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鼎盛后的希望工程开始再次思索自身存在的原始意义，向“公众战略”回归，并寄望重拾创建之初那种“组织内外部的巨大激情”

　　文  |  本刊记者 舒拉

　　如果将时光的指针倒拨至1989年，恐怕希望工程的创始人徐永光本人也未曾料到，这个从体制内分离出来的“有政府背景的非政府组织”，日后竟会发展成为一个享誉盛名的公益品牌。

　　转眼22年过去，这一公益项目已经改变了中国数以百万计贫困儿童的人生。与时下一些堂皇宏伟的公益计划相比，希望工程也许显得有些暗淡陈旧，但对于中国的许多民间慈善力量和普通民众而言，其具有的贡献与价值却依然那么深远而悠长。

　　从“庙堂”到“江湖”

　　希望工程本是于传统体制中脱胎而来。

　　1989年，时任团中央组织部长的徐永光从共青团中央拿到10万元资金，注册成立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青基会”)，并担任第一届秘书长。

　　成立之初，青基会采取的筹募方式近乎原始——从新华书店买来《邮政编码大全(工业企业卷)》，按照上面的地址由工人手填信封，向国内各大工矿企业发放宣传材料和劝募信函。“当时青基会印了大概50万份传单，”徐永光回忆说，“我们动员工厂的青年工人帮忙抄信封，基金会的人每天晚上也抱着一大摞信封回家继续抄。”

　　在改革开放之前，国内社会生活的绝大部分领域依旧高度附着于政治框架，行政权利成为支配民间社会生活的基本力量。而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期的经济体制改革，导致了资源配置体系的微妙变化——部分资源从政府垄断中游离出来，进入社会市场。

　　政策的松动让“希望工程”应运而生，它以一种崭新而陌生的方式向社会发出劝募信息，链接起分散的民间力量，成为中国慈善意识的启蒙。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早期的青基会难以割裂与原有体制的联系，在保存组织独立的同时，其行政组织上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始终源自于团中央。而在实际操作中，早期的“希望工程”也是作为共青团各级组织的一项重要工作来安排，其实施和管理最终要通过各级县市的工作来落实，团县委书记则是希望工程的一线指挥员。

　　“希望工程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借助了原有体制的政治和网络资源。”对于这一点，徐永光毫不讳言。但同时，他也坚持认为，“希望工程不能按照传统的共青团模式来运行，直接面向全社会，向社会募集，这是我们创建基金会的最初始动机。说到底，就是动员社会财力资源，取诸社会，用诸社会。

　　而在这一以开放系统“去行政化”的社会捐助模式背后，贯穿的其实是一种平衡体制内外的技巧与智慧。

　　“信函劝募”效果不凡，仅在1989到1991年的3年时间内，便资助了3万名贫困孩童。但该模式的缺陷在于流程繁缛，且影响范围有限。为进一步扩大影响力，1991年5月，青基会在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在内的多家国家级报纸陆续刊登希望工程募捐广告，首开中国公募广告之先河。

　　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时代背景下，这一行为着实有些大胆——当时在媒体上公开刊登社会贫困现实的广告是要冒一定政治风险的。然而事实证明，这一市场化的宣传模式成效明显，当年青基会接收的捐款就突破了1200万元。

　　1992年，青基会开始实行“结对捐助”，发动“希望工程百万爱心行动”，以一对一的形式进行捐助，救助者和受助者之间直接通信，保持沟通。1994年，又在此基础上展开“1(家)＋1助学行动”，这一温暖感人的帮扶模式迅速得到社会民众的热烈响应，受助孩童首破100万。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康晓光认为：“这种项目设计无意间建立起了一种刚性透明的监督机制，使得每笔捐款背后都有一双监督的眼睛，避免希望工程发生大面积腐败。”

　　徐永光本人也清楚地意识到，这种社会公益的长效运作需要呵护民众热情。而对于当时庞杂的分支系统来说，每一个地方基金会都可能成为“火药桶”，而随便哪个“火药桶”一旦引爆，都可能会牵连到整个希望工程。于是，从1995年开始，徐永光坚决要求撤销各地县级基金会，只保留省级青基会。

　　同年，青基会向国家工商局商标局递交了“希望工程”服务商标的注册申请。1996年，国家工商局以通知形式，就青基会对“希望工程”的所有权给予行政保护，并于次年正式向青基会颁发服务商标注册证，从法律上对青基会的权利予以了确认。

