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北师大教授董藩说出“没有4000万别来见我”，大学生药家鑫认为“农村人难缠”，大学团干陈刚“纵身一跃，凛然赴死”，深圳清理“8万余名治安高危人员”……这些令人惊异的事件，无一不在宣示一个我们不愿看到却不得不面对的事实：这个社会的阶层固化，可能已经到了不能再不重视的程度……

　　如果一个社会的底层人向上流动渠道不畅通，各种可能的路径或被堵死，各种争取和挣扎经常无济于事，他们对于自己的前景就会由失望到绝望。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事，将是很令人担忧的。

　　【开篇】

　　徐贲：“差身份”不是人的宿命

　　一个社会要打破“身份固化”，就必须把平等和自由一起确立为基本的普世价值，强调公民身份高于包括财产、阶级等在内的任何个人身份，强调所有公民必须拥有参与国家大事的平等权利。公民既是一种“身份”，也是一种“角色”。从根本上来说，一个人从出生而来的“我是谁”，转变为他所愿望的那个“我能是谁”，这是一种自由选择的角色设计。每个人都对自己有某种身份转变的期待，想要变得更富有、更有政治或社会地位、更事业有成、更被人看得起。但仅仅有这些个人愿望显然是不够的……

　　【访谈】

　　底层人“晋级”的梯子被抽掉了？(郭于华、胡星斗、石秀印)

　　若社会身份的固化、阶层的板结化，首先会导致社会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和浪费，也必将禁锢社会进步的活力。更为可怕的危害是其将模糊人们的正义感、扭曲公众的是非观念。现今社会上，人们以当事人的“身份标签”作为其价值判断的依据，正是这种恶果的体现。在这个过程中，不同阶层的人都是输家。如果一部分人的生存陷入了困境甚至是绝境，那这个社会的另一部分人也不可能有安定的生活。

　　【公民广场】

　　汤嘉琛：弱势群体不是城市的假想敌

　　作为一个走在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城市，深圳粗暴地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划分成三六九等，已经明显有违现代社会公平正义的理念；动用行政力量，将那些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强行排挤出去，更是对公民居住权和自由迁徙权的践踏。遗憾的是，如此于情于理于法都有失偏颇的做法，竟被有关部门当作一项“战果”来宣示。

　　徐贲：“差身份”不是人的宿命

　　在今年召开的政协会议上，有委员提出，“不鼓励农村孩子上大学”，理由是，在农村，导致一个家庭贫困的两大原因：一个是看病，一个就是读大学。农村 孩子读完大学想要留城，少数人确实能在城市站稳脚跟，但大部分面临着找不到工作的 困境。在城市中他们常常是二等公民，过着没有尊严的生活。这就好比那些去国外读书的人一样，到了国外洗盘子。要想站稳脚跟，跟城市人享有同等水平和待遇， 至少要两代人的付出。

　　这位委员的话虽然很难让人接受，但却触及了当今中国一个令许多人充满焦虑和不平的现实：身份决定命运，那个给予我生命的家庭出生，不仅决定“我现在是谁”，而且也决定了“我将来能是谁”。

　　身份的变迁

　　一个人带着固有的身份出生到这个世界，不得不与这样的身份和它的宿命相伴一生。这被许多人当作是一个理所当然，无法抗争，不如接受的现实。那位不鼓励农村孩子上大学的政协委员就是这么认为的。

　　这位委员不愿意承认的是，一个社会中的身份系统并非是一种宿命，而是由人为的不平等权力制度和利益结构所造成。一个人的身份并不是孤立的存在，它必 定是某个特定社会身份系统中的一分子，它的意义取决于它在这个身份系统中与其它部分的关系。例如，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红色”身份是在与“黑色” 身份的区别中确立其优越地位的，前者是自然的人上人，而后者则是自然的人下人，好的机会由人上人独占，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情。

　　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中国社会身份系统的区分尺度是“阶级划分”。在1955-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之前，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关 系和财产情况是中国阶级分析的主要依据，这也是马克思阶级分析的基本原则。但就阶级分析的基本目的和性质而言，这里却有一个重要的区别。马克思所作的是阶

　　级理论分析，而在中国，这些理论上的“阶级”却被落实为每一个具体社会成员的“属性”，成了他的“成分”。即使当这种阶级划分的物质条件已经根本不存在以 后，人们仍然无法改变这种身份。

