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迄今为止，陈光标遭遇的最严重的一场形象危机。

　　当盈江灾民与“中国首善”一起高举钞票的照片出现在公众面前，引起的反响之大，远超陈光标本人的意料。而此前他的台湾、日本之行，也颇受争议。事实上，公众围绕“暴力慈善”的争论，不过是对近年来曝光频频的“陈光标争议”的一次集中爆发。

　　面对陈光标委屈的泪水，我们相信，做好事高调与否都不是问题，只是在当下，单靠任何一个人的力量，都无法托起整个中国慈善的未来

　　陈光标还能走多远？

　　从汶川到台湾、日本、盈江，陈光标自己似乎正从被称赞，滑向被拒绝甚至被批评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邓亚君发自北京 截止3月29日上午，陈光标一连4天没有更新微博(http://t.sina.com.cn)，这对向来行事高调的“中国首善”而言，并不常见。

　　微博首页上，救灾以外的最新“图片分享”源自3月25日，他捐赠红军小学后收到的三张奖状：他被誉为是“孩子们的知心人”。而很快，他还会获颁由台湾某文教基金会公布的“热爱生命”奖章。

　　认可和荣誉几乎在人们对“暴力慈善”口诛笔伐时同期而至。激辩漩涡中，外界对陈光标的复杂评价也映射出陈光标式慈善的耐人寻味之处。

　　“行善照片”引发争议

　　事实上，善举被冠以“暴力”字眼，既非陈光标所料，也非他所愿。

　　尽管他曾对外宣称：当下中国正需要他的“暴力慈善”。然而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他却坦言：对这一说法，自己从心底并不认同。

　　如今，在陈光标的微博上，前往盈江灾区发钱的照片已不复存在。正是这几张照片，成为把他推至风口浪尖的导火索。

　　3月16日，陈光标从日本飞回上海后转机到昆明，带着15万元现金连夜坐车赶到盈江向灾民发放现金。照片上，他和灾民们手拿钞票，高高举起。有灾民紧锁眉心，有灾民表情麻木，但被簇拥在中间的陈光标则一脸灿烂笑容，眼睛正对摄像机。

　　还有一张被广为转载的照片上，他站在地势较高处，一手拿着钱，一手做出了“V”字手势。同样，他身边不少灾民却面容严肃，眼神焦虑。据报道，陈光标当日“派钱”场面“相当热闹”，甚至灾区的志愿者也被他捐助了100元至200元不等。

　　“为善必为人知”，陈光标以几近夸张的高调宣示了自己慈善之举的一贯承诺。不过，当受捐助人与陈光标的反差赤裸裸地展现出来时，对后者粗暴方式的批评纷至沓来。

　　“希望工程”发起人徐永光直接地说，“如果以丧失受赠人的尊严来获得自己的某种满足，这是一种慈善的暴力行为”。因为在现代慈善理念中，接受帮助是弱者应得的基本权利而非“恩赐”。

　　更多的网友开始质疑陈光标高调背后的动机。“别抹着‘慈善口红’到处游荡”，有评论者怀疑，陈光标“消费慈善”比“暴力慈善”更值得警惕。

　　对于质疑声，陈光标并非不以为然。“我是善良的行为，怎么能和‘暴力’这样的词并列呢？”他强调自己只是想给灾区“带去希望和信心”，“就这么简单”。

　　“天使”或者“作秀”

　　这是陈光标迄今为止遭遇的最严重的一场形象危机。或者也可以说，围绕“暴力慈善”的鞭挞是对陈光标争议行为的一次集中爆发。因为在盈江之前，他的日本、台湾之行，也颇受质疑。

　　按照陈光标的说法，他是于日本地震当晚转机飞往灾区的。除了捐款100万元人民币以外，他还携带了近30吨的民生物资。

　　日本媒体也注意到了这位“第一个赶往日本的国外民间救援者”。对于陈光标的善举，有日媒称赞其为“救灾英雄”；有网友留言称：“(他)让人想起‘天使先生’，这个人的善心与品德都足够上天堂了。”

　　但陈光标西装革履地出现，收获的并不全是好评。“穿着西服来救人，是来救人还是来表演？”有日本网友发现，在陈光标拿着手电筒搜寻幸存者的新闻照片上，手电筒似乎根本没有打开。“是有灯光师吗？”“带着摄影团队来吗？”“这种行为相当沽名钓誉。”

　　相形之下，台湾民众对陈光标的评价没有如此激烈，但也呈现两极分化。

　　今年春节前夕，陈光标率领50余位大陆企业家赴台，捐出新台币近5亿元(约合人民币1.12亿元)。原本，陈光标希望由贫困户排队上台领取红包，并鞠躬感谢。不过这一方式却遭到一些台湾民众的反对，新北市、桃园县甚至拒绝接受援助。

　　台湾《中国时报》事后调查显示，约有50%的民众对陈光标的“高调慈善”持正面评价，而认可“做好事要留名”的民众则略低于这一数字。家住台北的陈女士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在台湾如此行善，大家并不能因此尊敬他，因为他不懂得行善的真正意义。”

　　从小在东京长大的中国人前进也坦言，之所以陈光标第一时间赶赴日本但可能效果“适得其反”，原因在于“日本人不会看重你捐了多少钱，而是更看重你还做了哪些其他的事”。

　　面对基于慈善文化的不同理解，陈光标的尴尬显而易见。他曾当“新闻”般地告诉媒体，日本和台湾一样，现金装在信封里才能发放；也曾自我辩解道，他去台湾行善是出于“感恩”，即便受助者鞠躬行礼也不会感到受屈辱。