　　这种“授权使用”的方式，使中国青基会与地方青基会之间的关系不再受缚于传统的行政体制，而“希望工程”也由此正式成为一个社会公益品牌，由“庙堂”深入“江湖”。

　　转型与回归

　　上世纪90年代末，“希望工程”达到了自身发展的黄金阶段，知名度甚至远远超过其发起机构——中国青基会。

　　据不完全统计，在过去的22年间，希望工程累计共募款70亿元人民币。对此，徐永光曾向记者解释说：“这些钱在中国是一个什么概念？如果算笔账，大概只能修7公里的地铁，50公里的高速公路，或者半个大型火力发电厂。”

　　然而，这股积沙成塔的民间力量却累计资助了中国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包括小学、中学、大学生)逾364万名，建设希望小学17149所，建设图书室14753个，配备体育园地3188套、音乐教室163个、电影放映设备241套，培训农村小学教师62000余名。

　　目前，青基会援建的希望小学已经占据中国农村小学的4%，其中有不少甚至成为了“当地最好的建筑”。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中，四川全省400多所希望小学，特别是震区的146所希望小学，没有因为校舍垮塌死亡1人，甚至包括与北川中学仅一墙之隔的北川希望小学。

　　“希望工程创造了许多物质之外的东西。”青基会宣传部长顾蒸蒸说，“它对于转型时期中国的道德、文化、经济建设带来了积极影响，已经不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教育救助和慈善捐助项目，更创造了许多教育公益之外的价值。”

　　22年弹指一挥间，希望工程这一曾经以“助农民后代人人有书读”为使命的公益事业，如今所面临的局面已与当年迥异，在经历过宏观的体制独立之后，其内部管理和公益理念也在悄然发生变革。“我们现在关注的不仅是孩子们‘有无学可上’，更关注‘上怎样的学’的问题。”青基会副秘书长陈燕云表示。

　　实际上，这一“从形式到内容”的理念转型思路早在1999年便已被提出。当时，青基会在经过一番详细调查讨论后，决定实行“希望工程战略重点转移”，即“由对贫困地区失学儿童的普遍救助，转到对优秀受助生的跟踪培养；希望小学由硬件建设为主转向以教师培训、现代化教学设施配置等软件建设为主”。

　　“这一转变是基于对社会现实更深层次的考虑。随着国家义务教育免费政策的实施，国民对教育的需求也发生了相应改变，关注重心已由‘起点公平’过渡到‘过程公平’。”陈燕云说，“就希望工程的整个运作方向而言，由于自身条件限制，我们前期比较粗放，只是单纯解决教育起跑线的问题，却没能真正解决教育过程中的系列问题。”

　　陈燕云以城乡学校的基础设施差距为例为记者作了一个比较：“城市学校是塑胶跑道，而农村孩子连条像样的土渣跑道都没有。不仅如此，伙食、住宿等方面也都相差甚远。种种教育资源的不公平折射出的其实是更深层次的不公平。”

　　2007年，青基会正式将希望工程此前的“资助模式”拓展为“资助—发展模式”，新增添了包括师资力量、图书馆、电脑室、音乐教室、体育园地等软硬件设施建设的公益服务，并将其统称为“快乐系列”。

　　对于这一模式升级，陈燕云用“从‘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来比喻，“各方条件的成熟为我们架构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公益平台。我们期待将希望工程的价值最大限度地体现出来，不是说简单地让孩子有学上就行，而是通过物质、精神等多方面的连续扶持，帮助学生和学校形成和提高自我发展能力，让整个公益价值链条更加完整。”

　　与此同时，发生转变的还有希望工程的募捐模式。

　　早在希望工程实施初期，捐款者尚以工薪阶层为主。随着援助项目规模的逐步扩大，普通民众的零星捐款显然已无法满足需要。“2000年以来，法人捐款已经成为青基会募捐的主要来源。”顾蒸蒸说，“在近年青基会筹集的资金中，企业募捐比例达到8成以上。”

　　对于这一公募群体的明显倾斜，康晓光则表示“需要全面看待”。“早期的希望工程是被公众‘捧起来’的，但是后来在筹资上向‘大客户’倾斜。当然，这一战略既可以保证获得稳定持续的大额捐款，也可以通过与大公司的合作规范管理和完善制度，但问题在于忽视了对公众的动员。当项目设计、组织架构都围绕大客户展开，就有走极端的危险。”他说，“如果连公益机构都‘嫌贫爱富’，无限制地让‘资本’的发言权越来越大，公益事业‘跑龙套’，这就背离了非政府组织的初衷。”