　　80年代后，这种情况逐渐发生了改变，90年代至今，金钱和财富成为中国的新的等级标志。然而由政治意识形态维持的身份秩序并没有因此消失，它虽然 失去了先前对等级利益分配的绝对控制，但仍以新的变化形式继续存在。它的内在矛盾也随之前所未有地凸现出来。例如，以前的“好身份”，如工人、农民，虽然 仍然是无产阶级政治的名义上的先进分子，但事实上已经沦落为“差身份”，它引起的只是贫困、不体面的联想。

　　在讲究出身的时期，成分好就可以让一个人有上大学的资格，而大学毕业后就可以保证得到一份待遇优厚的工作。现在不同了，谁都可以“凭考分”，或者靠 花钱上大学，但毕业后想要得到好工作，有身份( “路子” )就比没身份的要容易得多，特别有身份的还能得到待遇特别好的工作，享有优越的升迁机会。这些都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焦虑，因为他们虽然可以努力改变“我是 谁”，但却注定难 实现自己愿望的“我能是谁”。

　　“人可完善”的观念

　　托克维尔曾经说过，人与动物虽然有些地方相似，但有一个特点是人所独有的。这就是人能自我完善，而动物则不能自我完善，“自有人类以来，人类就发现 自己与动物有这种差别。”因此，人可完善的观念，同世界本身一样古老。平等本身并没有创造“人可完善”这个观念，但它使这个观念具有了新的特点，那就是，

　　人无需接受宿命的安排，他们不仅可以使自己的社会地位变得更好，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在相互之间形成一种平等的，比个人身份更高的共同身份：公民。

　　封建制度国家的人民，并非绝对没有自我完善能力，只是没有认识到这种完善是可以无限的。他们只想个人处境的改善，而不能设想整体制度的改变。托克维 尔说，“他们希望自己社会地位逐渐变好，除此别无他求。他们虽然承认人类至今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而且今后还会有所进步，但又事先把人类置于一定的不可逾 越的限界之内。”

　　今天，我们关心社会不公正利益分配的问题，并不是仅仅想要改善某些具体弱势群体的处境(这当然也很重要)，而是要设想如何让社会整体制度能有所进步，不至于受制于“不可逾越的限界”。

　　2008年政协会议上推出“新阶层”委员，有报道满怀期待地声称，像张茵和韩方明那样各自代表“新阶层”中的富人和海归，是中国“民主发展”的标志 性事件。在此后的政协和人大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富人”代表。相比之下，“穷人”代表的人数却不见有所增加，成为“有身份，无声音”的群体。

　　2008年，康厚明、胡小燕和朱雪芹成为人民代表大会的农民工代表。2亿农民工拥有3位代表，是按什么样的名额分配原则决定的呢？全国人大中的各种 “精英”代表的名额又是按什么原则决定的呢？ 在贫富悬殊的今天，身份的政治待遇差别实际上是一种比经济收入差别更为本质、更为严重的问题。

　　打破“身份固化”

　　从社会学来看，每个人的“身份”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的。每个人都必然属于多个不同群体，因而获得多个不同的局部身份，这些多重身份并不总是和谐 一致，而往往是相互矛盾的，他们是社会、政治制度的产物。一个社会，如果大部分人的“差身份”无法或者很难向“好身份”转化，便会成为“身份固化”的社 会，封建的和其他的身份世袭社会都是这样。

　　身份固化的后果是社会内部的实际分裂。托克维尔说过，在身份固化的社会内部，“所有的人都按照职业、财产和出身分属等级森严的阶级。”其结果是，“贵族的成员与其余公民毫不相同，他们之间没有共同的思想和感情，以致很难相信他们是属于同一国家 的人。”

　　一个社会要打破“身份固化”，就必须把平等和自由一起确立为基本的普世价值，强调公民身份高于包括财产、阶级等在内的任何个人身份，强调所有公民必须拥有参与国家大事的平等权利。

　　公民的平等并不是因为人生来就是平等的。平等的基础不能建立在自然权利论之上。平等是一种人为的社会价值，而且是有条件的。只有当人们进入公众领域，成为有权利的公民，他们才能获得平等。

　　公民既是一种“身份”，也是一种“角色”。从根本上来说，一个人从出生而来的“我是谁”，转变为他所愿望的那个“我能是谁”，这是一种自由选择的角色设计。每个人都对自己有某种身份转变的期待，想要变得更富有、更有政治或社会地位、更事业有成、更被人看得起。

　　但仅仅有这些个人愿望显然是不够的，因为这些愿望只有在一个称得上是“好”的社会中实现才会具有普遍意义，这就需要绝大多数人能一起优先考虑争取一个较好的社会，而这一定必须是一个公民平等的社会。

　　徐贲 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

　　访谈：底层人“晋级”的梯子被抽掉了？

　　本报记者 严友良

　　底层人向上流动的“拦路虎”