　　颠覆后的坎坷前路

　　“所以，陈光标给我的感觉就像一个暴发户的形象。”前进表示。这一形容，令不少网友感同身受。

　　在陈光标的微博平台上，有留言看上去几近冷嘲热讽。比如，得知陈光标与巴菲特之子一起讨论美国慈善时，网友们半信半疑“语言能通吗？”还有网友给二人配音，嘲笑陈光标劝后者捐款，但巴菲特之子两手一摊“什么也没有”。

　　就当陈光标还在分享他所收到的各种奖状和鼓励时，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水均益也忍不住发表评论：“做好事可以留名，到处宣传也没有错。但是，慈善家这个名头肯定是要别人给的才行，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的名片上也不会印上慈善家这几个字呀。”

　　但逻辑仿佛又回到陈光标的原点——“为善必为人知”。陈光标曾强调，他要用善举“刺激”和带动其他企业家，传达善念。为此，他还曾计划到华尔街“发钱”。“记住陈光标，像记住雷锋一样。”他说。

　　不过眼下，陈光标首先要专注的是他自己的企业。在飞赴日本救灾时，他的公司已经四个月没有接到一单业务。3月20日，他更公开表示：将在今后一段时间把主要精力放在公司经营和环保产业上，“这是我做慈善的基础，请各位朋友给予理解和支持。”

　　理解和支持他的人，数目仍然众多。人们的留言短则如“好样的”，长则如“希望中国其他富豪们好好学习。在不影响自己享受的情况下多多积德行善！提高自身修养”，还有人替陈光标解围当下的争议：“就算是作秀，也是实实在在捐出来了，而且明明白白交到了受捐者的手上。”

　　因此，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中心主任陶传进有感而发：“思考陈光标现象引发的争议，不得不思考中国公益事业现今存在的短板。比如，公开透明度不高。”

　　“暴力慈善”何时终结

　　也有学者认为，陈光标目前的“暴力慈善”之困并不是他自己的错。由于中国目前缺乏《慈善法》来规范和保护捐款人与被捐款人的权利与义务。所以，过多地纠缠于陈光标的个人行为，只会陷入无休止的争论当中。

　　但媒体人彭远文对此有不同见解。他引用美国慈善事业之父卡内基的说法：富人布施式的慈善与其说是伪善，不如说是作恶。

　　他发现，陈光标的慈善之路已经越走越窄：从汶川地震，到台湾风灾、盈江地震，陈光标从被称赞，到被拒绝、被批评，“‘暴力慈善’该终结了。”他说，“人们对慈善的要求降得越来越低，最后降低到只要你做，就不吝于叫好。但更多时候，貌似苛刻的批评才能带来更大的进步。”

　　不止一个学者希望陈光标能更加接近慈善的本源，陈光标也向本报亲口承认，受这轮风波影响，将认真思考行善的更好方式。

　　从3月29日下午起，陈光标重新在网络上活跃起来，他上传了和台湾世新大学副校长邱淑华的合影，并向后者展示了多年来获得的数千本慈善荣誉证书、三千多条锦旗和藏民送给自己的一万多条哈达。“她还希望我推荐大陆优秀学生呢。”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如何在高调的行事风格下更细腻地去推行平等的行善理念？显然，陈光标要彻底摆脱“暴力慈善”的指责，先要回答好这个问题。

　　陈光标接受本报独家专访：“我的慈善方式不一定对，但不能把我一票否决”

　　我也希望我的好人好事，我的一言一行一德，让后代记住，就像记住雷锋那样。不必隐瞒了，我心里面就是这样想的，这就是我人生的价值和追求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邓敏 实习记者于洋发自南京 陈光标几乎是黑着脸进门的。

　　“高调慈善”被新近发展为“暴力慈善”，甚至他的孩子也因此遭到周围人嘲笑、讥讽。这大大出乎陈光标的预料，他非常生气。

　　采访陈光标之前，他的秘书还在为诸如“你在恩赐灾民吗”之类的问题忐忑不已。不过，“心情不好”的陈光标并没有拒绝本报记者的追问，在简单了解了问题后，他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从“暴力慈善”开始回应争议。

　　“我后悔听了摄影师的话”

　　《国际先驱导报》：在你最近几次高调行善之后，外界称你的慈善行为是“暴力慈善”，你认同这样的说法吗？

　　陈光标：我从心里面肯定不会认同我的慈善是“暴力慈善”。慈善的方式有高低之分，而没有暴力之分。如果把慈善说成暴力，那就是有点善恶不分了。我做高调慈善是希望带动更多的人一起行动起来，这是社会需要的一件大事、大爱，绝不是什么暴力。

　　Q：称你是“暴力慈善”的观点，主要认为你把慈善当成了一种恩赐，而非一种权利。现代慈善理念中把接受帮助看作弱者应得的基本权利，而你对灾民发钱的照片看上去更像是恩赐。

　　A：关于在云南盈江灾区，手上拿着钱、打着“V”字手势的合影，不是出于我内心的。当时有个志愿者说，大家把钱竖起来，感谢陈光标。听到这个话后，我说，父老乡亲们，不要感谢我，应该感谢共产党，感谢政府。有党和政府、全国人民在关心你们，灾难是暂时的，我们一定有信心战胜困难。这时有个别摄影师在喊：“陈总，把钱也举起来！”我那时也真的像一个大孩子一样，就是那么单纯，就把钱一举，另一手举了一个“V”字。

