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业委会之典型故事

　　京城业委会之典型故事

　　换届前的一段时间里，安俊芷睡不着觉，时常感到神经衰弱，“刚开始想着就是自己在小区当义工，深入了解却发现，小小业委会里还有很多‘政治’”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张海林 | 北京报道

　　北京水韵风情庄园小区居民安俊芷根本没有想到自己会高票入选业委会，在她看来，“傻人才会进业委会”，决定参选也只是受不住邻居卢有堂的煽乎，“他到我家里来，一遍遍跟我说，一谈就谈到夜里12点。”

　　卢有堂是小区第一届业委会成员，今年换届，他到处游说各个邻居，“物权法把大家的利益捆在了一起，社区就是城市的细胞，这是我们每天生活的地方，要想过得更舒心，就要自我觉醒，就要出来做工作。”

　　“主妇不管事，怎么能指望保姆”

　　卢有堂和安俊芷所住的小区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房子是欧美别墅样式，小区内建有会所、温泉等设施。

　　“从表面上看，我们小区很漂亮，可实际问题太多了。”卢有堂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一万多平方米的会所闲置着！理论上它是属于全体业主的，但是开发商欠债，私自把会所抵债给了5个债权人，之后开发商本人去世了，所以现在会所产权还不能明晰。”

　　安俊芷从媒体退休刚两年，她曾提出设想，把会所建设为社区老年人活动中心，“我们干嘛要把自己送到养老院去，社区就不能建个老年俱乐部吗？”但她发现首先要做的是想办法维护业主对于会所的权益，“否则都是空想。”

　　闹心的不止会所，小区迄今为止还是临时供电，这让很多业主苦不堪言。“这供电就像没有户口的北漂族，随时可能断电。”安俊芷说。

　　小区网络论坛上记述了2009年12月19日的一次停电。当天下午和半夜连续两次停电，每次40分钟，一些住户的家电因此损坏，部分住户家中供暖中断导致家庭成员受冻。

　　卢有堂经历过数次停电。“我们按时缴纳电费给物业，它却欠了供电局很多钱。一个家庭如果主妇不管事，怎么能指望得上保姆---要是有业委会，我们可以有自己的印章，就能跟供电局直接接洽，小区的各种事务我们自己感同身受，而物业作为‘保姆’，不会主动考虑主人需要什么。”卢有堂说。

　　自从2004年入住小区，卢有堂看到很多绿化区域中的合欢树因为没有定时浇水干枯了，而温泉几乎没开放过，小区的水系干涸，中水处理、监控系统、防火防盗系统等闲置，很多住户感到“小区一天天变得荒芜了”。

　　2009年2月，一批热心业主开始筹划组建业委会。卢有堂等热心人士发出呼吁：“如果您不积极参与，我们就没有好日子过，真的！真心地希望大家都参与到小区里来，尽快改变我们的现状！”两个月后，第一届业主委员会成立，成员中不乏名人，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还有影视明星。

　　像卢有堂和安俊芷这样自我“觉醒”的业主，在北京各社区正不断涌现。“物业服务打折扣，小区公共停车场、电梯广告等收益被私用，小区管理账目不清。”朝阳区百子湾小区业主委员会主任陈凤山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业主自主成立业委会之后，我们可以和物业谈判，通过测算，明确真正的服务成本，自己的权利必须要自己主动争取。”

　　业委会老龄化

　　王浙滨是水韵风情庄园小区第一届业委会主任，从2009年干到今年换届。她是北京市政协委员，有着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艺术总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秘书长等多个头衔。

　　就在业委会成立前，她曾向北京市政协提交了尽快解决小区正式供电问题的提案，“我们请人来给大家讲法规知识，开会听取业主的意见，业委会一成立，我们就分了小组，负责小区的交通、环境、建筑等。”王浙滨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我的体会是，业委会工作可多可少，这是一份没有标准的工作。”王浙滨说，为了投入业委会的工作，自己经常在家里开会讨论到很晚，“而我的社会工作还很多，本来在外面忙完回家可以休息，但现在一回到小区，还有一大堆业委会的事情要处理。”

　　3年的业委会工作让王浙滨感到巨大压力，“今年改选的时候，我坚决辞去了业委会工作，实在是没有精力了。”

　　卢有堂也同样感到精力不足，他本人担任北新创佳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公司里一摊事，有时候去国外出差，影响了业委会会议也不太好。”

　　不过最终卢有堂和另外两位前任业委会委员今年还是决定留任，“工作需要衔接和延续，新一届业委会也需要支持。”

　　“我们这一届业委会委员一共9个人，5个男的都是大老板，4个女的中我退休了，时间相对多些。”今年换届，朱爱丽以第二高票数当选业委会主任，“业委会有太多琐细的工作，需要的就是我们这种大妈型。我们就在小区养老，会以身作则把工作继续下去。”

　　以“大妈大爷”为主的人员结构是目前很多业委会的普遍情况，委员多是退休干部或事业已经发展平稳的商界人士，基本都上了年纪。朱爱丽和安俊芷今年都是57岁，委员中最小的47岁，是个难得的“少壮派”。

　　北京当代城市家园小区第二届业主委员会主任孙茂今年已经70岁了，“年轻人没时间。”孙茂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老年人有时间，可还要有知识，各种法律条文我必须弄得明明白白，这要花费大量精力。还要不停地跟物业、居委会、小区办、街道办等联系各种事项，争取支持。社区虽小，事情却错综复杂，年纪大了真感到力不从心。”

　　专职化困境

　　年轻人没时间，老年人缺精力，因此招聘业委会专职工作人员成了许多小区业委会考虑的选项。水韵风情庄园小区第一届业委会成立半年后就曾雇了一位专职秘书。

　　2009年6月底，郭爱洋从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文秘专业毕业，10月通过熟人介绍应聘来到了水韵风情庄园业委会。