　　时代周报：近年来，社会上“拼搏不如拼爹”、“穷生穷”和“富生富”等现象增多，底层人遇到了上升的“天花板”。哪些因素造成了这些现象？

　　石秀印：这个趋势是越来越明显了。在过去那种僵硬的计划体制下，我们还可以看到底层人向上的流动，到了本应该充分自由的市场体制下，这个空间反而越 来越狭小了。教育、就业和升迁是底层人“晋级”的主要渠道，目前，一些特权者借助所掌握的公权力，将子女以及亲属安排在最好的学校和最好的单位。与此同 时，一些资产所有者则通过所拥有的金钱，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

　　胡星斗：目前的这种现象，根源就在于现有的户籍制度、教育制度、金融财税制度、社会分配保障制度、新闻话语权制度等缺陷与不合理，几乎所有的这些制 度安排都成为了底层人向上流动的“拦路虎”。事实上，以上这些还只是产生“贫二代”现象和身份固化的次级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弱势群体缺乏话语权、组织 权、监督权，报刊、电台电视、新闻媒体大多由地方官员们所控制，往往成为维护既得利益的工具，贫困者、上访者、工人、农民的呼声大多被遮蔽；特别是工人农 民缺乏能够真正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往往无法行使对自己利益的监督权。

　　板结化的社会没有赢家

　　时代周报：大家似乎慢慢地意识到了身份“标签化”带来的危害，一个底层人无法“晋级”的社会将出现怎样的后果？

　　石秀印：目前，中国阶层板结化的问题就如同坐公共汽车一样，一些人凭着很强的权力优势先抢上公共汽车，占据了各个好的座位；另一些人凭借资金的优 势，次后抢上汽车，占据了其它座位；即使后面的平民抢上来了，也没有了座位，只能站着；最弱的人甚至不能登上汽车的台阶，被汽车甩掉了。可是，这些先上车 的人并没有意识到，一个板结化的社会其实是没有赢家的。普通百姓总是没有座位，总有一天会聚在一起找公交公司评理，质问：“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胡星斗：若社会身份的固化、阶层的板结化，首先会导致社会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和浪费，也必将禁锢社会进步的活力。更为可怕的危害是其将模糊人们的正义 感、扭曲公众的是非观念。现今社会上，人们以当事人的“身份标签”作为其价值判断的依据，正是这种恶果的体现。很多时候，只要是富人和穷人发生冲突就谴责

　　其是“为富不仁”，而一旦是官员与普通人的纠纷就被解读为“以权压人”。如此同时，在那些精英阶层眼里，这些底层的也被贴上“没完没了上访”、“无休止的 纠缠”等标签。长期下去，整个社会就乱了。

　　郭于华： 目前，社会生态出现问题，日益分成界限清晰的“你们”和“我们”。既得利益集团垄断各种社会资源，并固化利益，寡头化趋势明显；社会底层则抱怨社会不公，极端的反抗行为和民粹主义开始露出苗头。我们应该警惕矛盾激化、暴力对抗的可能。

　　在这个过程中，不同阶层的人都是输家。如果一部分人的生存陷入了困境甚至是绝境，那这个社会的另一部分人也不可能有安定的生活。阶层对立使社会缺乏 理性、客观、公正、宽容的环境，精英阶层被预设为“坏人”与“恶人”，所以，精英阶层也缺乏安全感，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富人选择“移民”、很多官员选择 “裸官”的原因。

　　重建社会才是出路

　　时代周报：目前，一些官员认为只要加大住房、医疗、教育、社保等民生领域的投入，“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就能实现社会和谐。对此，该怎么看？中国究竟该用何种办法来破解身份固化趋势明显带来的后果？

　　胡星斗：采取扩大民生的方式有可能缓解当前的矛盾，但是如果不从改善“民权”的角度去考虑，那么改善“民生”的实际效果将十分有限。 当前中国阶层固化和结构锁闭，从根本上是因为不同群体在表达与追求自身利益能力上的失衡，即社会权利失衡的结果。面对权力的“飞扬跋扈”与财富的“趾高气

　　扬”，工人和农民的权益缺少制度的保障。而西方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恰好是社会权利有效博弈的产物。所以，我以为改善“民权”、保护 “民权”才是重中之重。需要强调的是，我所说的“民权”，除了大家经常提到的政治权利之外，还包括诸如保障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和金融权等经济和文化权利。

　　石秀印：改善民生的方式基本是治标而不是治本。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对于工人和农民这些弱势群体来说，“给民生”的方式可能效果比较好；但是对于中 产阶级来说，“给民主”才能发挥更大的效用。关键是各阶层的人共同和平等地参加社会规则的制定，通过共决程序让社会规则中的标准包含各阶层的价值，让社 会规则中的程序容纳各阶层的人的参与。