　　多年来，我对灾区人民非常有感情。这次，我给灾区人民带去了慰问。我看到那么多灾民，我认为我的微笑能给他们战胜困难的一种信心，而不是我要手上拿着两百块钱来炫耀自己，炫耀自己的一种恩赐。

　　Q：有没有人对你讲过，看到你发钱的照片感觉不舒服？你会对高调行善的方式进行一些改变吗？

　　A：当然，我这个高调行善的动机，没有一点为我个人方方面面的考虑。高调的动机就是想影响带动富人帮助穷人，人人做好人，人人做善事。这张照片当时一上网，我就后悔了。我当时不应该和老百姓一起把钱举起来，我就不应该听从那个志愿者和摄影师让我配合拍那张照片。这么多年来，我跟老百姓、跟灾民为200块钱，有必要来自我炫耀一下吗？我认为我非常没有必要。

　　对于我的高调行善，我会听从社会上方方面面的意见来不断地改进和学习。高调的这个方式方法，我认为我一直在不断地改进和学习。就是说，怎么样在不影响我(通过)高调来带动更多人的同时，又不伤害更多人的自尊，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我一直在改进。因为当前我们国家的慈善事业发展就几年时间，我认为非常有必要有一个像我这样有影响和带动作用的榜样。我心里面就是这样想的。

　　“雷锋要是不写日记，好事谁知道”

　　Q：听说你去日本行善，后来被劝退了，是这样吗？

　　A：日本地震后，我看到电视画面，海啸把房屋、车辆、桥梁全部冲走了，人也冲走了，心里首先是难过和震惊。我想起“5·12”汶川地震的时候，日本救援队就在我的附近，我还是有点感动的。日本发生了地震，从人道主义上来讲，我也应该去，作为中国一名志愿者去为中日友谊、为日本的灾难救援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一点贡献。

　　我没有听到日本政府有任何人劝我回来。3月14号上午10点01分的时候，福岛核电站的3号机组发生了大爆炸，当时车辆的广播不停地在播，让当地的所有民众都要撤离现场。当时我就在福岛，离福岛爆炸现场大概也就是40公里左右。后来我们考虑核辐射问题，就在下午3点钟撤离了福岛。日本政府官员不仅没有人说要我回来，在千叶和福岛还有官员说，我是来自于外国的第一个民间救援人，他们向我表示敬意。

　　Q：此前你去台湾行善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岛内对你的争议也很大，你听说了吗？

　　A：对待台湾同胞，我非常有感情。血脉之情，血浓于水。我的台湾之行不叫“慈善之行”而是“感恩之旅”。这么多年来，我们大陆发生了各种灾难，台湾同胞一直在一如既往地支持、帮助、关心大陆的抗震救灾和捐款活动。同样，台湾发生了莫拉克台风，我也是第一时间捐款的。这些年来，大陆的灾难相对少了，台湾发生的较多，我去台湾为的是让两岸民众加深了解和感情。有亲朋好友在台湾的都可以调查，这次到台湾，台湾同胞对我的口碑和反响，80%以上都说好，都很赞同。台湾民众三分之二对我们大陆都不是太了解，我增加了两岸人们之间的感情。

　　Q：你说你将来还要去华尔街行善，去刺激和带动那些无良资本家。可是这样做会有用吗？我们看到，中国目前也只有一个“陈光标”。

　　A：我认为，我的高调行善一定会刺激一部分人的心灵，这是一定会有的。我到美国华尔街去，发的不是红包，而是一种理念。我认为美国华尔街那些金融高手们，制造了世界金融危机，导致了世界上很多企业的倒闭，很多家庭的破裂。所以我去华尔街，选择穷人，发的是红包，选择富人，是唤醒他的道德、灵魂与良知。我发的是理念，是道德、灵魂与良知。所以说，通过华尔街这个点，来影响带动世界上的一些富豪，都来帮助穷人，为缩小社会的贫富差距做贡献，这是我真实的想法。我并不是要炫富，炫耀我陈光标多有能耐，我就是这么简单，就这么想的。

　　Q：你曾在接受采访时说想像雷锋一样，但是雷锋恰恰是做好事不留名的(也不留照片)，所以是时代变了吗？评判雷锋的标准变了吗？

　　A：我想应该是这样，时代不同了，我们的这个好人好事也要不停地跟进和改进。雷锋如果不留下他的日记，他做的所有好事又有谁知道？他不留名不留姓，人家谁知道是雷锋做了好事？高调与低调，爱心都是相等的。我做好事，就要来影响带动更多的人。我也希望我的好人好事，我的一言一行一德，让后代记住，就像记住雷锋那样。不必隐瞒了，我心里面就是这样想的，这就是我人生的价值和追求。我首先确保自己严格要求自己，为这个社会我不能去做一件坏事。第二，做了好事就要影响带动更多的人做好事、做好人。

　　“好人难做，好人难当，这个是我心里的委屈”

　　Q：你说自己就这么简单，就这么想的，你是觉得很委屈吗？

　　A：我觉得委屈的是：有部分的媒体，在采访过程中，为了片面地吸引更多读者的眼球，断章取义。比如说，有四句话，他把两头话去掉，拿取当中吸引眼球的那些话，这就违背了我的意思，误导了一些群众对我的信任。

