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斌杰：推进文化管理体制改革 改变政企不分局面

　　改革开放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鲜明特征，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动力。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在总结我国文化改革发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专题研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并作出《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意义十分重大。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实践基础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把文化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上，坚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决定》提出进一步深化文化领域的改革开放，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充分肯定了党的十六大以来文化体制改革的方向和成功经验；二是明确要求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加快进度、加大力度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前者是后者的实践基础。

　　党的十六大厘清了文化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提出了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概念及分类改革的要求，相应地提出了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任务。这是对现代文化认识上的一次思想解放和与时俱进，带来了文化领域的深刻变化。党的十六大之后，中央迅速部署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选择了35家文化单位和9个地区先行先试，国务院出台了支持文化体制改革试点的优惠政策。经过两年多的努力，试点任务全面完成，一批自愿参与改革的文化单位和地区也取得不少突破。中央及时总结试点工作的经验，于2005年年底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这个文件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文化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推进的新阶段。其后，我国文化体制改革主要是在4个方面推进，并且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一是推进文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改变了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管办不分的混乱局面，实现了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企业、事业单位各自回归本位，各自承担自己的任务，各自履行自己的职责。

　　二是加快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培育新型文化市场主体。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文化单位是按照行政级次配备的，实为行政部门附属机构，没有独立经营能力。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文化市场主体缺位，显然难以发展文化。所以，中央把国有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紧抓不放。从2003年到2011年先后完成了出版、发行、电影单位转企改制，部分非时政类报刊、一般文艺院团、广电网络也完成了转企改制。转制后的文化企业迅速成长为新型文化市场主体，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主力。

　　三是推动公益性文化单位改革，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对于主要是面向社会、承担公共服务职能的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革命纪念馆等，完全变成公益单位，政府主导，向公众免费开放，创造社会效益。对于既是公共传播机构又有经营性产业的党报党刊、广播电视，实行“两分开”：编辑、出版、播发等新闻宣传业务，仍然实行事业体制；印刷、发行、广告、电视剧制作、网络传输等，则要剥离出来，转企改制，实行市场化运行。这两项改革也取得了突破，加上文化惠民工程实施，大大提升了公共文化服务能力。

　　四是调整结构布局，转变发展方式，提高竞争力。在转企改制的同时，重视产业、企业、产品结构的调整，组建了一批新兴文化产业园区和集群，打造了一批文化企业集团，加快了文化创新与高科技的融合，文化竞争力有了显著提高。

　　正是有了将近10年的文化体制改革实践基础和改革发展给文化领域带来的深刻变化，《决定》提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构建有利于文化繁荣发展的体制机制”。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

　　《决定》指出，必须牢牢把握正确方向，加快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全会确定的文化体制改革总体目标有4点。

　　一是在宏观层面上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社会监督、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文化宏观管理体制，是文化体制改革的首要目标。党委领导，就是各级党委要担负起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政治责任，管好方向，管好政策，保证党对文化建设的决策落到实处；政府管理，就是各级政府要转变职能，履行好政策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行业自律，就是要充分发挥文化行业组织的作用，制定行规公约作为协调、规范行业行为的准则，维护行业健康发展；社会监督，就是社会各方面和广大人民群众要积极参与对文化事务的监督；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就是企事业单位要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或事业法人，独立承担经济、法律或刑事、民事责任，依法运营。这就要求在宏观上明确各自的社会职能、法律地位、运行规则、权责关系。

　　二是在微观层面上形成富有活力的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无论文化企业还是文化事业单位，都是具体承担文化创造、生产、经营和服务的实体，必须改变体制不顺、机制不灵、管理不善的现状，通过改革创新，形成富有效率、充满活力，人人奋发向上的生产、经营、服务机制。

　　三是在市场层面上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文化资源的配置主要依靠市场机制，改革政府包办文化的状况；文化产品的社会效益也要通过市场来实现，实现两个效益的统一；文化产业的投融资主要依靠市场来吸引；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

　　四是在国际层面上创新文化走出去模式。文化走出去既是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需要，也是开拓文化发展空间的必然选择。关键是要改革、重构我国文化走出去的体制机制，主要通过市场主体、市场渠道、市场竞争和名牌文化产品、超越他人的文化服务实现走出去，让中华文化传遍世界。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

　　《决定》对进一步深化文化领域的改革开放作了重点部署，明确提出了各项任务。

　　(一)深化国有文化单位改革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们党创办了数量巨大的国有文化单位，它们在文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落后的体制机制使其无法生存，更谈不上发展，必须通过改革让其焕发青春活力。深化国有文化单位改革，就是在科学界定文化单位性质和功能的基础上，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循序渐进、逐步推开。

　　一是加快推进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培育合格市场主体，这是文化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决定》要求，推进一般国有文艺院团、非时政类报刊社、新闻网站转企改制；拓展出版、发行、影视企业改革成果，加快公司制股份制改造，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形成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体现文化企业特点的资产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模式。要创新文化企业的经营管理机制和投融资体制，支持企业自主创新、自我发展，通过上市、债券、股份制等多种方式面向资本市场融资，壮大国有文化企业的实力。

　　二是全面推进文化事业单位改革。担负公共文化服务责任的文化事业单位，主要是突出公益属性、强化服务功能、增强发展活力，全面推进人事、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要推动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进一步完善管理和运行机制，推动一般时政类报刊社、公益性出版社、代表民族特色和国家水准的文艺院团等事业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增强面向市场、面向群众提供服务能力。要创新公共文化服务设施运行机制，变财政养人为财政养事，政府通过采购产品和服务的方式支持文化事业单位。凡是使用政府基金的文化单位都要有绩效评价考核办法。吸纳有代表性的社会人士、专业人士、基层群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管理，建立理事会，使公益事业更加公开透明。

