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皮萨尼-费里 | 文

　　各国似乎都在抱怨美国的货币政策。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包括中国，对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QE II)并不高兴。欧洲对此也并不乐观。这些抱怨是否合理？

　　无疑，对美国的合作伙伴而言，QE II并非最有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调，在世界经济中，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存在重大区别，前者在努力解决经济低迷和高额外债问题，后者发展势头良好，却要努力解决通货膨胀问题。

　　美国低利率对新兴市场国家有诸多不利影响。首先，那些与美元挂钩、执行固定汇率的国家要么保持较低利率，要么加强资本管制，以免受美国的影响。这两个办法都难如人意。其次，这给浮动汇率国家带来了升值压力，可能引致大规模的干预，或寻求资本管制。第三，逐利资本进入大宗商品市场，抬高了商品价格，加大了通胀压力。

　　欧元也经历了升值。4月初，欧洲中央银行提高了利率，这象征着欧洲开始偏离美联储的战略。欧元对美元的汇率从年初的1.30上涨到当前的1.44。那些深陷债务和竞争力危机的南欧国家的出口恢复平衡更困难。这些国家更愿意看到美联储带头实现货币政策正常化。

　　但是，美联储没有充足的理由去改变政策方向。

　　首先，美国仍然处于严重的失业危机中，失业率仍接近二战后的最高水平。此外，美国经济衰退导致公司大规模裁员，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因此，美国公司的财务状况比较稳定，有资源去投资和扩大生产。但是，楼市泡沫的阴影仍然给家庭消费带来了不利影响，为此，美联储尽其所能去刺激内需。

　　欧洲的形势有所不同。在经济衰退中，欧洲公司总体上保住了就业。欧洲失业率有所上升，但比美国少很多。总体而言，欧元区失业率比20世纪90年代中期低0.5个百分点，美国失业率则比那时高3个百分点。德国的失业率甚至比2007年还低。迄今为止，欧洲并没有特别严重的就业紧缩。但是，自2007年起，其劳动生产率几乎没有提升。欧洲的公司，特别是小公司，比美国差很多。欧洲央行力求谨慎而不出错，尤其在大多数国家，家庭无需调整其资产负债表。

　　分析这种局势，有两个角度。一种观点是由于形势不同，侧重点不同，其他国家应调整自身政策，比如让本国货币与美元脱钩、升值，而非抱怨美国。这包含了相当多的真理。有些安排在危机前是合适的、互利的，但到了经济差异甚大的时代就失效了。我们需要认清这一现实。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在美国和其他主要国家或地区，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太大，不应忽视。由此，央行应当把国内使命放在首位，但是主要的大国或地区央行也应警惕其政策对别国的影响。例如，他们应更多地自我约束，而非单纯解决国内商品市场的供应紧张。或者反过来，当世界经济总需求过低时，采取更多刺激措施。

　　第一种观点的优势在于它切实可行。即使有人坚持这种看法，政策改革也不应仅限于个别国家。政策改革涉及集体行动问题。面对主要竞争者，任一国家或国家集团都不会让其货币升值。因此，政策改革将使新兴市场国家有意愿相互协商乃至协调合作。

　　第二种观点号召加快主要央行的合作，以便就可能的政策框架调整而进行明确的对话。具体来说，美联储、欧洲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还有少数几家央行应当扩展政策的目标，以便估计其政策的国际影响。这看起来离我们很远，且仅仅是一种渐变，但是，现在到了讨论这个方向是否正确的时候了。

　　作者让-皮萨尼-费里(Jean Pisani-Ferry)为欧洲智库布勒哲尔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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