　　陈光标坚持孔子的三句话，立言、立行、立德，人在做，天在看。我一直用我的实际行动来为国分忧，为民解难。社会责任它不是口号，是行动高于一切。我立在这个风口浪尖上面，我陈光标心里非常踏实。我发自内心地想着为这个社会来带动更多的好人，白天晚上想着怎么把环保产业做好，怎么去帮助更多的人，怎么让富人从口袋里自愿地把钱拿出来帮助穷人，怎样让人人参与慈善，人人都做好人，这就是每天我都在思考的问题。

　　我不知道我身上的这些责任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难道这真的是老天爷驾驭我，让我这么去做的吗？我心里面就是这么单纯，就是这么想的，我认为我就是用我的行动去说明了一切。从小长这么大，我回过头来想想自己真的没有做过一件坏事，只不过在做事方法上面，有的符合别人的口味，也有的不符合别人的口味。有些人在吹毛求疵，鸡蛋里挑骨头。我不知道怎样能做得更好，因为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五个手指撑出来有长短，牙和舌头还有摩擦的时候。

　　所以我认为是好事我就去做，但做的过程中我也会总结，听取方方面面的意见，把事情做得更好。所以在这个风口浪尖上对我来说无所谓，我能承受一切的压力，但是我不能让我的孩子来承受这方面的压力，(不能)让我的家人来承受。

　　昨天晚上我到家都十点了，我孩子通常也是十点钟左右睡觉。孩子见到我后，把我拉到他的房间，说爸爸我告诉你一个事，他讲的时候眼泪就掉下来了，说我们班今天有个同学当着班里面很多同学的面说，我们全家都讨厌死陈光标了。我说孩子，你相信爸爸，从小长这么大，都在为国家为社会做好事，爸爸从来不做坏事，别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孩子跑到客厅后，他妈妈看孩子在哭，开始问孩子怎么回事，孩子说没事，他妈妈又进来问了我。我除了汶川地震流过泪，昨天晚上也哭了，我妻子也哭了。受这么多委屈我能承受，但我的孩子和我的家人不能承受。还有我的大孩子也是，上高中了，虽然他能理解我。说句心里话，好人难做，好人难当，这个是我的委屈，心里的委屈。

　　“如果我企业做垮了，对中国慈善事业是一种打击”

　　Q：你也承认，这两年社会活动太多，已经三个月没有接到一个业务了。不知这个月的形势有没有好转？你个人将来会去平衡生意与慈善的矛盾吗？比如，减少一些社会活动和行善曝光率？

　　A：前些年是把70%的时间放在社会活动慈善方面，我近几个月已经在不断地调整，把我的精力、时间放在企业上面。我认为做慈善要有企业支撑为基础，只有把企业做好了，才有这个钱财去回报社会。所以说现在我每天都要推脱掉很多家媒体的采访，推脱掉好多的社会接待。

　　虽然这三个多月没有接到业务，请广大朋友相信陈光标的智慧。9岁就卖水，10岁卖冰棒，11岁就拖板车卖粮食，12、13岁租用拖拉机卖粮食，搞过无线电修理，摆过地摊，从温州贩过小商品。从小就做生意的陈光标，一定会把企业做好。我陈光标的企业绝对不会做垮，我企业做垮了对于中国慈善事业是一种打击。如果陈光标为了做慈善事业把企业都做垮了，这个不是笑话吗？因为做慈善把企业做垮掉了，大家还能做慈善吗？

　　企业困难，我认为在经营过程中是正常的。我现在年轻力壮，可以把企业更加地做好。当然我知道有好多大利润的行业可以去做，我为什么不去做？我认为有些产业违背了我个人的良心，不能去做。我也在倡导有些企业家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不能以牺牲子孙后代为代价。所以说，我的责任就是做环保产业，我的环保产业95%来自于二手，当然这里面的利润少，3%到5%，一百块钱只能做三五块钱。我能拿到一手的，也就是10%到12%。

　　我的企业现在是中国最大的高科技环保拆除公司，也是中国唯一一家把建筑垃圾二次利用的企业。我不填埋，要知道建筑垃圾填埋，现在已经是垃圾围城了，占用耕地，污染土壤。这么多的建筑垃圾填埋在我们郊外，我看得心里面流泪啊，我心疼，心里面真的像刀割的一样。为什么我能二次利用，不给我利用，却给了那些填埋处理的企业利用呢？我多挣点钱就可能让更多的人得到我帮助，我少挣就少捐点。我想应当引起社会去关注这个问题。

　　“我会调整方式方法，但仍会坚持高调行善”

　　Q：你说过，你的方式是拯救当下中国慈善的方式。不过我们也看到，还有很多人在做慈善，壹基金、嫣然天使基金等，也都做得不错。你认为你的方式是中国未来慈善发展的唯一方式或者是最好的方式吗？

　　A：首先，我没有说过我慈善的方式方法就是中国最好的，因为中国整个的慈善事业还在“摸着石头过河”阶段，属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不管采取什么方式，首先一个前提是要拿出真金白银来做。让困难群众得到帮助，各人可以采取各人的方式。但是未来我们国家的慈善事业必须在标准化、制度化、法制化方面上台阶、上水平。只有这样了，才能更好地完善慈善事业。

