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良镛曾批评打造名城说法 称北京旧城开发过度

　　吴良镛总是笑眯眯的，笑得敦厚、诚恳。

　　在小区里漫步，他跟人友善地打着招呼，唠家常，跟邻家老大爷没两样。

　　但他也有“怒发冲冠”之时。

　　他有太多的惋惜，太多的愤慨，太多的无奈。

　　还好，站在2011年的门槛上回望2010年，这位两院院士、建筑与城市规划学家满载收获：

　　他终于可以工作了！2008年的夏天，他病倒了。两年的积极疗养，让他得以康复。

　　6月9日，他因“人居环境科学”建设摘得2010年度陈嘉庚技术科学奖，这意味着他领衔创建的理论体系赢得广泛的认可；

　　还有上海世博会。他对“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个主题赞誉有加，“把美好的城市与美好的生活联系起来，是一个非常切合时势的好宣言”。而且，世博会整体上由中国人主持规划设计，展现出了“城市发展中的中华智慧”……

　　除了挚爱的事业，其他一概置之度外，吴良镛以这样的姿态度过了自己的米寿之年。

　　“我毕生追求的就是要让全社会有良好的与自然相和谐的人居环境，让人们诗意般、画意般地栖居在大地上。”他以这样的情怀安身立命、辛勤工作、行事为人。

　　愁慵满腹与谁听

　　贝聿铭说：“你要到哪一个国家，说起中国的建筑，大家都说我认识吴良镛”

　　吴良镛立志从事建筑行业，与国难紧紧联系在一起。

　　1940年7月的一天，他即将告别高中生涯，和现在参加高考的孩子一样，在母校重庆合川二中的考场上挥汗如雨。总算交卷了，疲惫不堪时，警报骤响，日本的战机突袭来了，“我们赶紧躲进防空洞，一时间地动山摇，碎渣子不断地落下来，火光冲天，瓦砾遍地”。

　　吴良镛敬重的国文教员戴劲沉父子不幸遭劫。第三天，他悲伤地挥别合川，行前默默许下宏愿，“从事建筑行业，立志修整城乡”。

　　他考入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在书本上，他了解到西方城市有“交通拥挤、住宅缺乏、失去自然”的毛病，心想这些应该跟自己的国家没有什么关联吧。1950年底，他从海外留学回国参加建设，满腔的热情让他认定所谓的“城市病”只是资本主义的产物，社会主义中国不仅可以避免，而且还能建设得更好。

　　如今，吴良镛自认当初“太天真了”。

　　前段时间他在医院康复治疗，有年轻医生来“取经”，说自己准备结婚买房了，房价这么高，该不该出手。吴良镛无言以对，“我学建筑60多年了，看到这样的情况很难受”。

　　还有更大的遗憾让他怒不可遏。

　　他揪心现在的城市文化建设面临着重重误区：重经济发展、轻人文精神；重精英文化、轻大众关怀；重建设规模、轻整体协调；重攀高比新、轻地方特色；重表面文章、轻制度完善。

　　他痛陈有些城市呈现出不健康的规划格局：好的拆了，烂的更烂，古城毁损，新的凌乱。

　　他厌烦“打造××名城”的说法，质问“城市能像一个金属器皿任人随心所欲地打造吗？”

　　他愤慨不少地方因为片面追求特色，使得一幢幢不讲究工程、不讲究结构、不讲究文化的“标志性”建筑拔地而起。这些“巨型结构的游戏”全然抛却建筑适用、经济的基本原则，追求“前所未有”的形式。“试问，如果东倒西歪、歪七斜八也算是一种美，那么震后的汶川不成了美的源泉？这个问题也许要请教心理学家。”他的诘问掷地有声。

　　他不解一些人盲目追随西方，不来个国际招标就凸显不出所谓的“规格”，殊不知西方国家已经在为曾犯下的错误买单，美国人早就喊出了要“将我们的城市从埋葬在墓碑群式的天际线下拯救出来”。

