开放的加快，广东原有的开放优势逐步消失。

　　不少专家和企业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近年来广东在全国的改革引领作用正逐步弱化。由于很多人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同时也是既得利益者，目前不少人的改革动力明显不足。

　　广州市人大代表、首批创业板上市公司硅宝科技董事长王跃林对本报指出，现在内陆很多地区的政策扶持、改革创新的力度都比广东来得大。广东改革的弱化应该是最近五年来的事情，“广东要想继续处于领先位置，必须要进一步解放思想，重新认识解放思想的意义。”王跃林说。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去年11月召开的广东全省深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指出，改革是广东的根、广东的魂。广东靠改革开放起家，要实现新的更大发展，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绝不能躺在过去改革的功劳簿上停顿不前。

　　温家宝说，改革开放必将贯彻整个现代化进程，只有改革开放才能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使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发生更大的变化，给人民带来更多的实惠，我们的民族才能在世界民族之林昂起头来，坚强不倒。(第一财经日报，记者 林小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