　　我没有说陈光标的慈善就是“暴力慈善”，我没有说中国的慈善发展就是陈光标的慈善发展的这个目标，都要向我学，我只是说我自己是怎么去做的。社会可以讨论，大家都可以讨论，应该怎么去做，我可以来学习，跟进我做善事的一些方法。我可以采用好的意见，把慈善做得更完美。

　　但是我无论怎样都不能接受一些舆论一票就把我给否认了。毕竟陈光标这么多年来，拿了十几个亿，帮助了几十万的贫困老百姓，陈光标获得的荣誉证书两三千本，锦旗三千多条，哈达一万多条。一万多条哈达是一万多个藏民送给我的，每一条哈达对于我来说也是荣誉。我没有说我的慈善(方式)都是对的，我也是在学习。不论怎么说，我认为中国的慈善事业，因为陈光标的存在，要进步很多年。不管什么样的风声风雨，都不会影响我把慈善事业和环保产业坚持做下去的决心。

　　Q：据说有人劝你成立基金，但你没有同意。可能在很多人眼中，你这种行善有点个人英雄主义，是否考虑过高调行善的可持续性？能保证你的孩子像你一样行善吗？

　　A：我的高调行善一定会有可持续性。我要调整方式方法，但是在调整方式方法的同时，不影响我高调行善，通过这个榜样来带动更多的人行善，做好人，做善事。我的孩子，请大家放心，在他3岁时候，我就经常把他带到慈善捐赠现场。寒暑假，我让他去看，捐的钱到底是干什么用的。我从小就把两个孩子往环保方面引，往慈善方面引，来感悟他，来引导他。我孩子非常有爱心，对环保，对慈善都非常地感兴趣。我相信，他们长大了，也会像我这样，做环保，赚了钱了以后，做慈善。

　　Q：你曾说过，很心痛“80%接受过我帮助的人都没有感恩之心”，这也是中国慈善业不成熟造成的吗？

　　A：我帮助过的人，确实有一部分不懂得感恩，他认为，你陈光标有钱，应该去帮助他们。、

　　我认为我们社会教育方面有待改进。还有我们的父母需要从小教育我们孩子，懂得怎么去感恩社会，感恩父母。小孩从小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一直在呼吁，我们孩子的父母从小就要给小孩补上公益这堂课，补上懂得感恩、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道理，自觉履行社会责任。

　　业内声音之徐永光：希望陈光标转型为现代慈善家

　　【作者】徐永光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希望工程发起人

　　“富人给穷人进行大布施，将造成慈善资源的浪费，慈善捐款应该用来改变穷人的能力，帮助他们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曾经是希望工程发起人，现在一家民间公益基金工作，徐永光一直是中国公益慈善界备受关注的人物。针对陈光标式慈善，他说过“这是一种慈善家的暴力，是对弱势群体的一种长久的伤害”。

　　3月29日接受《国际先驱导报》专访一开始，徐永光就表明他无意和陈光标展开无意义的口水战，也不想被媒体娱乐。他想通过严肃的讨论，推动公益事业的发展，同时把陈光标从传统拉到现代慈善的轨道。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从中国整个公益行业健康发展的角度来看，对于富人慈善的正确导向很重要。

　　陈光标对慈善体制的批评有他的道理。但若因为目前的慈善现状不尽人意，就要否定现代慈善的价值，坚持要拉回到传统慈善，认为这样做真金白银才能进穷人的口袋。其实这样的资金使用效率是很低的，弄不好还会养懒，背离了做慈善的初衷。

　　陈光标现象应引发这个行业的反思，反思的结果将使这个行业更加进步，与陈光标的期望越来越近。结果应该是陈光标逐步放弃布施式的慈善，走专业化的道路。有一点毋庸置疑，现代慈善只会进步，决不会倒退到传统慈善。我早就建议光标从传统慈善家转向现代慈善家，建议他到美国学学专业慈善。如果能这样做，凭借他的影响力，对中国慈善事业、特别是富人慈善的推动，可能超过他大布施的十倍、百倍。

　　陈光标的钱花得有点冤

　　陈光标在“5·12”汶川地震当中可以称得上抗震救灾的英雄，大家对他非常敬佩。后来他采取的布施式慈善，我也一直在和他讨论需要改变。

　　第一，他的慈善效率太低。120年前卡内基在《财富的福音》中讲，富人给穷人进行大布施，不是善，甚至是恶，还不如把这些钱扔进大海。富人捐款应该用来改变穷人的能力，帮助他们改变自己的命运。陈光标熟读卡耐基的书，应该了解这些文字。财富的福音应该更多地推动社会的创新。我多次跟光标讲，你的钱花得太冤了，教人心疼。

　　对于高调慈善我并不反对，做慈善可以高调。举个例子，联想做的青年公益项目竞赛，就十分高调，收到10600项的项目申请。这样的高调实际是推动了社会创新。个人捐钱高调也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但怎样顾及到受助者的心理需要非常注意。

　　我在此前接受采访时，提到“暴力慈善”的话，是引自中山大学教授朱健刚的一篇文章。朱健刚说，这样的慈善，对穷人是一种无法抗拒的暴力，会对他们造成长久的伤害。我觉得朱教授的话非常准确，希望有更多的专业人士发表专业观点，这样才有助于讨论的深入，进而推动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

　　中国公益慈善体制需要改革创新

　　陈光标说慈善组织不透明，这是事实。尽管有些优秀的机构做得很透明，但总体上，不透明是公众的普遍认识。我们确实需要反思，为什么一个是要靠公信力才能获得捐款的机构可以不透明，这看起来是个悖论，在外国人眼里看是不成立的：你不透明，怎么还会有人捐款？