　　(二)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

　　文化市场主体、文化产品的流通同市场接轨，要靠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所以，必须把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决定》强调了3个方面。

　　一是培育传统文化产品交易市场。重点发展图书报刊、电子音像制品、演艺娱乐、影视剧、动漫游戏等产品市场，重点打造一些全国性国际性的文化产品交易平台，办好中国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等重点展会，扩大市场影响力。

　　二是发展大型文化流通企业和物流基地。打破地域、行业界限，通过联合、重组、股份制等方式，加快建设重点文化流通企业和文化产品物流基地，构建以大城市为中心、中小城市相配套、贯通城乡的文化产品流通网络，方便人民群众的文化消费。大力发展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电子商务等现代流通组织和物流形式，提高流通环节的工作效率，保障有效供给。

　　三是培育文化要素市场。产权、版权、技术、信息等要素市场是文化市场发育的重点。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加快构建，实现文化资源的市场配置；办好重点文化产权交易所，引导和规范各类文化资产和艺术品交易；加强行业组织建设，健全中介机构，使其发挥积极作用。

　　(三)创新文化管理体制

　　继续深化文化行政体制管理改革是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个重点。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强化政策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继续推动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理顺政府和文化企事业单位，和行业协会、中介组织的关系，使政府、企事业单位、中介组织各行其道、各负其责。要完善管人管事管资产管导向相结合的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加强国有文化资产管理，重视国有文化无形资产和数字产权的管理。要继续推动副省级以下城市完善综合文化行政责任主体，健全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强化监管，维护文化生产、经营市场秩序。深入开展“扫黄打非”，坚决扫除毒害人们心灵的腐朽文化垃圾，保护文化环境。要落实谁主管谁负责和属地管理原则，严格执行文化资本、文化企业、文化产品市场准入和退出政策，落实职业资格管理规定和主管主办制度，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科技等手段提高管理效能。

　　(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开放是改革的重要内容，坚持以改革开放的精神重构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体制机制。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对外文化交流，广泛参与世界文明对话，提高我国文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共同维护文化多样性，推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

　　一是创新对外宣传方式方法，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积极主动发声，妥善回应外部关切，运用一切方式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基本国情、价值观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的了解和认知，展现我国文明、民主、开放、进步的形象。

　　二是实施文化走出去工程，提升我国文化国际影响力。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文化企业和中介机构，开拓国际文化市场，扩大文化贸易。完善支持文化产品和服务走出去政策措施，完善译制、推介、咨询等方面扶持机制，鼓励大型文化企业在海外投资合作发展，鼓励重点媒体在海外开展传播业务，鼓励代表国家水平的各类学术团体、艺术机构在相应国际组织中发挥建设性作用，鼓励出版机构对外大力翻译推介中国精品力作，使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生气勃勃、富有成效。

　　三是拓宽对外文化交流渠道。加强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和孔子学院建设，巩固对外文化交流阵地。把政府间文化交流和民间文化交流渠道结合起来，发挥各自的优势，实现优势互补。支持非公有制文化企业、文化非营利机构参与文化走出去，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发挥作用。支持海外华人华侨、中资企业做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的使者。设立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贡献奖，鼓励国际友人翻译、介绍中华优秀文化。

　　四是以开放心态对待国外优秀文化。《决定》指出，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学习借鉴一切有利于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有益经验、一切有利于丰富我国人民文化生活的积极成果、一切有利于发展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经营管理理念和机制。这三个“一切”充分表明了我国文化开放和包容多样的胸怀。在具体工作上，《决定》提出，加强文化领域智力、人才、技术引进工作；吸收外资进入法律法规许可的文化产业领域，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学习先进制作技术和管理经验；鼓励外资企业在华进行文化科技研发，发展服务外包；开展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合作。这些改革举措将大大提升我国对外开放的水平。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保障机制

　　深化文化领域的改革开放，法律保障和政策保障是重要条件，必须机制化、长效化。《决定》从3个方面提出了要求。

　　一是强调法律保障。加快文化立法，制定和完善文化公共服务保障、文化产业振兴、文化市场管理等方面法律法规，提高文化建设法制化水平，依法保障文化改革成果。

　　二是强调政策保障。完善政策保障机制，落实支持文化改革发展的经济政策，加大财政、税收、金融、用地等方面对文化产业的政策扶持力度，设立国家文化发展基金，扩大有关文化基金和专项基金规模。对文化内容创意生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经营实行税收优惠。对国有文化单位转企改制的扶持政策执行期限再延长5年。这些具有鲜明导向和含金量极高的经济政策，给文化改革发展创造了实实在在的物质条件。

　　三是强调财政保障。提高文化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保证公共财政对文化建设投入的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扩大公共财政覆盖范围，完善投入方式，加强资金管理，提高投资效益。提高各级彩票公益金用于文化事业比重，支持社会组织、机构、个人捐赠和兴办公益性文化事业。

　　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构建有利于文化繁荣发展的体制机制，是推动文化建设的关键，也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全党全社会解放思想、统一认识、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加快改革，用强有力的工作把文化体制改革的蓝图变成现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为我们在新的起点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坚定了信心、提供了动力。我们一定要把《决定》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落实好，抓住机遇，攻坚克难，奋力开创文化改革发展新局面，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柳斌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