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度微调 宏观政策在走“平衡木”

　　每经记者 杨芮

　　话题缘起

　　10月24日至2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天津滨海新区调研，并主持召开了天津、内蒙古、江苏、山东四省(区、市)经济形势座谈会。

　　温家宝在座谈中说，要把握好宏观经济政策的力度、节奏和重点，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微调，保持货币信贷总量的合理增长，优化融资结构，提高金融服务水平。要完善财税政策，大力推进结构性减税。信贷政策要与产业政策更好地结合，切实做到有保有压，保证国家重点在建、续建项目的资金需要，重点支持实体经济尤其是符合产业政策的中小企业等。

　　近期发改委副主任彭森表示，预计今年后两个月CPI(同比涨幅)可以控制在5.0%以下；此外，10月PMI强势反弹至51.1，这两个重要信号弹给稳定市场信心带来积极作用。

　　此前，全球密切关注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将走向何方。对于温总理提出的“宏观政策要适时适度预调微调”，该如何解读？是否意味着定向宽松？未来宏观调控的趋势如何？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复杂的外围环境？《每日经济新闻》今天邀请三位学者为您解读以上问题。

　　微调是修正矫枉过正

　　NBD：温总理近日在天津调研提出，要把握好宏观经济政策的力度、节奏和重点，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微调。如何理解这个“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微调”？是宏观调控的趋势吗？

　　鲁政委：首先，“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微调”的新提法表明政府的政策还将继续走“平衡木”。现在因为我们通常说宏观经济政策既要关注增长，又要关注通胀。就增长来说，已经在持续回调，这种回调在眼下政策调整的范围来讲还可控。在通胀这方面，物价也已出现回落，并进入回落通道，但现在绝对的水平还远远高于政策目标——4%的水平。

　　现在所处的状况就决定了政策既不能偏向保增长，亦不能偏向抑通胀，所以只能站在中间。如同走平衡木，无论靠左走还是靠右走都会掉落，都非最佳选择，最终只能选择在中间通行。而在中间通行的问题在于，没有一个走平衡木的人在行走过程中身体不晃动，现在提的“微调”就类似于这个走平衡木过程中的“晃动”，即对于过去的矫枉过正的修正。

　　在控制过热的时候，过去的政策会出现一些非常极端强烈的情况，如最典型的融资平台贷款不允许展期，到期了必须还款，这就相当苛刻，其他企业可以借新还旧、展期，但融资平台贷款不行。如果认为融资平台可以作为一个企业来看待的话，就不会出现这种状况。最近，银监会副主席周慕冰在金麒麟论坛上说，融资平台贷款经批准可以展期一次。只要展期一次就够了，地方债的负担并非还不起，而是今年面临偿债时点过于集中的困境，将时点进行错期就能解决问题。另外一个“微调”，是允许部分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这项原来预计是明年才进行。

　　其次，是缓解铁道部融资压力。如果不缓解现在市场对于铁道部负债的疑虑，目前的建设项目拖欠严重的问题无法解决。所以财政部表示可以部分免税，发改委表示这是政府支持类债券。对于政府支持类债券涉及监管政策的讨论：银监会要不要对铁道部的债券的风险调降为0？如按照75%的风险权重，15%的集中度红线是否要遵守？按照现行监管规则，债券和贷款对于单一主体的集中度不能超过15%，但其前提是对企业来说。既然都是主权信用的，政府支持债是不是也具有准主权信用？如果对集中度进行调整，铁道部融资困境就解决了。

　　第三，是针对小企业的减税。单纯的金融支持和改善已经提了很久，但是其中的问题大多是长期性的，非短期能够化解，所以真正最实惠的政策就是减税，操作快捷，受到制约因素少，效果明显。

　　实际上，这些都是矫枉过正的边际调整，微调即是对矫枉过正的修正，是存量性的，而不是增量性的。预调的说法早就存在，举例来说就是经济已经开始进入软着陆的过程当中，那么站在现在看未来，由紧变松或由松变紧的趋势是明确的，但是市场猜测的是什么时候变，以什么力度变等具体问题。

