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评论员 商寅泉

　　3000还是5000，这是近日的一个焦点数字。3000就是3000元，财税机构有人放出口风，说起征点最多放到这个数，并且已经成文上报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5000就是5000元，纳税人和学界基本都能接受这个数额，说这样比较符合现实收入和物价水平。还有学者建议从10000元开始起征，但这个数额基本被人认为是不用讨论的。

　　个税调整这件事，现在看起来好像很难。财政税务的圈内决策人士不断放话说，起征点高了反而对富人有利，其表现就是拖着不出方案。但民间呼声又高，又有国务院最高领导的承诺，不调又不行，于是拿出一个从2000元调到3000元的微调方案，兑现领导承诺，“意思到了”就行了。

　　透过现象看本质。从根本上说，其实3000元还是5000元，都只是个数字游戏。在3000元和5000元之间，还有很多间隔，假若以400元为一个级差，中间还有4个，但收税人和纳税人之间，就是非要在这两个数之间纠缠不可。这表明，无论3000元还是5000元，都只是一个表象一个载体，本质上的原因在于纳税人对中国税收制度的质疑；反过来说，是税收机构和财政机构对税收使用的宽松度的把握。更进一步说，是纳税人认为共享改革成果包括减轻赋负，而财税机构为体现政绩，多多益善是他们的唯一目标。

　　如此说来，个税调整的难处，不在于如何确定具体数额，而在于如何理解更科学地分配发展成果，如何最广泛地调动劳动者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如何使民富更快实现的问题。所处角度不同，当然对同一事物的观察分析结果不同。中国社会运行及各级政府的庞大开支，主要依靠税收支撑。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这是财税机构考虑问题的主要出发点，因为他们也要靠税收这笔钱养着自己，其表现形式自然是收得越多越好。从理念上说，全体人民共享改革成果，国强民富；但这毕竟是虚的，真金白银交到国库，才能使财税部门有更大的周旋余地。

　　个税调整，难在何处？难在所处角度，难在认识的不统一。具体到起征点到底确定在3000元还是3500元，或是4000元、5000元，根本不是一件难事。如果硬把它说得很难，就是有关方面可能根本就不想动2000元这个起征点，扭转他们的这个心思才是最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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