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澳门！

　　撰文：许知远

　　到处是一个崛起中国的痕迹。一位经常来此的朋友告诉我，十几年前这里讲广东话的人多，然后是讲东北话的，最近几年，来自山西的客人又增加了—全拜煤炭价格的飙升。

　　在香港的港澳码头买上一张171港元的船票，乘坐“喷射飞航”的快船，一个小时后，澳门到了。我的座位不临窗，看不到岸边的信德中心。那两幢双子塔式的方型大厦，被红色钢条在顶部、中间以及底部加以分隔。那醒目的红色，是前往澳门的游客们第一个难忘的记忆，尤其是在夕阳西下时，整个维多利亚港被笼罩在难得的诗意里，信德中心的红色镶边，像是超现实画家的一笔。

　　“喷射飞航”是澳门日益繁荣的表征之一，人群正源源不断地涌来。老香港人会回忆起，坐着小船、吹着南中国海的海风，花上6个小时，从香港摇摇晃晃到澳门的景象，而现在，只需要坐在封闭的船舱里看上一小时娱乐节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澳门像是香港人的后花园，如果厌倦了中环那令人过分紧张的竞争空气、铜锣湾那令人窒息的拥挤，或不满于跑马场不够刺激的赌博形态，澳门都是个绝佳的选择。澳门的节奏缓慢，消费低廉，而且充满着赤裸裸的感官刺激，除去赌场，香港的《苹果日报》还刊登着澳门应召女郎的信息，她们的照片、昵称、三围、价目表一应俱全。

　　在一些危机时刻，澳门也是香港人的避风港。被视作赌王的何鸿燊，在日本人1941—1945年占据香港期间，躲避到了澳门，并在此开始了自己的冒险生涯。而在香港1967年陷入骚乱时，澳门又成为一大批香港富人的避风港。

　　澳门始终生活在香港的阴影之中。尽管澳门的殖民历史漫长得多，但在香港成为亚洲之都的1970年代，澳门仍像是个现代世界的城镇。1999年澳门回归所激起的反应，远比1997年香港的盛大典礼低调得多。它们似乎也是两种不同的殖民方式的产物，香港是盎格鲁·萨克森式的资本主义的延伸，除去掠夺之外，它还意味着法治与秩序的建立，而澳门则是葡萄牙、西班牙所代表的模式，在一度占据了新世界辽阔的疆域之后，却没有延续的基础，宗教特性也更为浓厚。

　　从澳门码头上岸，只需要10分钟的车程，一种放纵的气味就扑面而来。排着长队的人群，有次序地登上免费的巴士，城市里到处是这种穿梭巴士，带你去指定的赌场与酒店。空地上还到处是发放小广告的人，新开办的脱衣舞秀，赤裸大腿的姑娘成群地站在印刷品上。

　　我们前往的葡京赌场是澳门昔日光荣岁月的象征，他的主人何鸿燊已经年届九旬，也是亚洲最富有、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信德中心，刚才乘坐的全天服务、一小时一班的“喷射飞航”，还有澳门的一些码头、银行、地产，都是他控制的资产。在刚才乘坐的“喷射飞航”上，我还看到他的女儿何超琼签名的管理条例，在香港这座盛产豪门恩怨、金钱与流言的城市里，何超琼是各种争议的中心人物之一。何鸿燊也是澳门赌业的垄断者，作为他的赌业王国的旗帜性机构，葡京赌场被设计成一个鸟笼的模样，所有人都相信这种风水格局，象征金钱有入而无出。

　　从进入“鸟笼”的第一步，我就觉得回到了那个熟悉的环境。大理石的地面、粗大的柱子、玻璃展柜里的玉器与金银，除去不使用人民币，一切像是我所习惯的酒店的翻版。

　　为我拿行李的小伙子，身材瘦弱，讲一口略微变味的普通话，他来自河南，在此工作4年了，是专门招募来为日渐增加的大陆游客服务的。更重要的是客人脸上的表情，大多数像是在北京、上海、广州街头总可以看到的那种在KTV里烟酒过度、睡眠不足的不洁感，同时那里面夹有某种权力或金钱所带来的自得与傲慢。

　　大陆的游客正取代昔日的日本、东南亚赌客，成为赌场主要的生意来源。“5年前，这里人山人海”，我的朋友对我说。葡京赌场的衰落是显著的，酒店的装修总给人一种陈旧感，一桩丑闻也将它的声誉推向了不利地位。