　　张茉楠：政策微调中强调了结构性减税。一直以来，宏观经济政策和调控所起到的作用就是“减刹车”和微调两个方面，减刹车是为了平衡经济增长的波动幅度，这就表现在预调，即判断整体宏观经济的走向。而如果遇到走偏了或者有障碍物的情况，应该及时调整方向，这就体现了微调的方面。

　　NBD：政策微调是否意味着要实行定向宽松？

　　张茉楠：这个要基于如何理解定向宽松。政策微调强调的是对于总量的微调，而定向宽松强调的是有针对性的，本质是从不同的角度去谈的。如果是从货币松或紧，包括整体的角度来看，可能政策是要软化的。虽然我们一直强调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是这些政策并没有针对经济的末梢循环，并未涉及微观主体，涉及血流到末梢循环就出现了阻碍。现在谈的这个微调主要是针对末梢神经、薄弱环节及有真实需求的行业来进行，亦包括有消费空间的领域。所以，这个微调是有针对性的微调，而非全面的微调。

　　结构性减税才是重点

　　NBD：微调体现在哪些方面？政策微调的新提法中，再次强调了结构性减税的重要性，如何看待结构性减税的问题？

　　鲁政委：上面所说的针对小微企业减税、缓解铁道部融资压力、允许地方发债、允许融资平台贷款展期等，都属于微调范围，在我看来，最主要的还是结构性减税，这是短期能够很快见效的。

　　张茉楠：最重要的还是结构性减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们一直都在做加法，包括扩大财政支出，上马一些项目等。实际上，不论货币存量还是财政存量，都不允许有更大的扩大总量的作为增长了，所以只能作出结构性微调。而这种结构性微调类似于美国现在动用资产负债表调整期限结构一样，不是对总量作一个调整，只是一个结构性的政策调整。这具体会落实在货币和财政政策上，包括货币政策的总量保证均衡下，对一些中小企业、微型企业，提出信贷放松或者有积极的信贷政策，如减缓资产抵押、增加信贷额度等。

　　冯兴元：结构性减税对小微企业来讲是符合竞争法的一些规则的。按照竞争法，市场权力可以存在，但不能被滥用，当被滥用时应受到惩罚。对小微企业，政府提供补贴和减免税等都是符合竞争法的做法，有利于市场结构的改进，但更好的模式应是普遍减税，形成一种普适性的低税模式。所谓的结构性减税，还是一种有选择性的政策。实际上，中国完全可以走低税模式。另外银监会近日发布了补充通知，以落实支持小微企业的“国九条”，阐述了对小微企业融资投入的意见，是对大政策的具体化和可操作化，这些都属于微调。宏观政策定下来，发生偏差，在金融、产业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方面，根据各地、各行业、各类企业的特点加以调整和区别对待，都属于微调的范围。

　　NBD：温总理强调，对于信贷政策有保有压，要保证国家重点在建、续建项目的资金需要，重点支持实体经济尤其是符合产业政策的中小企业。如何能实现有保有压？

　　冯兴元：前半部分不认同，现在经济发展的问题是为保增长而牺牲了经济的质量，导致了结构的恶化。越要保大的项目和重点项目，对经济来说越不好，这挤出了私人投资，而且很多在建、续建项目缺乏论证和规则取向。比如高铁项目，很多路段都是使用率不高，很多民工宁可放弃高铁而多花时间坐长途汽车回家。

　　对于中小企业的扶持，温总理在考察温州之后也一直是这么说的，但我认为最好的产业政策就是竞争政策，也就是政府建立和维持一个竞争秩序，推行币值稳定、私人产权、开放市场、契约自由、每个个体为自己的投入和行为承担责任、经济政策的连续性。竞争秩序也要求政府减少管制，全面开放投资渠道，政府从竞争性领域和可盈利领域退出。

