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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庆后:为什么我不赞成裸捐

2011年04月26日 14:28 来源:《中国慈善家》

  对话宗庆后

  “首先要为社会创造财富;第二,先把自己企业的员工弄好,让他们生活富裕起来,收入不断提高;第三,有钱了之后再做点慈善事业,帮助它培育造血功能”

  文  |  卢璐 朱敏

  “让管理层接班也没问题”

  《中国慈善家》:去年以来,“中国首富”一直是你一个最受关注的身份,那么“首富”这个名号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是否会带来压力呢?

  宗庆后:这个名号实际上是对企业价值、社会责任的一个认同。我是卖水的,既没有搞过暴利行业,也没有搞过钱权交易,经营操作都很透明,所以也没什么担心的。“首富”其实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使招商变得容易了,所以寻找合作可能会更加方便,尤其是西方,很相信这个东西。

  《中国慈善家》:财富可不可以多元化地来理解?

  宗庆后:对财富的理解确实还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为什么经济发展得快,第一步就是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工厂搞了个人承包制,农村搞了土地承包制;第二步允许老百姓拥有私有财产,而且鼓励你发展民营经济,调动一批人创造财富的积极性。

  《中国慈善家》:现在中国社会很关注企业接班人的问题。像你这一代的创业者,如何将这个棒接给第二代?

  宗庆后:你所说的第二代,也就是所谓的富二代啊。我敢说最起码一半以上不会接班,因为第一代的创业者应该都比较穷困些,文化水平也不高,但是第二代大多数都去国外读过书,所以他的文化水平普遍比较高,想法也不太一样。因为我们从事的都是一些比较低层次的行业,他们想干的可能就是别的一些行业啊。他们要是不愿接老爸的生意也可以,做另外的生意都是可以的。

  《中国慈善家》:年轻人可能向往更高端更酷的一些新商业模式吧!我们知道你的女儿宗馥莉小姐很优秀,你有没有考虑过:将来是培养自己的女儿,还是培养另外的经理人?

  宗庆后:关于这个接班问题,我认为就是让管理层接班也没问题啊——股权可能是子女接,管理者可能是管理层接。当然现在中国企业的管理层还没成熟起来,但我想将来人们的寿命比较长,像我们这批人可能还能够干些年吧。这些年我们也把自己的企业慢慢给规范起来了,像我这些年也是在管理层上慢慢规范,并且也在分期授权,确实也在培养一批能够顶上去的管理层接班人。

  “扶植成一个产业,给它造血功能”

  《中国慈善家》:你是怎样参与慈善的?

  宗庆后:中国有句古话叫“救急不救穷”,救穷是越救越穷,这是我认同的理念。我们碰到大的自然灾害,捐得就比较多。救穷就得帮穷困的人建立自我造血的能力吧。娃哈哈每年过年时都会参与“春风行动”,好几年我们都是捐了几百万的。

  《中国慈善家》:你对“慈善家”如何定义?

  宗庆后:我认为首先要为社会创造财富;第二,你先把自己企业的员工弄好,让他们生活富裕起来,收入不断提高;第三,你有钱了再做点慈善事业,但是做慈善也还是得帮助人培育造血功能。最高境界就是你要为社会创造财富。

  《中国慈善家》:在慈善方面,我发现你有很深的教育情结。

  宗庆后:娃哈哈的前身是校办企业嘛。当然,再往前讲,我母亲退休前一直是小学教师,我自己又是初中毕业就读不起书了。我想今后国家能不能培养出人才,关键就在教育,下一代有文化才能把国家建设好。但我处在做企业的位置,关键还是要帮助人家培育造血功能,让他们勤劳致富、真正脱贫。所以,我们在很多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建了很多工厂,按照经济规律,是不应该到那个地方去建厂的。

  《中国慈善家》:你会时不时去看一看你在这些贫困地方建立的工厂吗?

  宗庆后:我肯定要去看的,从建厂、选址到投产都会去。投产后每年也要去看的。

  《中国慈善家》:怎么选择援建哪些地方和项目?

  宗庆后:目前为止,大多是政府分下来的对口任务,有时也是地方自己找我们的。

  《中国慈善家》:第一个做的扶贫项目是哪个?

  宗庆后:我们第一个扶贫投资在涪陵,也是三峡库区。那是1994年,当时省政府动员我们去对口支援,有领导也对我说了,风险太大了。但我已经跟人家承诺了,所以还是坚持做下去了。当时那里的工厂破破烂烂的,工资也发不出来,我们全给收下了,有一个酒厂、一个糖果厂、一个饮料厂,还有一个罐头厂。

  《中国慈善家》:当时投入了多少资金?