　　“每月工资1500元，由业委会直接给我现金。当时刚毕业，我也没想太多。和室友在学校附近租的房子，房租每月300元。”郭爱洋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很长一段时间，她的工资是由各位业委会委员均摊。

　　这个岗位主要是“接打电话，接待业主来访，跑镇政府，做会议记录”等等，“起初觉得事情特别杂乱，待人接物也没经验，哭过，委屈过，另外就是一直没有社保，几次想辞职，但手上工作很忙，都没机会提。”郭爱洋说。

　　现在郭爱洋是小区新物业公司的正式员工，工资涨到了2000多，有提成，也上了社保，这个工作的得来与她参与小区新旧物业更替有一定关系。

　　第一届业委会成立后，在下调物业费、公示财务数据、严控违建、整顿行车秩序、改善安全环境等方面与老物业会谈，收效甚微，“业委会就启动了物业选聘程序，我也参与了这个过程，最后选定长城物业公司入住小区。”郭爱洋说，新旧物业交替时，需要她联系跑动的工作很多，“有时要发文件给业主，比如小区现状的报告，介绍新物业的说明等，400多住户，我就推着自行车，挨家挨户地发。”

　　长城物业入驻小区之后，业委会委员跟新物业沟通，“双方都觉得我的位置也要解决，就比较顺利地在长城物业入了职。”郭爱洋说，但在她之后，业委会又聘请过其他秘书，“通常没干几个月就走人了，现在还没有专职人员在业委会工作。”

　　无法保障专职人员，这是目前很多业委会面临的困境。朱爱丽、安俊芷、卢有堂几位业委会领袖都认为应该招聘专职人员，但实践却不容易。由于业委会本身的局限性，目前它无法给应聘人员提供社保等保障，工资也相对较低，专职人员工作的持续性很难保证。

　　“而且，专职人员毕竟不是业主，处理问题能否完全站在业主的立场上也是疑问，这不是仅靠爱心和热情就能坚持的。”

　　业委会起诉街道办被驳回

　　相比于劳累，其他业主的不信任是业委会委员们最难承受的困扰。今年换届前的一段时间里，安俊芷睡不着觉，时常感到神经衰弱，“刚开始想着就是自己在小区当义工，深入了解却发现，小小业委会里还有很多‘政治’。”

　　起初卢有堂把安俊芷请到自己家里动员，“切水果，倒茶水，劝我出来干。我就想，人家也是一个普通业主，这么有热情，这个时候让我说‘不干不干’，我说不出口。”安俊芷说，虽然退休，但她还有自己的写作计划，“教育部请我做个课题，另外我退休前的工作是管33个记者站，好不容易退休了，指望落个轻松，自己写写东西。”

　　不过不能安心做自己的事，还不是安俊芷心里最大的顾忌。“我也是一个热心的业主，为小区做贡献是有乐趣的事，但从被动员开始，我就渐渐发现，这里面真真假假，搞不清楚。”

　　“小区论坛上那些骂人的话非常尖刻。有人认为业委会是充满权力和利益的，恨不得自己加进来后，在里面再开个公司。”安俊芷说很难分辨热心社区事务的人是出自公心还是有自己的考虑，“我不知道支持谁反对谁，但有一点是我认准的，谁为小区干活我就挺谁！”

　　但来自“不干活的人”的质疑往往使“干活的人”感到失落、寒心。“对于社区会所的产权问题，2009年底，我和另一位委员开车去承德组织承德法院的3次拍卖，他是专业律师，一直无偿花费大量时间来做这件事，不过后来法院还是裁定会所归包含原物业在内的5家债权人所有。”卢有堂说，由于没有把会所产权要回来，就有些人指责他水平不行。

　　为了避免闲言碎语，业委会委员们都格外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我们不拿任何报酬，也一定不能因为干了业委会，就要求享受什么特殊待遇。像物业要求绿地交费，我一定准时交。”王浙滨说，她不会接受任何物业公司给的额外待遇，“委员们尽量避嫌，比如新物业入驻时，觉得我们都挺辛苦的，送一些很简单的小礼物，毛巾之类的，我们都坚决不收。”

　　除了业主的信任，安俊芷感到政府的支持也极为重要，“其实政府部门的人不难打交道，我这些天跑各种备案，跟他们私下都比较熟了，问题在于现在很多规定很复杂。”

　　另一位业委会主任孙茂就遇到了业委会备案危机。2005年，当代城市家园第一届业委会成员集体辞职，业委会陷入瘫痪。3年后，小区业主自行筹备换届，2009年3月选举出第二届业委会，孙茂任业委会主任。

　　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业主委员会应当自选举之日起30日内，向物业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和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备案。”但孙茂在向清河街道办备案时却遭到拒绝，街道办与小区办联合发出《不予备案的决定》，理由是他们未按相关规定成立由居委会、社区民警和居民代表组成的工作组组织业委会选举。

　　“我们之前反复找了街道办100余次，街道不支持，所以才没成立工作组。”孙茂说，小区业委会决定起诉街道办，但被海淀法院驳回。而《物权法》第七十五条规定：“业主可以设立业主大会，选举业主委员会。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对设立业主大会和选举业主委员会给予指导和协助。”

　　安俊芷给新一届业委会办备案的过程还算平顺，“我们换届成功，这是最大的胜利，只要能存在，我们就能发出声音。”卢有堂和朱爱丽认为业委会走上了轨道，“势头非常好，继续奔着我们的愿景去。”

　　迄今为止，70岁的孙茂依然在为他的业委会备案而奔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