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商灏 北京报道

　　中国学界对于美国经济学家鲁比尼最近有关中国经济“2013年后遭遇硬着陆”的预测，有不少质疑。反对的声音认为鲁比尼错误判断了中国人口结构、投资和收入等方面的基本趋势，其“药方”也未必“对症”。

　　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平教授最近发表观点称，由于过去赖以发展的很多条件将在“十二五”期间发生变化，中国经济增长将在2017年后下一个台阶。张平预测2015年中国劳动力供给总量下降，中国人口红利下降，调整结构不能再依赖生产要素无限供给，而能源消耗和排放已经严重制约发展。张平据此推论中国经济在2017年后将从现在的8%-10%的区间降至5%-7%的区间。

　　4月27日，《华夏时报》记者专访了张平，请他进一步阐述观点。

　　重要趋势是人口红利结束

　　《华夏时报》：以预测出美国住房市场崩盘及随后的全球信贷危机而闻名的所谓“末日博士”鲁比尼，最近对中国及其当前的增长模式给出了悲观性的预测，认为“中国大概会在2013年后遭遇一场硬着陆”。您对此如何看？

　　张平：首先我想明确地说，鲁比尼并非是完全从经济学的含义上来讨论问题，一些搞资本市场的人，可能会认他，但在经济学的主流研究领域里，并不存在鲁比尼这个人。

　　其次，无论从国内和国际的经济预测上来看，若不是投行预测，也不是媒体预测，则对于中国经济的前景，都没有过鲁比尼那样的悲观性预测。

　　《华夏时报》：在您看来，未来中国经济，有哪些非常重要的特征？

　　张平：未来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人口红利的日趋下降。对于2015年中国人口红利结束的判断，学界已基本形成共识，也有些预测认为人口红利结束期最多会推迟到2017年或2018年。我们的研究结论是，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将在2015年达到顶峰，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力下降，增长率由9.5%可能下降至7.3%。我认为到2015年，“第一人口红利”结束后，中国经济增速就会从现在的8%-10%减到5%-7%。2025年或2030年以后，可能减到3%-5%。

　　我们所能看到的中国经济另一个重要特征，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现在还没有完成。中国经济增长过去主要是靠要素积累，而在人口红利结束以后，也就意味着靠要素积累的增长模式，基本结束。因此，在这一段时期内，一定要使中国经济的技术进步的贡献等，达到较高程度。生产力的提高离不开城市这个平台。城市聚集导致技术进步和服务业发展是矫正当前发展方式的重要步骤。

　　核心问题是税收体制问题

　　《华夏时报》：您前不久曾预测中国经济将减速，依据是什么？

　　张平：本次“十二五”规划中，以及我们的研究中，都认为节能减排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大任务。仅仅节能减排，其对十二五时期经济的冲击，就使潜在增长力下降一个百分点。

　　至关重要的是，中国目前这种以流转税为基础的税收体制，导致各个地方都竞相加速扩张自己的产业链。比如，那些有铜矿的地方，要求产业链延伸到铜厂，生产铜产品，以扩大本地税源规模。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十二五期间，中国重工化倾向将不是减弱了，而是在加强。发达地区通过进口原材料，搞重工化，落后但有资源的地区，也搞重工化。这个倾向有一定的客观需求。因为城市化的发展，推动了对于重工业的需求。然而这种模式在当前飞涨的国际石油价格和原材料价格的冲击之下，将遭受到非常大的压力。

　　我们已经看到，美国在石油危机中的一个结果，就是去工业化。在中国，当前加速重工业化的过程中，显然要受到过高的石油价格对其造成的很大冲击。

　　中国十二五规划里已经提到，要提高服务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但税制结构调整中，试图将增值税扩大到生产型服务业，这件事情迄今为止仍然举步维艰。可见在税政安排上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划分非常复杂，但当前税政改革滞后直接影响着当前的产业结构调整。

　　来自外部的很多冲击又眼看着越来越强。虽然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并未减弱，但现有的税制安排或税制结构不加以调整，万一国际油价上蹿更高，则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压力将非常大。

　　因此，我觉得中国经济当前的核心问题是税收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不进一步加以认真解决，将会很严重。

　　《华夏时报》：税收问题的解决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有怎样的意义？

　　张平：我们知道中国的税收体制自1994年实行了所谓的分税制改革以后，体现了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必要的税收模式。其中的流转税，意味着只要企业一开工就征税，以增值税为主，也叫流转税征收体制。这保证了工业上交税。基于中央集中税源的方式，流转税75%给中央，25%留地方。然而随着中国的城市化快速发展，我们需要新的税收模式或体制。