　　他以北京王府井大街北口为例。中国美术馆的形态是“立正”，路口东北侧的民航信息大厦的形态是“稍息”，这两幢建筑都是坐北朝南，可是路口东南角的华侨大厦却是坐东朝西，来了个“向左转”，把美术馆和民航大楼撇在一旁，显得很不礼貌。

　　他提醒北京有可能成为“二手货城市”，他痛惜北京旧城以剃光头的速度和方式进行改造，“已经像一个瘌痢头”，“出现一片片‘平庸的建筑’和‘平庸的街区’”。

　　他警告北京的旧城出现了开发过度的倾向：“为了尽可能最大取得土地效益，旧城开发项目几乎破坏了地面以上绝大部分的文物建筑、古树名木，抹去了无数的文化史迹。如此无视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价值，仅仅将其当作‘地皮’来处理，已无异于将传世字画当作‘纸浆’，将商周铜器当作‘废铜’来使用。”

　　还有绍兴。他说绍兴是越文化的代表，对绍兴不难进行整体保护，甚至有条件申请人类文化遗产，“可决策者却偏偏按捺不住‘寂寞’去赶时髦，中心开花，大拆大改，建大高楼、大广场、大草地，并安放两组不伦不类的庞大的近代建筑。不久前我旧地重游，黯然神伤”。

　　这段文字让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泉根感慨不已，“作为一个远离故乡的绍兴人，读到这里，我不禁酸鼻”。

　　还有济南，还有福州，还有桂林，还有昆明……

　　当一些人对所谓全球最新流行理念拳拳服膺时，吴良镛却是“愁慵满腹”。他认为出现城市建设的危机，实际上是地方意志、部门意志、长官意志在作祟，是文化灵魂失落的表现。

　　在各类场合他禁不住频频发问：

　　中国建筑规划市场热火朝天，为何中国建筑师一般只作为合作者，充当配角？

　　当前中国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在进行“日新月异”的“大建设”，目的到底是为什么？城市到底为谁服务？

　　最终归结于1999年他在第20次世界建筑师大会上的沉重一问：我们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交给子孙后代？

　　尽管困扰缠身，头绪复杂，但吴良镛不言放弃，他放眼未来，只要条件允许，就不断地发声，苦口婆心，循循善诱，入情入理。

　　面对市长，他搬出老话“自古太守多诗人”，希望市长们“具有诗人的情怀、旅行家的阅历、哲学家的思维、科学家的严格、历史家的渊博、革命家的情操”。

　　面对同行，他叮咛大家要和各行各业的人打交道，共同合作，协调关系，还必须以不同方式参与政治，要敢于“献言”和“荐言”，要管“闲事”，在思想感情上要对吾土吾民有发自内心的挚爱，要把社会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业主。

　　面对社会，他期待人们应该明白，“用历史的眼光看，我们并不拥有自身居住的世界，仅仅是从子孙处借得，暂为保管罢了”，只有每个人都投身参与，才能拥有健康的居住环境。

　　他的声音，他的努力，很多人听到也看到，并且心有戚戚焉。

　　著名华裔建筑学家贝聿铭说过：“你要到哪一个国家，说起中国的建筑，大家都说我认识吴良镛。”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荣誉教授韦湘民生前期望自己是个魔术师，从天花板上落下8万只气球，以这样的场景来表达对吴良镛的尊敬。

　　践履笃实攀高峰

　　钱学森给他写信说：“我近年来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能不能把中国的山水诗词、中国古典园林和中国的山水画融合在一起，创立‘山水城市’的概念？人离开自然又返回自然”

　　为了能实现困境中的突围，吴良镛在理论与实践上双向“开弓”。

　　他积极参与北京、北海、三亚、张家港、深圳、无锡、苏州等城市的规划设计，主持了山东曲阜孔子研究院和中央美术学院校园的设计……北京菊儿胡同改造项目更是达到了他规划生涯的巅峰。

　　菊儿胡同，一个诗意的名字。但在1989年前，这里的环境与诗意无关：以41号院为例，建筑密度83%，许多家庭无日照，近80人居住的院落只有一个水龙头，一个下水道，厕所在院外100米处。