　　显然，青基会也已经开始认识并重视到这一问题。

　　“现在我们开始调整战略，曾经的‘公众战略将回归’，与‘大客户战略’并重。”顾蒸蒸说，“起码是对半分。”

　　“作为民间公益组织，对于社会民众的力量绝不可忽视。”她表示，“青基会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在公众中倡导‘日常公益’概念——公益不应当在地震、洪水之类的灾难才被想起，而是应当作为一种习惯，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就这样，步入鼎盛后的希望工程开始再次思索自身存在的原始意义，向“公众战略”回归，并寄望重拾创建之初那种“组织内外部的巨大激情”。

　　国际化探索

　　除此之外，希望工程的转型之路更是铺陈至外。

　　早在2009年，徐永光还未淡出中国青基会之时，就曾提出“将青基会打造为世界级基金会”。而今，这一创始人的梦想正照进现实。

　　2011年3月8日，青基会与坦桑尼亚教育部在总统府签署《希望工程捐助协议》，“希望工程走进非洲”计划正式在坦桑尼亚启动。次日，中国青基会、捐赠人代表和坦桑尼亚教育部在巴加莫约县的摩唆嘎小学举行了第一所希望小学奠基仪式。

　　实际上，希望工程此次“远征非洲”并非偶然，也不是首次。“此前希望工程就有过为越南、马来西亚等国的学校捐助体育器材、图书室等设备的历史。”中国青基会秘书长涂猛说，“公益是能超越国界的，青基会正逐渐将视野投向国际。”

　　而早在2006年，国内就有企业表达了在东南亚捐资建立希望小学的意愿，以回馈当地社区。2007年，希望工程推出“快乐体育”项目，向国内的希望小学配备篮球、足球等体育设备，当时也向越南的一所小学投放了一套希望工程快乐体育园地设施；并在广西举办“希望小学快乐体育运动会”时，把越南的学校也请过来，举行了一场中越小学体育对抗赛，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此后，又于2009年牵手马来西亚，正式开始尝试着走出国门。

　　据涂猛介绍，“中非希望工程”期限10年，初步计划在此年限内为非洲捐建1000所希望小学。该工程在坦桑尼亚正式启动后，中非希望工程组委会还将于今年6月组织30位企业家开展“中国企业家慈善非洲行”，到肯尼亚、马拉维、卢旺达、布隆迪4国启动第二批项目，捐建20所希望小学。

　　而眼下“希望工程走进非洲”项目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如何把青基会多年的希望工程模式与非洲当地的实际情况相契合，以保证捐款的合理使用及学校建设的工程质量。

　　目前，国内希望小学的建设多采取改扩建公立小学的方式，资金分两期到账，由地方先垫资建设，教学楼主体完工后拨付50%的资助款，学校整体竣工，青基会再拨付剩余50%资助款。在非洲，青基会也选取了符合当地教育规划的公立小学作为突破口，但是对方垫资的方式在当地操作起来有难度。

　　坦桑尼亚滨海省巴加莫约县摩唆嘎小学由中资公司建设。中资公司建设进度可监控，品质有保障，但是造价基本是当地公司建设的5倍以上。当地企业建设成本低，但是又担心建设进度和质量不可控。

　　借鉴汶川和玉树地震后，中国青基会在震区建设大量的彩钢板房教室，为当地解决过渡性教学用房问题的经验，青基会考虑用这一材料为非洲援建希望小学的可能性。

　　“我们考虑直接将轻型彩钢运至非洲建设学校。”涂猛说，“这种方式造价较低，建设周期短，建成的学校可以使用50年以上。”

　　此外，中国青基会也与政府、我国驻当地国家的使馆以及NGO等取得联系，并且不排除在援建地设立长期工作点，派专人监管建校资金使用及工程建筑质量。

　　但同时他也强调，希望工程资助服务的重点仍在中国，“在此基础上，希望工程要走出国门，实施国际化战略，和中国的国际青年志愿者等会师海外，为非洲一些需要改善基础教育的国家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涂猛说，“这个项目是青基会使命的驱使，也是希望工程发展方向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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