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高利贷恐成金融堰塞湖

　　在银根紧缩的背景下，高利率放贷之风在全国各地尽吹，隐藏在繁荣背后的民间融资市场已经危机四伏……

　　本报记者 黄希韦

　　深陷高利贷泥潭的李芸(化名)试图向《法治周末》记者描绘高利贷崩盘的来龙去脉以及随之而来的灾难性后果。近期，她在绝望、悔恨和惊恐中度过。

　　在这个史无前例的高利贷崩盘风暴中，她所在的江苏省泗洪县石集乡村民被卷入的财富少则三五万元，多则上千万元，更糟糕的是，这些财富中只有小部分属于他们毕生的积蓄，大部分则来自亲戚、朋友甚至自己借来的高利贷。也就是说，除了倾家荡产之外，他们还不得不面对一系列债主，而且这其中的一些债主还可能给他们带来致命的伤害。

　　当地医院最近陆续收治了一些特殊病人。4名放高利贷的石集乡村民，找上线要钱后，所乘轿车被追撞，村民张某重度昏迷，另一位村民冯某受重伤，被送进了医院。李芸的丈夫也住在这里。两个月前，有下线村民在路口堵住他，将他半埋进土里灌辣椒水，几乎致其呛死。

　　当地的高利贷崩盘后，走在这个以“宝马乡”扬名的苏北小镇的街头巷尾，到处可以看到政府贴出的横幅：远离非法融资，禁止采取非法手段追讨债款。

　　8月20日，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表示，当前要严打非法金融活动，重点是社会非法集资，切实维护金融市场秩序，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这一讲话背后的现实背景是，沿海城市温州、北方城市鄂尔多斯近期均出现全民放贷的新闻，高利率之风在全国各地尽吹。

　　高利贷疯狂样本

　　李芸的老公出事前一个月，是当地高利贷最“疯狂”的时期。“大约今年春节后，开始出现月息1毛(10%)的利息，几乎每家人都在放贷，不仅在石集乡，在青阳、城头这些乡也都是这样。”

　　同当地很多村民一样，李芸的丈夫是在“精神受到刺激”后才开始到处借钱放贷的。“春节后我们村里不少人突然变得很阔，今天这家买奔驰，明天那家买宝马，还放爆竹庆祝，我们觉得我们不‘放爪子’(放贷)就是傻。”她说。

　　在这种致富效应的刺激下，李芸的丈夫开始把儿子这几年打工寄给自己的6万元、连同毕生积攒的4万元家底全都投了进去，一个月后，他笑眯眯地拿给李芸1万元钱。

　　随着利息的不断攀高，为了放贷，李芸的丈夫甚至借来自己妹妹20万元的房子拆迁款，加上从其他亲戚朋友处借来的款项，他前前后后放出去的钱加起来有60多万元。

　　石集乡全民疯狂了，金字塔高利贷网络形成了：一线能凑够20万元，二线就能聚集10个人的钱凑够200万元给三线，三线则能再聚集10个人的钱凑够2000万元给位于金字塔顶端的人，这个人民间称其为“爪王”。

　　金字塔是这样运转的：一线放贷人以5分或6分的利息贷给二线，二线以7分或8分的利息贷给三线，三线以9分、1毛甚至更高的利息贷给“爪王”。

　　由此，诸如石集乡的二线李芸及其丈夫，他们聚拢来的钱会进一步集中到三线，以此类推，资金最终流向了“爪王”和泗洪县，甚至泗洪县周边的县市。

　　可以想见，大量的资金从村镇流向城市，从千元汇集成万元、数十万元、数百万元，最终形成了盘根错节、大会套小会的复杂资金链条。

　　两个月后，李芸的丈夫买了一辆斯柯达，虽不比宝马，但也感觉倍儿有面子。事实上，李芸丈夫的上线的上线，利息高达3毛(月利率30%)。“这比做什么都赚钱。”她说。

　　然而，好景不常在。

　　5月中旬，石集乡的下线们发现，大大小小的上线突然开始躲躲闪闪。下线交了钱进去，居然从上线那里不能及时拿到钱。这是个不祥的预兆！

　　但是，放贷人的情绪还保持着惯性的亢奋———许多20岁出头的青年女子和30岁出头的少妇依然在村头乐此不疲地交流哪家上线的利率高，然后就拎着几十万元的钱直奔而去。

　　没有谁愿意停下来想：这正是雪崩的前夜。

　　5月底，大大小小的上线不约而同地宣布停止借贷，当地几位上线突然到公安局投案自首。这个消息一夜之间传遍整个石集乡，泗洪县其他乡镇的高利贷链条全部断裂，“多米诺骨牌”就此倒下。