　　吴良镛受邀来操刀“动手术”。面对这个典型的“危积漏”（危房、积水、漏雨）地区，他和学生出了上百张施工图。

　　经过长时间的摸索，“有机更新”的原则得以确立。在他看来，城市永远处于新陈代谢之中，基本原则应该是保留相对完好者，逐步剔除其破烂不适宜者。但是新的建设要自觉地顺其肌理，用插入法以新替旧。

　　由于理念到位，行动有力，菊儿胡同改造迅即成为学术界的热点。

　　当时媒体关于菊儿胡同危房改造的报道，引发了钱学森的思考。1990年7月31日，他致信吴良镛，提出设想：“我近年来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能不能把中国的山水诗词、中国古典园林和中国的山水画融合在一起，创立‘山水城市’的概念？人离开自然又返回自然。”

　　国际建筑界也投来赞许的目光：1992年亚洲建筑师协会颁发“优秀设计金质奖章”，1993年联合国授予“世界人居奖”……

　　吴良镛在规划设计上不遗余力，在理论构建上也是笔耕不辍。

　　1987年，他正式提出“广义建筑学”的概念，并在1989年9月出版的同名专著里，将建筑从单纯的“房子”概念走向“聚落”的概念。

　　1993年，他领衔公开提出“人居环境学”的设想。

　　1999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建筑师大会上，他负责起草了《北京宪章》，引导建筑师全方位地认识人居环境的方法论，而不是局限在狭隘的技术—美学范围内；植根于地方文化与社会、直至覆盖心理范畴的多层次的技术体系；将美术、手工艺以及工业设计与建筑师的工作结合起来……

　　时任国际建协主席的斯戈泰斯称赞这是一部“学术贡献意义永存”的文献。英国建筑评论家保罗·海厄特认为吴良镛以一种乐观和利他主义的姿态，提出了引导未来发展的“路线图”。

　　进入新世纪，他发表了著述《人居环境科学导论》，提出以建筑、园林、城市规划为核心学科，把人类聚居作为一个整体，从社会、经济、工程技术等角度，较为全面、系统、综合地加以研究，集中体现了整体、统筹的思想。

　　“要看到人居环境科学是非常有发展前途的学科，看到它将向大科学、大人文、大艺术迈进的大趋势。”他这样告诫同道。

　　他敏锐地指出了学科的发展方向：要关注民生；要珍惜土地资源，合理利用土地；要发扬生态文明，推进人居环境的绿色革命；要统筹城乡发展，完善中国城镇化进程，发展县域经济；要培养科学领军人才，而不是培养什么层级的行政职务，发展集体教学；要提倡“美好环境与和谐社会共同缔造”……

　　“吴先生通过总结历史的经验和中国的实践提出的人居环境科学，从传统建筑学扩展到广义建筑学，再到人居环境科学符合科学发展规律。如今我们的规划设计工作已经相互交叉、融会贯通、相互集成、多学科已经联系起来。实践证明，这样的融贯、集成避免了许多决策的失误，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不可估量。”两院院士、原建设部副部长周干峙如是说。

　　大海波涛现代人

　　林徽因对梁思成说：“对良镛的介绍应该这样来写”

　　除了坚持理论与实践平行并进外，吴良镛还在建筑与绘画上实现“两种平行的学习”。绘画是建筑学习的必修课，但他“并不满足于建筑表现技术的学习，而是希望从习画中加强对艺术和文化的追求”。

　　他的画作，1944年就在全国性展览亮相，并且相继在美、德、澳办过画展。

　　“良镛兄作画，观察精微，表达准确，敏锐的感觉中仍不放松理性的刻画。”吴冠中这样点评他的艺术才华。

　　吴良镛希望学建筑、学规划的，要坚持科学的理性思维和艺术的形象创造相结合。他身体力行，实践之。

　　他始终抱持着这般开放的心态看待人，看待事。

　　他主张从东方的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美学上采风，但还要对东方固有的蕴藏刮垢磨光，进行新的创造。