  宗庆后:我们刚开始投了4000万,后来又不断在增加投资。现在已经有四期投资了,还在别的地方建立了分厂。当时它那个地方四面都是山,建厂房很困难,打地基都要靠人往下去挖洞。

  《中国慈善家》:现在这些工厂是什么情况?

  宗庆后:我们去了以后应该带动了一大轮投资,现在留下的工厂里面,我们的算最好的了。因为我们做得比较好,政府有扶贫任务也就都愿意交给我们做,贫困地区也愿意来找我们。这些项目都发展得很好,不少都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利税大户,所以我们跟达能打官司,很多地方政府都支持我们,因为做了贡献嘛。

  《中国慈善家》:有没有你们自己主动寻找的?

  宗庆后:很少,基本都是国家任务。比如1997年全国工商联让我们到西藏去扶贫,去考察的企业很多,但那次只有我给投资了。

  《中国慈善家》:你不怕风险吗?

  宗庆后:任何事情都有风险,我们是扶贫,所以就算有风险也还是要去做的。我们去的时候都是荒无人烟的地方,都需要我们去考察,就跟拓荒一样。如果真的要脱贫的话,就要把它扶植成一个产业,给它一个造血功能。我们投资的工厂都力争做到当年投资当年投产。

  《中国慈善家》:你所扶贫的地方解决多少人的就业问题?

  宗庆后:娃哈哈现在大约是3万人,杭州就有几千人,其他大部分在贫困地区吧。

  “我是实实在在地做事”

  《中国慈善家》:在你的慈善观里,简单地捐款只是“输血”,而你更偏重的是“造血式”扶贫。这与好多企业家做慈善的方式不一样。

  宗庆后:我提倡“造血”,但“输血”我也做了很多啊,比如我们也捐了很多希望小学,我记得有一年就捐了二十多所,因为希望工程还比较规范嘛。但为什么我不赞成裸捐呢?资本让你在能创造财富的时候创造更多的财富,你全部送完了就没有创造财富的能力了嘛。

  《中国慈善家》:你关注你所捐助的公益项目的落实吗?

  宗庆后:我没有办法关注啊,中国还没有建立起真正透明慈善制度。捐钱后无法知道给谁了,捐了就捐了。

  《中国慈善家》:其实现在有办法关注的。去年福耀玻璃的老总曹德旺与扶贫基金会合作的西南五省两亿捐助就开创了中国慈善问责第一单。

  宗庆后:我现在精力也顾不过来的,觉得总还是发展企业要紧吧。

  《中国慈善家》:你在慈善方面怎么评价自己?

  宗庆后:我觉得我是实实在在地做事。

  《中国慈善家》:你一直强调企业家做慈善的前提是先搞好员工。你的公司有1.7万多名股东,是不是全员持股?

  宗庆后:所有员工,三年以上就可以持股,按照技能、工龄、工钱,不同级别。1992年就开始这样做了。这个效果蛮好的,一是要增加老百姓的资产性收入,二是使员工真正当主人。

  《中国慈善家》:你觉得你的慈善观念和中国舆论普遍认同的观念一样吗?

  宗庆后:有点不一样啊,他们是捐多少钱就算有多大慈善心。我是帮他们富裕起来。

  《中国慈善家》:其实你的慈善观可能更符合现在提倡的企业社会责任。但老百姓的观念可能确实不一样,为此你觉得舆论给你的压力大么?

  宗庆后:压力是肯定有的,但我这个人抗压还是比较强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最希望建中国的诺贝尔基金会”

  《中国慈善家》:你怎么看待自己几百亿的资产?

  宗庆后:它是社会的,所以还要再投资,再创造就业机会。

  《中国慈善家》:很多企业家到了一定阶段就会思考他的财富到底何去何从,在美国几乎所有大企业家都成立了自己的家族基金会,然后一代一代地往下传。

  宗庆后:他们的遗产税很厉害,他们的资产是死的,而不是活的现金,要继承财产就得交遗产税,他们交不起!

  《中国慈善家》:所以你觉得中国目前还是不适合推广这种家族基金会的做法?

  宗庆后:我现在不同意这个做法,还是鼓励去投资,但以后或许也是趋势吧……我觉得,老了干不动了的时候,也可以拿一些钱出来这么做吧!

  《中国慈善家》:其实美国富豪做慈善不一定都是为了避税吧。比尔·盖茨就不一样啊,他现在可是全身心地投入到慈善事业中去了。

  宗庆后:他的企业已经有人帮他管了。他自己不用操心,企业一样也运转。我现在还没到这个程度呢!