　　高利贷之风全国劲吹

　　类似李芸丈夫的民间融资人只是整个高利贷链条的底端，“爪王”才是大头。

　　李芸向记者透露，石国豹是她老公放贷的“爪王”。“目前已经不见人了，可能被抓起来了。”她说。

　　据她透露，石国豹是泗洪县一位房产商，近年来准备在泗洪拿地开发地产，融资规模开始扩大，由于一个房产项目没做好同时还要偿还下线巨额的高利贷月息，资金链就断了，然后就卷款潜逃。

　　泗洪县县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对《法治周末》记者确认，石国豹是石集乡民间融资的流向之一，有关部门已经对其约谈。他同时表示，今后将监控这些企业家的收支能力和产业发展状况，防止出现资金链断裂之类的问题。

　　事实上，石国豹们的影子已经遍布全国多个地区。

　　有报道称，在北方城市鄂尔多斯，每一个房地产项目都会找民间资本借贷，一般40%至50%的资金来自民间资本，有些企业，甚至一个楼盘的所有资金都来自民间资本。

　　利率越高，刀口舔血的人越多。

　　在中小企业聚集的温州，很多投资者也从房地产、股市撤资，转而将高利贷作为“出路”。央行温州市中心支行今年上半年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民间借贷规模约为1100亿元，而去年同期该行的数字显示为800亿元，这意味着过去1年间温州有300亿元资金涌入民间借贷领域。

　　风险已经降临，高利贷冰山出现崩塌前兆。

　　据了解，今年以来，温州发生多起企业主进行民间借贷后出逃的案例。4月以来，温州当地的江南皮革、波特曼、三旗集团、浙江天石电子等关门倒闭。最近的案例是，8月1日，温州巨邦鞋业公司老板王和霞失踪。

　　堵不如疏

　　高利贷网络一旦崩盘后，位于最底层的放贷人，成了最大的受害者，由于上线赖账或逃跑，很多人都血本无归。绑架、殴打等恶性索债事件随之爆发。

　　然而，普通的放贷人并不是唯一的受害人，被波及者还有金融市场。

　　中国工商银行某分行信贷部一位人士向记者透露，由于公众的钱都拿去放高利贷，银行的存款减少，而从银行贷出去的款收不回来，金融秩序难以回归正常。

　　这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今年以来，在国内银根紧缩、国际经济形势动荡的环境下，银行多将有限的资金贷给国企或者具有政府背景的大企业大项目，中小企业则举步维艰，为了渡过难关，被迫进行超高利率的民间融资。而由于经济低迷，民间借贷违约率正在上升，出于对坏账的担忧，放贷方又进一步提高了利率，更加重了企业的负担。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它可能引起的连锁效应，对区域金融和经济甚至社会稳定都是一种威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的调研也证实了这一点：造成今天这种境地的罪魁祸首并非民间金融本身，而是长期以来政府对金融的高度垄断和压制。国有企业及一些能通过官方低利率获得贷款的主体，在享受着市场化条件下无法获得的资源，而真正市场化的主体，其融资成本却上升得更厉害。资金这种资源在配置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公平，甚至被扭曲，并且资源配置的效率也非常低下。这与金融现代化和市场现代化都是不相适应的。

　　如何降低这种高利贷的风险？银监会可否将各种民间金融剿灭以保天下太平？

　　过去十几年的“剿灭史”证明，不管官方如何严刑峻法，中国的民间金融依然愈演愈烈。

　　记者采访的多位经济学家均认为，堵不如疏。中国的民间金融从来没有因为围追堵截而消失，反而在野蛮生长中无序壮大。其实原因很简单，中国当前的金融体制已经严重滞后于中国的经济现实，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着现有的合法金融体系无法填补的巨大真空。有真空就必然有人去填补，政府做不了或者不去做，自然就会有民间的或者地下的力量去做。

　　“黑市必然导致高价，应善用民间金融，首先要把民间金融纳入监管体系，而后允许民间金融机构发展，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否则，中国的高利贷足可成为影响金融稳定的可怕堰塞湖。”财经评论员叶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