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

　　28日公布的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登记情况，某种程度上让我们管窥到了人口政策危险的一面。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总人口约为13.39亿人，比10年前增加7390万人，年均增长0.57%。

　　单纯从总量而言，中国人口规模庞大，而且还在增加，这似乎支持了一些人口学家所谓的中国不存在人口减少风险的观点。但值得注意的是，与10年前相比，最近10年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平均下降0.5个百分点，降幅几乎接近一倍。另外，家庭户规模继续缩小，全国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3.10人，比10年前减少0.34人；老龄化进程进一步加快，6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3.26%，比10年前上升2.93个百分点。上述数据尤其是人口增长率的下降速度，显示出中国人口在总和生育率、人口结构、人口发展方面存在很大风险。

　　正如用GDP来衡量经济增长一样，人口学界喜欢用总和生育率来衡量一国人口的增长情况。总和生育率在2.1被公认为是一国维持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正常人口更替水平，过高或者过低都不好。实行计划生育前，我国的人口时代更替水平远高于2.1，经过30多年的发展后，尽管学界对中国目前的人口时代更替水平判断不一，但普遍预计在1.4左右。这个低生育水平会产生什么后果？人口学家的简单模拟结果显示，假定未来的总和生育率维持1.4不变，十代人之后，中国人口规模将是目前人口的2.8%左右，即不到4000万人口，一些城市比如上海，由于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在0.8左右，如果保持不变，在十代人的时间内，其人口数量将减少为现在的万分之一，即由大约2000万人下降为2000人。

　　当然，这只是理论的推演，现实中不大可能发生，因为人口的发展受到包括国家政策在内的很多变量的影响。然而，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即随着生育的成本越来越高，人们的生育意愿越来越低，这就是发达国家即使采取鼓励措施人们也不愿生育的原因。中国现在也出现了这种趋势，而且越来越明显。

　　大国之所以为大国，一个必要条件就在于要有一定的人口规模。因此，对于一个有志于成为世界大国的国家而言，人口增速必须保持在时代更替水平上，至少是不能低于这个水平太多，否则，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乃至国家安全都会出现问题。

　　中国的人口诚如此次普查结果显示出来的，已经出现严重的性别比失调、人口老龄化、人口流动加速、独子化等特征，撇开其给社会发展带来的其他影响不说，仅从经济而论，中国经济起飞的一个有利条件是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整个前30年改革开放期间，劳动力的数量、质量和价格具有明显的优势，并形成和保持很高的储蓄水平和资本积累率，使得主要依靠投入的增长方式就支撑起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这就是所谓人口红利。根据一些专家的估算，人口红利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率占到了26.8%。

　　人口红利其实得益于实行计划生育前及计划生育初期较高的生育率所带来的人口结构的年轻化。虽然在实行计划生育的30多年中，中国少生了4亿人口，这为中国的减贫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但若没有这个持续了40年左右的人口红利期，中国经济要想这么高速度的增长，是不可能的。但随着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劳动年龄人口也跟着下降，社会总抚养比上升，经济发展的人口优势将逐渐消失，人口红利从而将枯竭。

　　迄今为止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是建立在劳动力结构年轻化基础上的。一旦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逐渐消失，中国经济将进入一个人们以往并不熟悉的发展环境，现在依靠劳动力数量和价格优势的发展模式将会遇到极大挑战，包括少儿人口的大量减少，削减了内需；中国在未富先老的情况下过快进入老龄社会，为本不健全的社会保障带来巨大风险；人口素质的逆淘汰，延缓了产业结构升级等。这就是人口红利消失的后果。而据一些专家估算，假如不实行计划生育，人口红利则至少还可延长40年。也就是说，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人为改变了人口红利的周期，如果不及时调整生育政策，30余年少生4亿人减少的社会发展成本，将会由未来的人口减少以及老龄化导致的低经济增长等代价来支付。

　　应该看到，经过30余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国现实的社会经济环境与中央发布提倡生育一个孩子的公开信的1980年相比，已发生实质性变化，人们的生育观念也有很大改变。中国并不存在放开生育二胎所带来的人口膨胀风险。鉴此，应科学评估允许生育二胎政策的可行性，尽快对人口政策作出务实调整。正如胡锦涛总书记26日指出的，要坚持和完善现行生育政策。在笔者看来，这里的关键就在于“完善”。因为人口的再生产有一个时间周期，必须提前规划布局，不能等到问题已爆发再来匆忙解决，那就晚了。

　　总之，人口问题涉及每个人的切身权益，中国未来要想成为一个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就必须使自己的人口规模更加合理，人口结构更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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