　　郭于华：分析社会流动停滞和阶层固化的原因，特权固然是因素之一，但在当前的转型时期，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的滞后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甚至在某些时候更关键。

　　从理论上说，一个正常、健全的社会应该是权力、市场、社会三种力量鼎足而立、相互制衡。当下中国社会的现状，是权力与市场紧密结合，挤压和占领社会空间，使得“社会”这个社会主义制度本应具有的最重要的内涵无从形成。那么，重建社会或许是走出这个困境的唯一道路。

　　当前的社会建设，必须从两个方面同时用力，即建立有效的劳资双方的利益博弈机制、以调整劳资关系为突破口的“能动社会”；建设和建立公民参与机制、以调整 “官民关系”为突破口的“公民社会”。

　　郭于华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胡星斗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中国问题学创始人

　　石秀印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教授，中国社会学会劳动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汤嘉琛：弱势群体不是城市的假想敌

　　汤嘉琛

　　一场即将到来的盛会让深圳如临大敌，草木皆兵。在过去100天的时间里，深圳警方已陆续将8万余人赶出这座城市。他们或是涉嫌卖淫的“失足妇女”， 或是身患精神疾病的患者，或是昼伏夜出的无业人士，或是扬言报复社会的失意者，但他们身上都被贴了同一个标签：潜在治安高危人群。

　　作为一个走在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城市，深圳粗暴地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划分成三六九等，已经明显有违现代社会公平正义的理念；动用行政力量，将那

　　些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强行排挤出去，更是对公民居住权和自由迁徙权的践踏。遗憾的是，如此于情于理于法都有失偏颇的做法，竟被有关部门当作一项“战果”来 宣示。

　　当然，只要遇到盛大活动就“犯病”，深圳并不是第一个患者，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患者。照理说，随着中国日渐强大，越来越多的世界级盛会都会更加青睐我 们，有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丰硕成就撑腰，前进中的中国理应更加从容和自信。但是，当全世界的目光聚焦过来，那些被选中的城市却总是突然像个要面见贵宾的小 媳妇儿，开始担心自己的衣衫不够整洁，担心自己的妆容不够精致，担心自己所用的香水不够高雅，于是在闺房里如坐针毡，自己吓唬自己。

　　城市因人而生动。正是有了操持不同工种的劳动者，有了各种层次的老百姓，一座城市才会具有迷人的生活气息，而不至于沦为钢筋水泥的丛林。纵是确有极 少数人不能在这个城市有尊严地生存，去留与否也应是个人自由选择。在正常的城市生态中，不同的社会群体原本是可以和谐共处的，但有些城市的管理者却容易形

　　成一个坏习惯，他们总是惯于想象出很多的假想敌。路边的小摊小贩是潜在的敌人，小区维权的居民是潜在的敌人，向包工头讨薪的农民工是潜在的敌人，房屋遭强 拆的业主是潜在的敌人，失业青年是潜在的敌人，精神病人是潜在的敌人，谁要影响哪怕有可能影响到稳定，谁就是敌人。

　　正是这种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让城市主政者将社会风险估计得过于严重，以致他们总是要求自己的下属将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久而久之，这种“自己 吓自己”成了一种僵硬地处理人们内部矛盾、处置日常事务的方式。几年前，有一个帖子备受网友追捧，其标题《稳定什么也没有压倒，只压倒了我们》虽然有些惊 悚，但也有几分道理，值得我们反思。

　　我们应该如何应对社会矛盾？视而不见当然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但谨小慎微以致畏首畏尾也十分不可取。毕竟，很多被视为威胁的社会矛盾，其实只是正常的 利益博弈，远不至于将社会拖入动荡的泥淖。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一个基本的共识是，当前中国的社会结构仍具备相当的弹性，正是这种弹性让我们能够在应对各

　　种挑战时化险为夷，平稳度过危机。如果不能对这一点有清醒的认识，总是在试图消除冲突的时候又制造新的社会冲突，这样的社会必然缺少美国社会学家科塞所说 的“安全阀”。

　　可以说，只有那些对自身容纳冲突能力极其自卑的城市，才会在盛大活动面前方寸大乱，胡乱地向辖区内的民众展示肌肉，让老百姓口中有怨言胸中有怨气。 而一个真正值得人尊敬的城市，并非是没有社会矛盾的乌托邦，而是能够容纳冲突和用制度化的方式解决冲突的生活空间，它没有敌人。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