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湖源 万涛 伍永达

　　“过劳死”这个词，能让人产生直接联想的也许只是血汗工厂里没日没夜加班的工人，或者最多也就是IT企业的疯狂痴迷的“技术民工”，与会计师事务所几乎沾不上边。

　　不过，近一个月前，这两者之间却产生了让人悲凉的联系，“普华永道25岁女硕士过劳死”的微博(http://weibo.com)网上被疯转。

　　会计师事务所员工“过劳死”？

　　会计所员工，一个看起来如此体面而且高尚的职业，他们意气风发，专业而又严谨，她们青春活力，深沐外资之灵气，他们薪水高诱，而又学资深厚，更兼雇主深通法律精神，而又“以人为本”，如何能发生如此事情？

　　也许，这里有一个并非人人共知的故事，也许大家只看到了行业的冰山一角。

　　1.普华“多事”

　　普华永道方面只是证实有审计部门入职半年的新员工近日不幸病逝，不过他们否认“过劳死”的说法。公司表示，该名员工于3月31日因发烧开始请病假，随后在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接受治疗。由于病情加重陷入昏迷，于4月6日转入华山医院。这些治疗的努力未能控制病情，于4月10日晚不幸去世，死因是“病毒性脑炎”。目前，公司已经安排工作小组，帮助该名员工的家人料理后事，也为与其共事的同事提供心理辅导。

　　尽管，尚无权威说法证实此事为“过劳死”，但这一员工高强度工作对病情迅速发展，以及身体产生不利影响的相关性，普华却难以否认。

　　此外，有消息称年初，香港一间四大所也出现疑似“过劳死”事件。四大(普华永道、毕马威、安永和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简称)一直在倡导“work-life balance”(劳逸结合)，结果为何如此突兀？

　　“过劳死”疑问只是矛盾激化的一个极点，近几年四大麻烦不断，劳资矛盾纠纷明显上升，而轻生案例更是令人唏嘘。

　　3月底，有人在大连森茂大厦顶层跳楼自杀，据内部人士称此人是在该栋大厦办公的普华永道大连分所的员工，但这说法目前限于内部员工流传，未获得官方证实。被媒体证实的是，2006年一名该所胡姓的员工同样选择跳楼方式结束生命，原因不得而知，但结果令人悲叹。

　　在2004年前后，普华永道亦曾出现过较大的劳资纠纷。在合并了因安然事件而倒下的安达信的中国区部门之后，管理问题导致了劳资关系对立。工作量与收入的不匹配以及高层人员与普通员工之间收入差距过大引发了近乎“罢工”的情况，最终以资方给予一定加班费用并提前发放花红而暂告解决。

　　2.“四大”薪资不再诱人

　　金融危机前，四大在中国业务发展迅速，占据国内审计行业业务半壁江山。四大国有银行大单及众多海外、H股上市国有大鳄审计单子几乎悉数落入囊中。

　　以中国移动为例，从2005年到2010年，该公司给予毕马威的审计费分别为5900万港元(按年末汇率计6137.77万元)、8000万港元(按年末汇率计8021.44万元)、7800万元、7600万元、8000万和8300万元。同样由毕马威审计的中国电信数据则显示，从2005年到2010年审计费用分别为4576万元、6100万元、5800万元、8000万元、6750万元和6700万元。

　　个中收费不菲，员工劳动报酬一度令新毕业生眼热，投身者若鹜。

　　一位已经离职的前四大员工表示，随着晋级连续数年都能拿到30%或以上的薪酬加幅，颇令人满意。记者在网上获得的一份前几年的资料显示，四大第一到五年工作经验员工的正常月薪大概为5500元、7000元、11000元、15000元和20000元，多名受访四大员工证实该资料基本属实。

　　然而一切在金融危机中戛然而止。

　　金融危机对四大审计收入产生了巨大影响，员工的收入相应调整。一位毕马威员工向记者透露，从2005年至2008年，新入职应届本科毕业生起薪分别是从5000元升至5500元，此后便没有了增长，2010年更降为5200元。

　　不过，四大员工收入并不全部来自于起薪。由于加班是家常便饭，因此加班费就成为了收入相当大一部分。

　　根据多名四大员工的描述，如果有审计项目，根据加班时间不等，加班费甚至成为主要收入来源，高者可占到收入三分之二，即使不济也至少占到三分之一。因为底薪并不太高，越是基层员工越是依赖加班费的收入。

　　2008年8月，德勤率先公布了取消加班费的政策。其后，安永、普华永道和毕马威也陆续加入。有四大员工在晚上接受采访时戏称：“现在(晚上10点)下班还没有加班费，一会你买单吧。”

