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工的人生

　　北京郊区有一群来自农村的年轻人，他们不稀罕稳定的工作，也不愿意返回故乡；他们每天被黑中介的超载面包车，载往一个又一个不同的工厂，奔向不可预知的未来

　　□ 财新《新世纪》记者 蓝方 | 文

　　孙永飞终于出院了。这位20岁的河北小伙脱下病号服，换上条纹T恤和紧身牛仔裤，穿上尖头皮鞋。脸上一道道已结痂的粗短划伤，在他年轻的面庞上格外显眼。

　　“这是从鬼门关走出来的标记。”他的父亲说。孙永飞不好意思地笑起来，露出折断的门牙。

　　一个多月前，北京南郊马驹桥发生一起恶性车祸。16个人挤在一辆准载六人的金杯车中，与一公交车侧面相撞。金杯车上三人当场死亡，一人抢救无效身亡，两人重伤，五人轻伤。坐在车厢撞击一侧的孙永飞，脸部被碎玻璃划伤，脑部遭到严重撞击，昏迷了整整三天。

　　这辆班车上，全是和孙永飞一般年纪的年轻人。19、20岁，初中毕业或是高中辍读，刚从农村来到城市。他们每天乘坐中介公司的车，去不同的工厂打临时工，一天约挣60元。

　　没人知道在马驹桥一带，究竟有多少这样的临时工。这个紧邻亦庄经济开发区的乡镇，聚集了大量来京打工的外地人。按官方统计，当地外来人口将近8万，两倍于本地常住居民。但实际数量远不止于此。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年轻力壮的85后、90后，可以轻而易举在工厂找到一份稳定工作，却更愿意当临时工。

　　不独北京，制造业密集的东莞、广州等地，年轻的临时工也在增加。他们由工头组织，每日辗转于不同的工厂，成为企业的后备军。

　　临时工经济

　　车祸之前，孙永飞刚到马驹桥不到一个星期。

　　这里是通州区与大兴区的交界处，紧邻北京南六环，是典型的京郊城乡接合部。尘灰飞扬的道路旁，是一栋又一栋灰砖堆砌的平房，劣质大喇叭放着嘈杂的音乐，油腻的小吃摊堵住人行道，满地是垃圾与横流的污水。

　　孙永飞在读书和打工时认识的同龄人，大多辗转集聚于此。

　　初中毕业后，孙永飞先在老家跟着亲戚跑了一阵货运，后在河北省内好几个城市当建筑工。今年春节一过，他独自来到北京做起了塔吊工。塔吊工是工地上的“高端”工种，工资待遇不错。但几个月前，孙永飞开的塔吊钢缆突然断裂，数吨钢筋砸向地面，虽无人员伤亡，却把孙永飞吓得半死。他决定重找工作，几经周折，来到马驹桥。

　　朋友们告诉他，在马驹桥，几乎所有工厂都缺人，满街都是中介，随时都可以找到活。有的工厂甚至连体检、面试都不用，找工作的中介费，则由企业埋单。

　　工资待遇也比前两年大幅提高，一般普工的综合工资都在每月2500元以上；一些技术岗位，如焊工，已达到3000元-5000元。

　　和他的朋友们一样，孙永飞不愿意去工厂做长期工。“你只要去工厂做一天就知道了。”孙永飞数落起流水线上的种种不是：基本工资太低，要挣钱只能靠超时加班，动不动就被管理人员呵斥，日复一日重复机械、毫无意义的动作，完全没有职业发展的可能性。

　　他选择更自由的临时工。没钱了便去打工，有钱了便歇着。想干活就干活，想玩就玩。如果按照打长工的时间强度去做临时工，一个月算下来，收入差不多。

　　8月12日，是他第三次去打临时工。

　　早上6点刚过，他来到马驹桥商业街。中介提供的岗位种类繁多，覆盖全北京各行各业。除了印刷厂，最近电子厂接到紧急订单，大量招工，每天都需要上百人，到厂就直接上流水线。有服装厂要人，去给成衣剪线头，或给品牌服装换包装袋。去毛巾厂的通常要叠一整天毛巾。此外还有发传单，贴“牛皮癣”……这些技术含量低的工作，报价不高，一天能挣60元到70元。

　　也有复杂一些的。如去家具厂搬木料，到快递公司送快递，给物流公司做搬运，到绿化队挖坑植树。甚至还有强拆——一个工友说，中介告诉他就是做拆迁，没想到要拆的房子里面还有人，他们一人领一面盾牌和一根棍子，把人赶出来后便开始拆房。这些岗位工资相对较高，但普遍不超过100元一天。

　　工人们每天早上把身份证押给中介，由中介或工厂派车，统一送到工厂。工作十个小时，再加上午饭和晚饭各一小时，整整12个小时后，又被送回中介公司门口，由中介发放工资、退还身份证。

　　对企业而言，招用临时工更加便宜，省去了社会保险和经济补偿金等支出。尤其对于电子加工厂等以订单型经济为主的企业，使用临时工也更加灵活。

　　即便如此，在用工荒大背景下，大多数工厂还是倾向于招长期工。

　　“就算是最简单的岗位，也有一个上手、熟练的过程。每天都来不同的人，都要重新教一遍，这也是成本呀！”一家印刷厂的人事主管表示，当前之所以大规模招用临时工，更多的原因还是长期工招不上来。即便是临时工，工厂对十天一结、一个月一结的工人也开出了更高的工资——例如在某一电子厂，一天一结是每天70元，而一个月一结则是每天一百元。