　　他倡导乡土建筑要现代化，现代建筑要地区化，实现两者的殊途同归。

　　他的理论构建既有对中国古代朴素规划理念的继承，也有对希腊学者道萨迪亚斯“人类聚居学”、美国学者芒福德的自然观和人文观、日本学者岸根卓郎“城乡融合系统设计”思想的吸纳。

　　不管是为人，还是为学，吴良镛都受到梁思成和林徽因这对才子佳人的熏陶。

　　1944年，他在重庆中央大学油印本校刊《建筑》上发表了题为《释“阙”》的文章，被梁思成看到，因激赏他的才华，让他到身边协助工作。1948年，在梁思成的推荐下，他前往芬兰籍建筑师沙里宁主持的美国匡溪艺术学院深造。

　　这几乎决定了吴良镛的人生轨迹。

　　对林徽因，吴良镛始终记得去美国前夕，梁思成写好推荐信，让林徽因看到了，她提笔动手修改起来，说：“对良镛的介绍应该这样来写。”

　　“少有的刻苦、渊博，少有的对事业的激情，多年与病魔抗争中表现出的少有的坚强”。有段时间吴良镛经常到八宝山林徽因的墓前致以哀思。

　　和恩师一样，吴良镛的刻苦也为人称道。他曾经每天凌晨4点起床工作，奋战两个多小时，再草草地眯瞪一会儿，就准时上班，带上夫人备好的午餐。中午放在微波炉里一热，凑合完事，继续忙手边的活儿。

　　“夙兴夜寐，时断时续，苦不自拔。”这是他自述写作的过程。

　　但是他乐之，好之。

　　在与研究生谈治学时，吴良镛说，这个时代应该能产生好的建筑与城市，但事与愿违。他告诫学子们不必怨天尤人，而是要反求诸己，“应该说我们的水平还不高，我们创造性还不够”。

　　1949年6月，沙里宁在接受《底特律论坛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评价吴良镛：“在他的工作中，灌注了一种称之为中国现代性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仅来自于一般的人类文化发展，而且来自于中国实际生活的发展，一种新与旧的结合，基于中国自身的坚定不移的精神。”

　　面对前路，他至今依然表现出内心的坚定不移，“未来不可限量，难于管窥，要有‘大海波涛现代人’的胸怀去开拓进取”。

　　“镛，古乐器，奏乐时表示节拍的大钟。”这是《现代汉语词典》上的解释。

　　吴良镛已经敲响了中国建筑文化伟大复兴的钟声，余音至今萦绕耳际。

　　“探索中国人如何能有一个更好的居住环境，能够更好地生活、学习、研究和工作，这是我庄严的责任，也是应尽的义务。”这是他许下的誓言。

　　有问：“如果你这辈子看不到理想实现，怎么办？”他答：“那也得坚持！”

　　风吹钟声花间过，德唯馨香。

　　吴良镛年谱简编

　　1922年　5月7日，生于南京。

　　1940年　考入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

　　1944年　5月，作为应届毕业生，被政府征调在滇西远征军任译员。

　　1945年　应梁思成之约，参加由梁主持“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协助编制《全国文物保护目录》等。

　　1948年　9月，入美国匡溪艺术学院建筑与城市设计系，师从沙里宁读研究生。

　　1950年　11月，从美国回国。

　　1951年　初，回清华任教。

　　1958年　参与北京为庆祝国庆工程设计。

　　1977年　唐山地震后，参加建工部唐山规划研究专家组工作。被调参加毛主席纪念堂设计、北京天安门扩建规划设计。

　　1978年　任清华大学建筑系系主任。

　　1980年　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学部委员。

　　1985年　当选为国际建筑师协会理事。

　　1990年　美国建筑师学会授予荣誉资深会员，被誉为“新中国建筑与城市规划先驱者之一，杰出的建筑教育家、著名的水彩画家、多产作家”。

　　1992年　北京菊儿胡同危房改造获亚洲建筑师协会金质奖章。

　　1995年　筹建清华大学人居环境研究中心，兼中心主任，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1999年　6月，接受法国政府授予的法国文化艺术骑士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