　　此后，冻薪、无薪假期乃至裁员等的政策相继而至。

　　也许“节流”政策对于度过金融危机很必要，但是“被自愿”选择无疑让员工觉得十分寒心。

　　金融危机时及之后，四大为节流做出了许多发明创造。

　　毕马威的PPL(part pay leave，即公司只给员工交五险一金，除此之外员工无到手收入)以及“弹性工作制”(即没有项目做的员工可以“选择”放无薪价，不特定假期长度与时间段)，安永的Leave of Absence Program(LAP)的计划等，各种名目的减省工时的方案，不仅降低了员工收入，更严重打击员工士气。而金融危机期间，国内经济刺激计划既快又狠，所以国内非出口制造行业企业鲜有裁员和减薪措施。

　　2010年后，尽管加班费均得到了恢复，但实际能否拿到以及量的多少仍取决于项目，难以稳定预期。一位从事金融业审计超过一年的毕马威员工表示，其每个月的收入基本上就是税前6600多元的基本薪金，而加班的工时只能“自愿”折算成假期补休。

　　“很羡慕一位入职不久就离开的同事，她的下一份工作是一国企的财务岗位，月收入也能到四五千，更重要的是——准时下班。”他说。

　　据悉，今年应届本科毕业生入职四大的起薪约为6000元，已经回到甚至超过了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但考虑到CPI的上涨幅度，更不消说房价上涨幅度，实际工资水平不增反减。而普遍也预期薪金随年资增长幅度也难以回复金融危机前的水平。

　　如果考虑国内其他行业收入情况，不管国企及民企收入都攀升极快，很多薪酬已经接近四大水平。特别是金融行业，薪酬普遍超越四大。这对四大员工构成了“致命诱惑”。

　　一位即将入职四大的香港理工大学金融学毕业生不无抱怨地指出，若非没有其他更好的机会，也不愿到四大工作，实习期间早已有所体验个中艰辛。

　　“12000港元的月薪在香港并不多，只是在四大工作相对更易取得HKICPA资格。如果像内地一样对于考取CPA资格限制较少，在四大工作并不划算。”他抱怨说。

　　而有此想法者，不在少数，因此，混一个四大资历远走高飞，几乎成为多数新毕业生的选择。其结果就是，四大员工忠诚度甚小，流失率之高为其他业内所罕见。

　　根据多位曾工作在四大的员工估计，几乎每三四年就会换上一拨人。不过这一数字，并未获得四大官方的证实。

　　而四大的管理层并非不知。因为流失率太高，四大今年招人时，颇在意新招聘员工忠诚度。前述毕业生指出在数轮面试中，反复被问及打算在此事务所工作的年限，而合伙人亦在面试时向她表示，人员频频流失其实是因为工作过于辛苦，故而很在意她服务意愿年限。

　　但意愿是一方面，要在四大长久工作必须要有资本才行。网上内部员工戏言，在四大脱颖而出的都是身体最好的。

　　“进四大，必须要有好身体。”这不知是共识还是戏谑。

　　“其实大家只是各取所需。公司需要人力来应对忙季大量业务，而员工需要时间积累工作经验并考取CPA资格。”一位准备辞职的四大员工如此看待四大的工作。

　　多年前，对于国内各大财经院校应届毕业生来说，进“四大”可谓是心中的梦想。问及投报四大的原因，大凡得到的回应多为“镀金”或“经历”。

　　然而，随时间的推移，“四大”曾经的光环也渐渐淡去。即便如此，每年依旧有成千上万应届毕业大学生争着抢进“四大”，据了解，仅2010年，普华永道中天北京分所就招进了近500名应届毕业生。

　　3.“四大”何以为大？

　　“四大”之称，在于其头顶外资光环，兼一时“独立客观”名声极大；更在于四大审计业务在国内四家独大，几乎垄断，地位无与伦比。

　　一名资深的业内人士感叹道，“四大”为何尤其独大地位，其实是国内会计师事务所“拱手相让“的结果。

　　1998年，以脱钩改制为契机，以北会和京都两家会计师事务合并成立北京京都会计师事务所为标志，揭开了国内注册会计师行业合并、重组的序幕。1999年以后，中国注册会计师事务所为了提高竞争力，改变规模小、实力分散的状态，掀起了第二次并购浪潮。

　　通过一系列的并购，国内出现了几家比较大的跨地区跨行业的会计师事务所，然而，在银广夏、蓝田股份和郑百文等一连串上市公司审计舞弊案不断爆出后，以深圳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为首的一批国内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轰然倒下。

　　2002年2月，财政部、证监会联合发文批复，吊销中天勤、华伦、中联信、深圳同人、深圳华鹏五家会计师事务所及有关注册会计师证券许可证。

　　一时间，国内会计师事务所风声鹤唳。

　　据业内人士称，2000年左右，中天勤深圳曾排名第一，全国位列五强。

　　中天勤等倒下后，大批的业务客户成为各事务所的必争之地。在这些上市公司聘任的新会计师事务所中，包括出事前的安达信在内的“五大”面孔开始频繁地出现。

　　此后，本土会计师事务所经历过一段相当混乱的发展时期。一向很少题词的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亦为国家会计学院题词“不做假账”，在业内也是引起轩然大波。