　　我们已经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世界各国的城市化，都意味着每一个市民要享受教育、医疗、养老、失业保障等一系列作为一个市民应该享有的东西，而政府所提供的相关服务，都应与纳税人的纳税水平相挂钩。所以城市化时期的税收体制不应再是工业化时期的税收模式，这一重大改变，是在城市化基础上孕育出来的。这个时期的税收模式，应该是中央少拿点，地方多留点，以服务于城市化，服务于社区，而不是中央集中拿大量的工业化税进行大量工业化再投资了。

　　所以这里涉及到了一系列税收体制改革的问题，只有流转税与所得税并重的税收模式，才能够使纳税人知道权利和义务，也逼迫政府税政透明化，才能减轻各地方政府现在大干快上的GDP冲动效应，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格局。从这个意义上看，税制改革是一个根本。如果不改变税收模式，大量城市居民很多社会福利保障，只能靠地方政府卖地来弥补，必然使得经济结构扭曲失衡的问题更加严重。

　　中国经济减速并不很可怕

　　《华夏时报》：您曾提出观点说，城市化的战略性选择是中国经济转型成功与否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并认为中国经济将在2017年有可能增长降速。我们应如何理解其中的逻辑？

　　张平：我们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个新预测是，城市化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不容乐观。原因在于中国城市化增速正在逐渐减缓。按照十二五规划，未来五年中国的城市化率的平均年增速为0.8个百分点，整个“十二五”期间，城市化率可能要突破50%，达到51.5%。

　　根据国际经验，城市化率在30%到50%之间，是快速、普遍的城市化过程。城市化率达到50%以后，一定要有一个城市化模式的选择。

　　这方面，中国的有关研究结论是，城市化将面临逐步减速的压力。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也会有所减弱。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土地城市化，以每年6%以上的速度增长，而人口城市化，只有3%左右。呈现的结构是，土地城市化速度高于人口城市化速度。这使得城市化最重要的指标即人口密度的提高，通过人口聚集效应降低公共基础设施的成本，加快分工发展服务业，并通过教育的外溢推动内生增长的技术创新，目前都遇到了一个极大的挑战。

　　很多人开玩笑说，到2015年，虽然城市化人口占到了51%，那时候，按照我们的保障性住房加上城市化扩张，住上70%的人口应该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些都使得城市化到2015年以后，逐步从现在的所谓土地基建扩张城市化阶段，进入城市化运营阶段，那时候的城市运营成本压力比较大。

　　因此，我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将进一步放缓，中国将面临空间布局的重大选择。此外，由于土地财政一直是中国城市空间高速扩张的动力，各地方政府一直热衷于依靠卖地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所以十二五期间政府将对空间布局的改变做出重大决策。

　　城市化模式的选择取决于如何选择资源的合理配置，由于中国的要素是被政府强力干预的，故政府的作用十分关键：一方面要降低行政成本，另一方面要推进中央政府主导下的全国社保体系建设，此外，政府要积极介入经济适用房的开发。

　　东部城市已经选择了分散的城市化模式，不少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向中部转移，当前的重点是“决战中部”。中国目前正处在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的阶段，投资还将继续上升，投资率达到55%以上消费率才会提高。

　　很多研究认为，到十三五的时候，经济增长的动力等各个方面的减速是确切的。到那时候，中国经济增长的区间，可能会下移。只有在“十二五”期间调整经济发展模式，中国才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迈向更高的收入阶段。

　　《华夏时报》：中国经济的减速，是很可怕的事情吗？

　　张平：客观地说，中国经济的减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即便按照十二五规划，到十三五的时候，中国经济的减速区间达到5%-7%，则中国经济的增速在全球各国中来看，依然很快，也照样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以，中国经济的减速，并不很可怕。所以，重要的问题，依然是在减速之前，能够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否则，当减速突然发生，而结构又未调整完成，那将是一个麻烦。

　　为什么这样说？我们看到，城市化建设负有很多成本因素。城市化推进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土地要素价格的上升，以及随之而来的整个基础设施的成本提高。这使得城市化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景气周期阶段，另一个是高成本管理周期阶段。

　　中国目前正处于城市化的景气周期，这个周期一旦结束，没什么地可卖了，人口流动也差不多了，经济会非常麻烦。城市现在靠高成本获得的利益，到时候就会成为阻碍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高成本因素。城市大量的基础设施每年都需要维护费，必须由内生性的产业发展才能支撑，这些都与创新和服务业有关。如果没能孕育出这些产业，最后肯定出问题。

　　中国的城市化到2020年前后，就会进入高成本管理周期。那时如果没有合理的城市化规模，没有创新导致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没有服务业的发展，城市将会凋零，发展的持续性将受到挑战，特别是城市住房高价，导致移民难以成为市民，出现大规模的人口漂移，社会问题就会增加，这些都会阻碍中国经济的增长和人民的幸福，所以抓住十二五这一战略机遇期，加速调整，特别是税收体制的改革，成为了重要的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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