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提款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应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应该提到改革议程上

　　□ 理查德-库珀 | 文

　　两年前，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曾指出，国际货币体系的有效运转，不能寄望于一国货币。这一观点适用于所有国家的货币，包括人民币。周小川还建议，特别提款权(SDR)应当扮演更重要角色。

　　特别提款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于上世纪60年代后期创设的一种虚拟货币，用于各国货币当局和国际机构之间的交易，诸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清算银行的交易。如今特别提款权价值以一定数额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来界定。

　　周行长并没提到，早在1978年，国际社会已正式确认这一点。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修改了章程，要求各成员国在执行与储备资产相关的政策时，应遵循一个目标，即“提高对国际资金流动的监管，使特别提款权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储备资产”。此后很多年，该目标大体上被忽略了。1969年到2008年，各国仅创设了220亿的特别提款权(相当于350亿美元)，不足2008年国际储备资产的0.5%，更别说“主要储备资产”了。

　　周小川上述演讲后，发生了诸多事情，特别提款权重返国际议程。2009年，全球陷入经济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立了价值25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以便既能向中国和俄国等新成员分配特别提款权，又能缓解2008年金融危机给各国带来的压力。上一次分配特别提款权时，中、俄等国家还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除了专门分配给这些新成员国，特别提款权按各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分配。尽管特别提款权仅占官方外汇储备的很小部分，但与2008年相比，已有大幅提高。

　　更有甚者，自去年韩国G20会议开始，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再次进入正式议程。2011年，法国总统萨科齐担任G20轮值主席，把其定为首要目标。这种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高度关注，此前一次发生在37年前。1972年至1974年，IMF国际货币体系及其相关改革委员会(C20)发起了这种讨论。尽管那次努力并未真正成功，但导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的修改，放弃了金本位制，允许汇率自由浮动(从而承认了现实情形)，并强调未来特别提款权的重要性。

　　今后，我们将何去何从？温和的改革方案是，各方每年就特别提款权重大的定期分配达成一致，比如每年2000亿美元。这将至少满足一部分对官方国际储备资产增长的显性需求，从而帮助那些期望赚取更多外汇的国家减少贸易顺差。这种改革也能让各国把储蓄更多投资于国内，而非购买美元、欧元或其他外币等收益率较低的资产。

　　只要各国一致企望增加储备，其数量上至少不低于其分得的数额，只要世界上具有领导地位的央行或政府(如美联储和欧洲中央银行)仍对过高的通货膨胀率保持警惕，并相应构建其货币政策框架，这种特别提款权的年度分配就不会给世界经济带来通货膨胀。

　　一个更加激进的改革方案是，当金融市场不能有效运转、急需安全的流动资产时，各国政府授权IMF设立特别提款权，以紧急应对像2008年秋那样的金融危机。一旦金融市场恢复正常，则停止设立特别提款权。但是，这将扩张特别提款权的潜能。这不同于温和的改革方案，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修改其章程。

　　更为激进的改革就是允许私人使用特别提款权，并积极鼓励个人用在国际交易中。目前这还不可能，尽管特别提款权可用作私人计价单位。未来很多年，都无法实现，除非做出巨大的改变。最终，这一改革可能无法达成，甚至并不可取。但是，人们应当认真探索这种改革。周小川的建议启动了新一轮国际对话。

　　作者理查德-库珀(Richard Cooper)为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波士顿联储前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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