　　“国内的注册会计师审计起步比较晚，行业制度等各方面不规范，业内的一些从业人员鱼目混珠。”国内一位高校的会计学教授表示，“当时连续几起上市公司舞弊案，带来的影响确实恶劣，也导致国内的审计行业道德遭到外界的质疑，本土所出现了严重的信用危机”。

　　由此而引发的，则是一连串的恶性循环，大量政策也开始向外资所倾斜。

　　2001年12月，证监会发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5、16号》文件中规定，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或再筹资时，财务报告除国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法定审计，应聘请获证监会和财政部特别许可的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按国际通行的审计准则，对其按国际通行的会计和信息披露准则编制的补充财务报告进行“补充审计”。

　　此外，一些银行也相继规定，贷款的公司必须到指定的外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信用审计。并且，国内大的央企和国企海外上市也纷纷携手“四大”(即彼时的“五大”)。

　　“由于当时我们要和国际的会计制度接轨，国企到境外上市也要符合国际准则，而境外的机构只认可‘五大’的审计结果。所以，所有的大型国企都要用‘五大’来进行审计。”该人士表示。

　　亦有业内人士指出，这些外资会计师事务所自身也“都有虱子”，不然也不会从“五大”变成了如今的“四大”。

　　从安达信到毕马威国际，从普华永道到德勤、安永，“五大”在2002年的诚信危机中纷纷落马，名噪一时的安达信更是因为“安然一案”从此销声匿迹，安达信中国业务亦被普华永道收购。此外，普华永道被美国SEC罚了款，毕马威国际也因“施乐案”吃了罚单。

　　无独有偶，在美国“五大”深陷会计丑闻的时候，本土的会计师事务所又一次遭遇了诚信危机的挑战，这种危机远远超过了当时的“五大”。

　　记者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数据计算的结果显示，2002年-2007年间，“四大”在全国百强会计师事务所总收入中占比逐年增长，从2002年得38.22%一直攀升到2007年得55.45%，2008年金融危机后虽有回落，但一直维持在将近一半的水平上。

　　“近些年，内地会计师事务所虽处在高速发展时期，但与‘四大’相比，在审计流程的设计、服务网络的覆盖、品牌影响力等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前述会计学教授指出，虽然“四大”收取的审计费用较高，但很多公司仍将其作为外部审计师的首选。

　　不过，“ 四大”收费之高是有“底气”的。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主要原因还是凭借‘四大’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和垄断的地位，而国内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发展历史总体上还比较短，尚难以与‘四大’相抗衡。”

　　由于专业技术的先进和市场的垄断，四大在审计行业基本上处于“各占一山”的局面，因此可以“坐地起价”。记者查阅了注会协会2002-2009年度的会计师事务所前百家排行榜，排名前四铁打不动的是“四大”，而其他数百家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则分享剩下的“半块蛋糕”。

　　以2009年度国内百强会计师事务所的收入情况为例，前百家事务所共实现收入206.1亿元，其中，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就实现收入91.3亿元，占比达到44.3%。

　　我国四大国有银行的上市审计之时，“四大”很默契地各分得一杯羹，其中安永审计工行，普华永道审计中行，毕马威审计建行，德勤审计农行。

　　公开资料显示，仅四大国有银行的上市审计，四大就分别赚取了工行2.1亿元、中行1.36亿元、建行1.51亿元和农行1.51亿元。

　　事实上，每年四大行的年报审计，“四大”更是赚得盆满钵满。建行、工行、中行的2010年年报显示，2010年，普华永道从中行收取审计费2.13亿元，安永从工行收取审计费1.78亿元，毕马威从建行收取审计费1.4亿元，德勤从农行收取审计费1.3亿元。

　　4.“四大”往事

　　然而，独撑半边天的四大是否真的在审计质量上较本土所略胜一筹呢？如果这个问题放在十年前，答案不言自明。但是今天来回答这个问题却未必能一言概之。

　　四大虽然声望极大，但却并非没有丑闻，甚至一度麻烦不断。只是当时国内几乎所有中介机构包括会计所底线全失，表现的更为糟糕。

　　2001年当时全球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安达信因参与安然财务舞弊而导致破产，并没有给剩下的四大敲起警钟。

　　2005年，科龙案件浮出水面后，中国证监会直指德勤“审计程序不充分、不适当，未发现科龙现金流量表重大差错等。”

　　德勤在2001至2003年担任科龙审计师，这三年德勤向科龙电器收取的年度审计费分别为350万港币、420万港币和550万港币，平均每年以100万港币的速度递增。增长速度和科龙本身的规模变化并不同步；但身为审计师的德勤，并没有对这一异常现象提供任何解释。