　　中国的现状是捐款多的机构，并不一定是通过公开透明来获取捐赠的资源的。是因为政府背景。特别是发生重大自然灾害，政府规定捐款只能给它。公众的选择，并不是基于你是否公开透明的前提，而是我只能捐给你。

　　这样的体制有两个致命伤：一是因为你的捐款的获取并不是靠公开透明吸引来的，而是带有一定的行政权力。公众、企业捐了钱，最后问钱用在什么地方了。有时得到的答复是：经过严格的审计，肯定没有发生贪污挪用。尽管我相信是事实，但这样的答复，捐款者怎么能满意呢？更坏的结果是挫伤社会的捐款热情。

　　第二，一些慈善机构和政府的关系过于密切，密切到一些地方的慈善机构完全就是政府官员直接来做，官民不分。慈善本来是民间的事业，政府应该进行规范监管，不能又定规则，又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这样的责任越位，后果一定是监管的缺位。过去一些地方政府跑到前台搞“慈善风暴”，每个企业按照销售额下指标，搞得很多公众对慈善产生了厌恶心理。本来是美好的东西，让人厌恶，钱搞得再多也属失败。

　　公益慈善要实行行业自救

　　建立行业自律机制，也是行业的自救行动。行业通过建立自己的行规、准则，让行业追求卓越。把这些准则向社会公布，然后通过第三方评估，并向社会公布。你要想获取社会的支持、公众的拥护，你就要朝着标准去做。要是你无所谓，那最终公众就会把你抛弃。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以及公众选择是紧密连在一起的。关于行业自律，这几年行业的先进机构也都在积极探索。

　　由壹基金组织的上百家草根的公益组织借用了自律准则，经过草根组织共同修改，建立了“自律吧”。这些年行业内部虽然有了几个松散的联合形式，我们觉得还是不够的，还没有更能让公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措施。去年7月8日，由35家基金会联合发起，启动了基金会中心网。

　　目前基金会中心网收集采集的基金会基本信息已达2242家，基本覆盖了全行业的98%～99%，其中的公募基金会1132家，非公募1110家。我们在网上还做了一个“点亮中国”栏目，就是要采集各基金会财务信息收支情况。下一部我们还打算继续开发项目信息和捐款信息。

　　对于公众来讲，你上了基金会中心网，就会对中国的基金会的财务信息、项目信息和捐款信息一目了然。基金会的信息越透彻，越容易得到公众支持。基金会中心网没有任何门槛，各个基金会自己选择披露的程度，这是他们的权利。最后的结果是谁披露得好，谁干得好。

　　基金会行业的导向是透明为王，这也正是竞争的原则。(本报记者 郭一娜 实习记者 李程 采访/整理)

　　观察者之袁岳：公益不是只要想爽就可以

　　【作者】袁岳 零点调查公司董事长

　　“在国内你说这么做是因为体制不好。那么现在呢，日本体制比我们好啊，你到日本去还是这么干啊。难道这些地方体制也不好吗”

　　陈光标在云南盈江地震灾区和灾民举钱拍照的照片，让一直关注并参与公益事业的零点调查公司董事长袁岳觉得颇有话说。3月21日，他就在博客上发表了博文《不要把受益者当群众演员》，后来被新浪网以“陈光标让灾民举捐款合影太极端？”为题重点推介。

　　3月28日，谈起陈光标的高调慈善方式，袁岳再次对《国际先驱导报》打开了话匣子。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这里的关键是，我从没有完全否认陈光标做慈善的积极方面。在他刚开始做这件事的时候，我其实都是站在维护他的角度。他是有热情有兴趣做这件事情的人，也愿意做这件事，我们就不能更加苛求，能这样做已经不错了。但是今天不一样，他现在是说反正是我要做，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做慈善和公益就可以这么做。不知者不为罪，现在你知道，你还这么说就不对了。

　　公益要考虑基本原则

　　严格来说，我认为慈善这个词应该改成公益。公益是一种公共服务，要讲究老百姓的感受。不是你想爽就这么做的。慈善公益，要考虑其他人的感受。不要让受益者觉得我拿了钱我就该配合你。在公益规则里，受捐助者很少愿意被曝光姓名，更别说形象。不要让受捐者感到人格被降低。

　　在西方，也很少有项目用“慈善”这个词了，他们用“发展”这个词。你缺乏一些发展条件，我在这些方面帮助你，目的是把你的某方面的能力挖掘出来，强化起来。公益有个主导的方向、思想是说，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从以前好像“施主”型，变成了现在的“发展”型。在我看来，陈光标现在做的行为跟美国二三十年代有一些人的行为差不多。这会产生一系列的副作用。比如说人们简单拿到钱，有很多种不同反应，譬如说，有些人觉得你给我钱我还不一定要，有些人觉得你给我钱我不希望你到处宣传。过度的现金给予的方式会形成慈善依赖。他就觉得我是灾民啊你就该给我钱。一旦依赖性形成，他就很难鼓励后代进行奋斗。