　　而产业政策规定的具体内容比如包括对哪类企业要提供更多信贷，对哪类企业要限制信贷，但是市场经济中，本来信贷怎么发放是银行自己的政策。产业政策规定可以提供税收优惠给哪些行业，不可以提供给哪些行业，比如我国政府往往对行业龙头企业提供产业政策优惠，但这是与竞争政策背道而驰的、本应不被允许的。产业政策规定得越细，政府自由裁量权越大，特权化越严重，劳动力、资本和土地越是不能朝着回报率更高的地方配置，经济效率就越低。政府应该减少管制，放开行业准入，退出国有企业，用核准制来替代审批制来解放生产力。环境保护则可以作为生产的前置条件，要求所有企业遵从。

　　政策需兼顾内外平衡

　　NBD：发改委副主任彭森日前表示，今年后两个月CPI同比涨幅可以控制在5%以下，而10月PMI从9月的49.9强势反弹至51.1，从这两个数据可以判断中国经济运行的总体情况良好吗？

　　张茉楠：经济运行的总体情况取决于两个因素，即内生动力和外围环境。

　　现在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有主动调整和被动调整两个局面。主动调整是主要结合优化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优化增长结构；而被动调整是在全球面临的欧债危机的不确定性及美国经济的持续低迷大背景下，还包括很多新兴市场国家不断的调整货币政策，进行相应的软化和放松的情况下，中国也是要考虑和全球货币政策的一个协调和同步，这很大层面上需要考虑如何兼顾内外平衡。

　　冯兴元：我国的物价控制，是通过限购、限价等手段来进行的，这是不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一般情况下，我国宏观经济学家和政府，只要一看到GDP上升，CPI下降，就断言说经济发展良好，但是一定要看到GDP是怎么上去的，CPI是怎么下降的，背后是限购、限价、限制信贷发放、打压中小企业，现在宏观经济发展的问题是忽略了经济运行和经济结构的质量。如果政府投资成本压制不下，还一味财政支出扩张，GDP总量上去了，经济质量下降，结构质量下降，私人投资挤出，中小企业资金链紧张，创新动力不足，长远经济活力欠缺。

　　现在说宏观经济好，但却有这么多企业在叫苦，说明这是一个问题，这也是适用凯恩斯经济学的问题，即过于看重总量。宏观和微观是不可分离的，我们要从微观一直往上看，从无数个微观个体去看整个经济。断言宏观经济很好，而微观经济却是一团糟，这种微观和宏观两张皮的经济学推断是伪科学，存在明显的判断失误。

　　NBD：温总理指出，要保持外贸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而大背景下中国的进出口都有一定回落，中国的对外经济该如何突破？

　　张茉楠：现在中国仍处于内外夹击的一个局面中。中小企业的生存困境和要素价格的增长，货币升值和人工成本的上升，这些都大大压缩了中小企业的利润空间，通过常规的战略已经行不通了，很多企业面临转型、增长困难的局面，既没有能力也缺乏已有经济基础，更是缺乏更多的资源，生存非常困难。

　　而外围不仅仅面临大环境需求的萎缩，也有外部的其他一些不利因素影响。美国现在重新将战略重心移到亚洲，围绕着美国的外围核心国所形成的同心圆把中国包围了起来，中国想拓展空间，走出去、扩大投资、占领市场，都有很多壁垒，面临多重门。

　　这既存在政策因素，也有经济因素，还有人为因素和外部的干扰。所以，现在面对的困境要比2008年更加严峻。2008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时全球的政策是趋同的，各个国家都有很强的合作意识，美国当然希望借助外力将它从沼泽中拉出。但现在美国希望实现自己的复苏，就要去占领市场。以前是合作放大化，现在是竞争为主导。而欧洲的情况更加不妙，明年或将发生的新的金融危机，可能产生更大的冲击，所以现在还是应该做好政策储备。

　　另外，希望有更多的中国民族产业领跑，通过在海外建立各类孵化器，利用全球的技术、管理、人才以及本土化的要素资源，打造全新的产业链，促进企业和产业升级。这样，不仅在规模上形成体量，也在产业链上形成合作，拓展中国海外的经济利益。

　　对话记者

　　杨芮

　　对话嘉宾

　　鲁政委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张茉楠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

　　冯兴元 中国社科院农发所研究员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