　　可惜，“长工就是没几个人来问，几乎全是来找日工的。”一个中介老板说，明明做长工有保障、挣钱多，“他们就是不愿干，不知道现在的小孩怎么想的”。

　　黑中介灰色生存

　　孙永飞也说不清楚自己是怎么想的。

　　不管是在建筑工地还是在餐馆打工，从来没有谁和他签过劳动合同。至于每月要从工资里扣社会保险费，在他看来更是多余。他只求每晚能结清工资。按他的方法算下来，当临时工收入并不比上流水线做长期工差。

　　介绍临时工的中介数不胜数。整个马驹桥地区有近百家中介，其中只有七家有相应资质。其他“黑中介”大多是家庭作坊，老板们在自家临街的铺面上，摆一张桌子两把椅子，雇佣一两个外地来打工的年轻人，便招揽工人。有的中介挂着劳务公司的名头，有的写着家政公司或是信息咨询公司，有的干脆什么都没有，一侧用作小卖部，另一侧用来招工。

　　每年春节前后，通州、大兴及市级政府部门都会对这些黑中介们“联合执法”。查封铺面，扯掉招牌，抱走灯箱。但第二天，黑中介们就撕开封条，收拾房间，又重新开张了。

　　“我们也没有办法，没有那么多的人天天守在那里。人手不够，执法力度有限。”通州区劳动部门一位官员说。

　　即便政府部门时不时突击执法，但在旺盛的用工需求下，黑中介的生意竟越做越大。开发区里的工厂，依然以订单经济为主，用工流动性极大。加之愈演愈烈的民工荒，企业人事部门难以直接招到足够的工人。这些大型工厂往往与正规的劳务派遣商合作，由后者负责招募工人。劳务派遣商会把任务分解，最后层层转包分包，便到了黑中介的手上。

　　“我们这儿位置好，北边全是工厂，南边全是工人，北京没有第二个地儿招人比我们快。”一个黑中介老板如是说。

　　工人与中介之间的关系颇为微妙。为了一些好的岗位，一些年轻人会和中介打得火热；中介为了招工，也会给经常帮他们拉人的年轻人一些小恩小惠。

　　还有中介一边招工，一边顺道组织卖血。

　　据工友们介绍，此前一个月左右，商业街上不少中介都打出献血的招牌，和招工的黄色海报放在一起。中介将工友们组织到通州某医院“献血”，每“献”200毫升血，可以拿到160块钱和50块钱的电话充值卡。

　　不管是招工还是“献血”，中介老板都从中抽钱，工人们看得一清二楚。据一位在中介打过工的年轻工人介绍，每介绍一个临时工，中介可从中得30元。临时工的岗位名实不符，到了工厂又被“倒卖”、或者拖欠工资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工人们对付的办法无非是用脚投票。哪家提供的岗位好，哪家工资结得高，哪家中介就能招募到工人。

　　事实上，这些中介扮演的，更像是劳务派遣公司的角色。在法律上，对于企业一些“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可以由劳务派遣公司派出工人担当。劳务派遣公司应该与工人订立合同，并为他们购买保险。

　　不过，这些年轻的临时工，什么都没有。他们处于完全灰色的用工地带。从劳动安全到工资支付，各个环节风险潜伏。但他们自己却并不在乎。

　　没有未来

　　直到孙永飞8月12日挤进那辆仅能乘坐六人的小面包车，他从未意识到可能有的风险。

　　这样的金杯车在马驹桥极为常见。中介们大部分都自备这样的“班车”。也有的租用“黑车”运送工人上下班。大多都是6到8个座的小面包车。

　　面包车里的第一排座椅被放平，六个女孩挤着坐成一圈；第二排的座椅被拆掉，年轻人蜷着腿挤坐成团。孙永飞在左后轮胎凸起的地方捡了个座。8人座的金杯车里，甚至可以挤进30个人。

　　金杯车驶上南六环，向大兴开去。它要在七点前把工人都送到工厂。6点45分，金杯车自东向西，行至马驹桥一号桥下。一辆空载的342路公交车，从六环南侧辅路由西向北左转，直撞在金杯车左侧。

　　公交车被认定负主要责任，公交公司为伤员们支付了医药费，并在出院时，和伤者一一协商赔偿数额。

　　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如果是金杯车负主要责任，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孙永飞说。第一次打临时工就遭遇车祸的李丽，右侧身体多处骨折，至今还不能坐立。事故之后，她弟弟曾去商业街找过那家黑中介，早已不见了踪影。

　　这场车祸对马驹桥的黑中介们却毫无影响。事发一个月后，当地的中介依然使用超载“班车”接送工人。

　　政府部门并非不知道此类安全隐患存在。

　　通州区劳动部门一名官员坦言，临时工确实缺乏保障，但对这种灰色的用工模式，法律也没有明确规范。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出现在马驹桥商业街街头。他们知道不可能打一辈子临时工，可从来也没有人告诉他们，人生应该怎样去规划。

　　孙永飞的爸爸不明白自己的儿子为什么要打临时工。他在建筑工地上干了大半辈子活，挣到足够的钱，给儿子修了新房子，希望他在老家踏踏实实做点小生意，“农村留不住年轻人。” 他说。

　　马驹桥有太多孙永飞这样的年轻人。不用打工的时候，一些人喜欢窝在出租屋，没日没夜地看肥皂剧和玄幻小说；有的在村头打台球、泡网吧；手头有些钱时，他们也会邀约去镇上唱歌、蹦迪、溜冰、喝酒。

　　秋季开学，在学生返校、部分工人返乡秋收等因素作用下，马驹桥临时工的工资还在上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