　　四川地震时候陈光标做的(慈善)行为，他作为一个业余的，玩票的，我们看到是可以谅解的，然而今天他还继续这样做，就是不可谅解的了。当然有支持他的人说，有标哥这样做就不错了。或者说，你也拿同样的钱出来做这个事儿。这实际上是把两件事混淆在一起了，就是陈光标有做公益的动机和有实际的公益行动，首先有这个行动是好的；第二，你有好的动机和行为，与这个行为合适不合适是两码事。譬如有个心脏病人，打120是好的，把他抱起来跑是不好的，因为他不适合运动，这就是我要讨论的方式问题。陈光标总说，我就爱怎么怎么做。可是这并不是私人慈善，而是公益慈善。所以不能老是“我我我”，要学会考虑公益的基本规则，你既然要做这么多地方，还要跨国际的，你就更要考虑多一些。

　　在国内你说这么做是因为国内体制不好。那么现在呢，日本体制比我们好啊，你到日本、台湾地区，甚至美国，你还是这么干啊。难道这些地方体制也不好吗。所以我说他是把公益变成了私益。

　　不好的公益，造成的后果不可弥补

　　中国的公益事业现在刚刚起步。对于陈光标的做法，很多倡导专业公益的人都不说什么话，这就会造成一个现象，很多普通的年轻人就会认为，有本事拿出钱来。标哥现在给他两千，再有本事，就拿两万。如果都这么下去，在那儿干坐着什么都不干就有两万，那还有谁会去工作呢。

　　我们曾经针对一个村庄的两户人家做过调查研究。两户都是有穷孩子的，一户穷孩子得到了帮助，而且年年有学费。结果这个穷孩子被全班孤立，别人会想，你有什么？你不就是穷啊，我们都穷，那么你凭什么得到资助呢？所以，要知道我们投下去的一点钱，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点钱，但是很多村庄农户一年的纯收入也就是三四百块钱，所以我们的这些钱实际上是干预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我们要充分考虑我们对其他人干预的后果，包括正面和负面。我们要做的是公益和慈善是神马，是帮人，是要尽可能的发挥正面作用，减少这种帮助的负面作用。

　　通常情况下，做完相关的资助事宜后需要进行项目评估，比如拿了陈光标钱的人怎么说，得到其他公益帮助的人怎么说，两种帮助哪种更好。但现在标哥发完钱之后就拜拜了，后续不可评估。捐助看上去似乎只满足了他在大街上做一个POSE的效果。从专业公益的角度来说，我们有一个共识：这种行为不应该被鼓励。当然也不至于说应该被扼杀，只要没有违法(就不能说要扼杀之)。我认为公益是一个竞争，要看谁做的是更好的。如果一个不好的公益，它造成的后果不可弥补。(本报记者 郭一娜 实习记者 韩琨 采访/整理)

　　李连杰的壹基金(上)，王菲、李亚鹏的嫣然天使基金(中)，姚明的“姚基金”(下)，中国名人们也在以个人力量加入慈善大军。

　　中国慈善业瓶颈待破

　　以官方背景的、垄断性慈善机构为主的格局近年来已饱受诟病，但现代化慈善体系的建立尚需时日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邓亚君发自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中心主任陶传进真正感到问题的紧迫性，始于陈光标飞赴台湾、日本的两次“发钱”之举：抛却后者的善意本身，这位“中国首善”以“不够聪明”的方式直接和较为成熟的公益体系对接，由此屡屡引发质疑和批评。

　　问题最终指向中国慈善业发展的落后机制，更引发学界对未来国内慈善事业的担忧。清华大学教授邓国胜直接表示：“如果引导得好，发展就会快一些；如果自发性和随意性加大，那么现代化的公益慈善体系根本没办法发展。”

　　谁是下一个“壹基金”？

　　之所以强调慈善体系的建立，与陈光标式慈善本身的瑕疵密不可分。就在去年11月，陈光标曾为南京一名保洁员过生日，同时给其他环卫工人发放红包。然而，“首善”刚走，当地环卫部门便收走了善款，并称将用于所有环卫工的平均分配。

　　姓“官”还是姓“民”？这与去年4月“玉树地震善款入地方财政”所引发的争议如出一辙。身份，越来越成为民间慈善团体发展的瓶颈。

　　为此，广东民间慈善服务社团“狮子会”的负责人坦言，常常有“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在求助大于供需的局面下，狮子会虽有法人资格，但开不出慈善发票。这意味着，流向狮子会的捐款无法享受免税待遇，在数字上，“有爱心人士捐100万元给狮子会，个人需要实付117万元，其中17万元是税款。”

　　非公募基金会的局限性不止于此，对大多数内地民间慈善机构而言，它们必须挂靠于官方机构下，从而账目不能自主、项目开展亦受掣肘。

　　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就包括转型前曾饱受其困的壹基金。据其工作人员介绍，由于没有独立账户和公章，壹基金开展潜力巨大的手机平台捐款项目时遇到诸多不顺。所以，成为公募基金会，几乎是每一个民间基金组织的最终梦想。而这个群体的规模有多大？学者们无法提供一个具体数字。“我国现有基金会大概2000家左右，慈善会系统下大概有几百家机构，此外还有分散在各地的红十字会系统。但那些草根的公益慈善组织，没有在民政部注册，没法统计。”邓国胜说。

　　去年年底，壹基金在深圳落地，获深圳市民政局批准，正式成立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自此，壹基金拥有了独立从事公募活动的资格，并成为中国第一家民间公募基金会。

　　这被业内人士视为突破的“先河”。但下一个“壹基金”在哪里？类似国外的、以民间慈善力量为主的机制何时建立？邓国胜表示：“单从制度层面上，公益慈善的注册问题、减免税问题、募款资格等问题都需要逐步改革。”