  《中国慈善家》:你向往盖茨这种生活吗?

  宗庆后:如果企业到这个阶段,我也愿意嘛。其实,我是最希望能建立一个类似诺贝尔奖基金会,鼓励我们国人创新。诺贝尔奖老欺负中国人,哪有中国人的份?其实中国人很聪明的!

  《中国慈善家》:如果你建立了类似诺贝尔的基金会,让你自己选择的话,会资助一些什么项目?

  宗庆后:我还没仔细考虑过,但主要会是在科研开发上。

  《中国慈善家》:你觉得中国慈善业比西方做得好的是哪些方面?

  宗庆后:西方的富人做慈善,很多是合理避税,基金还是他控制的。中国做慈善动机更纯粹吧。西方有的慈善基金是把别人的钱放在自己袋里的生意,这并没有增长财富,我们是创造财富搞实业的人。

  《中国慈善家》:或许,这恰恰源于我们的制度缺失,而不是动机谁更纯粹的问题。你觉得盖茨和巴菲特去年来华有没有对中国的慈善环境产生影响?

  宗庆后:其实我倒觉得他们做得不成功,他们后来也不敢说是来劝捐的嘛。

  《中国慈善家》:如果当时你要有时间的话,会去参加他们的晚宴吗?

  宗庆后:也不一定。那时刚好要去国外参加福布斯的一个年会,所以没有去。其实,我这个人不大愿意凑热闹的。

  《中国慈善家》:你还是那种比较中国式传统、比较低调的企业家?

  宗庆后:本来就挺引人注目的了,再高调一点更麻烦。

  专访手记

  宗庆后朴素的慈善观,惊人地暗合着国际流行的CSR理论。如何将这种“智慧”加以制度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国命题

  文  |  朱敏

  一如他的外表很难让人联想起这是位头戴“中国首富”桂冠的实业巨贾,若非与之相聊那样长的时间,谁也不会把他从牙缝里挤出的三言两语,当做什么振奋人心的“首富箴言”大书特书。

  三月初的一个晚上,在深藏于车公庄大街普通住宅小区的娃哈哈集团北京办事处,宗庆后刚应付完两家日本媒体和一家中国著名财经杂志的短暂群访,就立即认真而热情地接受了我们的独家特别专访。于是就有了这期封面故事。这也是我们创刊以来,第一次以企业家作为杂志封面人物。

  关于财富,关于慈善,宗庆后的大白话里诸多再朴素不过的理念,实在引人沉思。其中,尤其让我暗自吃惊的一点,是问及对“慈善家”的定义时,他给出了这样的“三段论”答案:“首先要为社会创造财富;第二,先把自己企业的员工弄好,让他们生活富裕起来,收入不断提高;第三,有钱了之后再做点慈善事业,帮助它培育造血功能。”

  这个“三段论”,显然不会像他的“首富”名号那样受人重视,恐怕也难以写入慈善思想史,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宗庆后所表达的类似朴素的慈善观,不仅在全国工商联领导人那里有着强烈共鸣(见本期论道《对话经济学家王忠明:慈善是财富的必然逻辑》),更惊人地暗合着现下国际非常流行的CSR(企业社会责任)理论!

  还有诸如“我们的财富,目前无非是以个人的名义在掌管,到一定时候都将是属于社会的”、“救急不救穷”等话语,一同构成了大巧若拙的宗式哲学。

  其实从更宽广的历史视角来看,上述财富观和慈善观,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的主流看法。这代企业家因日夜奔忙于实业创建和财富积累,虽渐渐掌握些企业社会责任的常识,但对真正意义上的慈善,则往往缺乏更为系统的关注与思考,多在大灾大难时以捐款的形式喷薄其爱心,鲜有将慈善作为事业规划重要方面的。从这个意义上,足见中国首富与世界首富之距。那些流于碎片化而不乏智慧的朴素话语,也将成为一个时代的典型符号。

  然而,究竟如何将这种智慧加以制度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国命题。今天,相比在商业上日益表现出对资本的开放心态,对于慈善,宗庆后也表示出一些“西学东渐”的愿望,诸如打算通过建立中国版的“诺贝尔基金会”来鼓励国人创新,像极了盛装出发、见贤思齐的虚心学徒。

  访问结束后,一向低调而强悍的宗庆后,欣然为本刊慷慨题词——“希望《中国慈善家》杂志能让中国更多的富人关注并投身于中国的慈善事业,让中国的老百姓富裕起来。”这位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的代言人笑言,他将来要做“《中国慈善家》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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