　　被称作“猫姐”的葡京娱乐场贵宾厅主持人周若红和其丈夫林宝生2006年8月18日在珠海被杀，这桩轰动一时的案件的结局却是，这一对夫妇为躲避欠下的巨额债务，自己雇用了杀手来杀死自己，期待巨债可以一笔勾销，家人未来的生活也不受影响。

　　当然，对于前来澳门寻求刺激的人来说，这不过是报纸上的又一则八卦消息，葡京赌场的人庭冷落，是因为更强大的对手出现了。迈出葡京的大门，对面的永利赌场是另一幅景象。

　　它像是把拉斯维加斯的典型场面从沙漠平移到此。白色的外墙，深黑色套装的管理人员，陈列着路易·威登、Prada的玻璃橱窗，木制百叶窗，露天的意大利餐厅，当然，门前的音乐喷水池也具有风水的价值—它聚集财气不散。

　　夜晚11点的永利赌场人潮涌动，仿佛是周日上午的购物中心—一切才刚刚开始。横在葡京与永利之间那条正在施工的马路，似乎是新旧两个世界的分隔。

　　澳门赌业的争夺战，曾经是全球商业新闻中不可忽视的故事。比起斯蒂芬·永利开办的永利，另一位美国人谢尔登·阿德尔森开办的金沙赌场才是全城的焦点。阿德尔森早就预计到，澳门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赌博和娱乐圣地。

　　在这块狭小的空间里，拥挤着形形色色的赌场，它们有着宏伟的名字—法老王宫赌场、英皇赌场、总统赌场，巨大的霓虹灯闪烁，上面是筹码、牌九、扑克牌的形状……

　　支持阿德尔森等人雄心壮志的是中国人对赌博的巨大热忱。拥挤在永利和金沙赌场里的，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中国大陆与香港的业余赌客。在永利赌场的那一排排老虎机旁，坐在我身边的那位50岁左右的女士热情地教我游戏操作，她是一个中老年旅行团中的一员，来自福建。

　　在一张二十一点的赌桌旁，我看到了一张冷峻的脸，嘴唇因为过度专注而明显向前突出。我还听到了时不时传来的喧哗。在赌场旁的酒廊里，那位服务姑娘一开始努力用东北口音的英语和我讲话，但随即释然地转回了普通话。

　　到处是一个崛起中国的痕迹。一位经常来此的朋友告诉我，十几年前这里讲广东话的人多，然后是讲东北话的，最近几年，来自山西的客人又增加了—全拜煤炭价格的飙升。我的这位朋友见多识广，可以分辨出赌客中哪些是政府官员，甚至可以大致辨别出他们的级别。在中国的腐败案例中，有的官员东窗事发正是在澳门豪赌所致。

　　在整个华人世界，澳门是惟一合法赌博之地，就像在很长的时间里，香港是中国人惟一心安理得赚钱的地方，摆脱了他们对金钱的经常的虚伪态度。这两个曾经不为人注意的中国边陲之地，变成了中国人行为的实验场—倘若中国人摆脱了政治与传统文化的束缚，他的行为举止将会怎样？

　　凌晨1点，我离开赌场区，钻进了澳门的老城区，那个由狭窄街道、地中海风格的老建筑构成的安静的世界。在著名的大三巴牌坊前，几个年轻姑娘正坐在那里低声打电话，几个青年坐在石阶上漫谈，旁边一座五层楼房的某一层，传来轻微的麻将声。有点发红的黄色路灯光，使得向下延伸的几条小巷有一种静谧的诗意。抬头看去，正是利玛窦中学，当年那个长居在澳门一心想去北京传播信念的传教士正是近代中西文明碰撞的开端。澳门的教堂像赌场一样多，这真是个奇妙的组合，或许在赌场觉得不安时，教堂是个不错的忏悔之地。

　　不过，这已是另一个澳门故事，蜂拥至此的中国游客对此不感兴趣。东南亚一些国家正在修建新的赌场，像如今的澳门一样，它们期待的顾客都来自那个日渐繁荣的中国。或许全世界的人都热爱赌博，但是中国人的赌博心理和别人多少有些不同。尽管人人都会说“生活就是一场赌博”，但是可能没人比中国人更了解其中的含意。只有一个饱经压抑、对投机充满着无限热忱的民族，才会如此迷恋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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