　　曹德旺的“苛刻捐款”

　　改革的用意，是使更多的公益慈善团体摆脱政府主导，从而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创新性。

　　邓国胜至今仍对汶川地震时的一件“小事”“耿耿于怀”。“当时，有人要给当地红十字会捐钱，红会居然说打个报告过来，让人家发文，可见官僚气息多么严重。”

　　事实上，现阶段，我国以官方背景下的、垄断性的慈善机构为主的格局近年来已饱受诟病。其中，善款使用不透明、效率低下等问题时常见诸报端。

　　《2010年度中国慈善透明报告》调查显示，有79%的公众希望了解慈善组织的业务活动信息，73%的人希望慈善组织公布财务信息。然而，只有25%的被调查组织信息披露程度较高，而近九成接受调查的民众表示捐款后从未收到过慈善机构的信息反馈。

　　其中，固然有慈善机构本身的弊病。“希望工程”发起人徐永光认为，“现在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是，一些有政府背景，吸收了很多社会捐赠资源的公募基金会、慈善会并没有把慈善捐款放到民间来用，而是通过政府系统来使用这些慈善资源。”

　　对此，陶传进认为，“如果捐助者也能够履行监督的责任，那么公益组织就能感受到压力。”

　　类似的尝试以今年3月福建企业家曹德旺的“苛刻捐款”最为有名。曹德旺通过中国扶贫基金会向西部五省捐款2亿元，但提出了“苛刻”要求：要在半年内将善款发放到近10万农户手中，且差错率不超过1%；管理费不超过善款的3%(远低于“行规”的10%)；善款下发之后，将由评估机构随机抽检，如发现不合格率超过1%，基金会将对超过1%的部分予以30倍的赔偿。

　　不过曹德旺有能力组建专业监督委员会进行监督，而其他捐款民众怎么办？邓国胜提出，“就像我们当初发展市场经济，要培育大量中介组织一样。健全的慈善体系也不能缺失第三方评估，它们是公益慈善机构的支持性组织。”

　　目前，支持性组织的探索已经开始。去年7月，“基金会中心网”上线运行。它由国内34家基金会共同发起设立，全国1830多家基金会、包括近千家公募基金会和800多家非公募基金会的基础信息、财务信息、项目信息和捐款信息，都将逐步通过基金会中心网进行披露。

　　专业型人才稀缺

　　“与其不断强调发展的阻力或者阻碍，不如归于中国慈善事业起步较晚。”陶传进表示，伴随着发展的需要，他感到专业性问题越发凸显出来。“在国外，慈善是一门学问，但是在国内，我们急缺行业的专门性人才。”

　　从笼统的意义上看，专业性是指用善行去激发受捐助者的发展动机。“不是暂时的一个愿望，比如拿到钱、可以不劳而获，而是对自身发展的愿望。”陶传进说，“从这个角度讲，陈光标的慈善方式一点也不专业。”

　　而即使是已运作一段时间，具有较高操守的公益慈善团体也需要不断学习，来加强专业性。

　　阳光媒体集团主席杨澜曾坦言，阳光文化基金会在与北京大学和哈佛大学合作进行培训，内容包括怎么做社会项目的评估、怎么把志愿者的人力资源管好、怎样筹集收款等各方面。“过去过多地把慈善看成一个心愿，我爱了就可以了，但爱有爱的方法，付出有付出的效率。”

　　陶传进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专业性同时意味着组织内机制要高效、规范。如果专业化程度不高，公益团体的信任机制也难以最终建立起来。

　　“策划式慈善”透支信任

　　但信任不仅是一种机制，更是一种文化。

　　提及此，3月刚刚从东京调回国内工作的孔女士感触颇多。据她介绍，在日本，几乎每个超市都会摆上一个捐款箱。平日购物结账时，经常有民众向箱内投放钱币。当日本大地震发生后，不少民众捐款上万日元，没有人担心或考虑到善款会被窃取。

　　“不过回国后，我听说了很多利用善款的欺骗行为。这是因为中国人太聪明了吗？”她说。

　　3月20日，一起在网络上发生的“策划慈善”被揭穿后引起了社会普遍关注。

　　一位湖北籍打工者发帖求助网友捐款救助患眼癌的女儿，应者寥寥无几。有网民“广州富家子”声称只要“谢三秀”跪爬一千米就捐助两万元。后者带着女儿跪行后，“广州富家子”却食言了。之后，愤怒的网民指责承诺者言而无信，同时纷纷解囊为“谢三秀”筹集手术费。但很快，网民们发现，这是一名叫“金泉少侠”的网络推手联合“谢三秀”精心策划的网络炒作，企图激发公众的愤怒来达到民众对受助者的关注。

　　“当公益慈善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时，容易被一些有心人利用。而没有信任机制，就不存在监督机制，以及惩罚机制。尤其在网络上，缺少一套识别的、检查的体系，网民们会被一次性的‘慈善消费’而欺骗。”陶传进评价说。

　　在邓国胜看来，如果习惯了把公益慈善当作生活的一种方式，从身边小事做起，那么类似这样的欺骗可能会少一些。他呼吁媒体和公众、慈善团体一起努力，真正建立起慈善文化。

　　“粗略讲，我理想的状态是，社会有多种慈善组织，有不同的信息披露渠道；有客观的第三方评估机构，以便捐赠者识别。如果三五年内出现了这样一个社会选择机制的雏形，将是比较乐观的结果。”陶传进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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