　　通常而言，上市公司非常规改聘会计师事务所，或者审计费发生重大波动，都可能是上市公司财务问题的预警信号。

　　2005年，普华永道被外高桥(14.87,0.22,1.50%)告上法庭，后者称普华永道在对其2003年及2004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过程中，并未严格执行《独立审计准则》，造成公司超过2亿多元人民币资金被非法挪用。

　　2007年，普华永道在日本的分支机构中央青山普华永道因为日本化妆品巨头嘉娜宝做假账，而被日本金融厅处以停止大客户审计资格两个月的严厉处罚。此后该机构更名为Misuzu审计公司。

　　2008年，美国第二大抵押贷款公司新世纪(19.50,0.70,3.72%)金融公司的破产案也揭露出了毕马威在审计过程中，允许新世纪篡改会计数据，使其账面数据“扭亏为盈”。

　　2009年，香港安永因在雅佳控股审计中窜改审计底稿和审计失职，遭雅佳控股清盘人索赔巨款，市场传闻双方最后以安永赔偿2.5亿美元达成和解。

　　2010年初，香港安永又因牵涉泰兴光学虚报关联方利润一事，损害债权人利益，被清算组要求赔偿2.5亿至3亿港元。

　　而在雷曼破产案中，安永也被美国证监会指对雷曼将500亿美元资产以“回购105”手段不正常划至表外，以隐藏负债和降低杠杆的事件没有尽职。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会计与资本运营研究中心主任卢锐副教授不久前则对本报记者表示，四大最大的优势还

　　是品牌和声誉，因为审计强调的是第三方鉴证，公正独立的立场和会所的声誉很重要。

　　至于审计质量，卢锐表示“学术界的研究认为四大并不见得审计质量比本土所高，很多时候环境会影响审计质量，比如说四大在美国会严格执行审计程序，但在中国则会做一些程序简化。”

　　本土所信永中和的一位高级审计师也对记者表示，在审计程序和方法上，四大与本土所并没有什么区别。

　　而且有时候企业选择四大审计也是冲着声誉去的，会计师事务所甚至成了企业舞弊的挡箭牌。

　　在2001年底，格林柯尔被揭发涉嫌银广夏式欺诈时，顾雏军的唯一抗辩理由就是“公司业绩经安达信审计”。虽然彼时安达信已是摇摇欲坠、即将倒闭。

　　不过，青叶浩勤会计师事务所总监何志威也表示，内地本土会计师事务所也有许多审计丑闻，只不过四大发生的丑闻被放大得更多。

　　香港中文大学会计学教授吴毓武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大所与小所的区别主要在于两方面，一为其审计师有没有能力发现问题，二为会计所有没有独立性。”

　　“从这两方面综合来看，四大所虽然也出现过种种事故，但总体仍比其他所更具专业性和独立性。”吴毓武认为，首先四大所很大，客户很多，有能力跟质量不好的客户“say no”，这能使其保持更好的独立性；另外，由于四大本身规模很大，无形资产很多，所以会更注重由于客户出问题而引致的自身风险，安达信的破产就是最好的警示案例了。

　　不过，以上种种丑闻也并非全是会计师事务所之过。

　　“公众审计的根本原则是会计师事务所根据审计准则判断被审计对象的会计报表是否符合会计准则，”吴毓武表示，“这里面涉及两个准则，而这两个准则在全世界都一样有其本身的局限性，并不能像审计署审计一样什么都能查。”吴认为，如果公司刻意作假，很多时候会计师事务所并不能察觉。

　　而公众审计最大的悖论是，很多时候是上市公司高管花钱聘请会计师事务所来审自己。这在根源上就妨碍了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性。

　　5.“四大”变局

　　不过，随着本土所的崛起，以及一些机构有意打破四大之间默契，与其他行业一样，国内审计行业也打起了“价格战”。

　　一位“四大”工作的人士透露，“四大”收费高，但为了争夺市场份额，也不惜通过“降价”来吸引客户。

　　从2007年起，四大当中就有一家开始通过低价竞争来挖客户，客户增多了，又去其他家高薪挖审计人员，结果导致行业内的恶性竞争，审计费用不断被压低，优质团队也被不断挖走，造成了审计质量的下降。而该所在经历了短暂的市场份额激增后，又开始大规模降低成本。

　　而作为人力极为密集的服务行业，降低成本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降低员工的支出，因此降薪、取消加班费以及无薪休假等就成为多数所的共同选择。

　　除了竞争导致审计费降低之外，金融危机也造成了一些企业无法拿出原来那样高额的审计费。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有些企业在2009年的审计费用甚至打了五折。

　　此外，作为国有银行大股东，汇金公司有意打破“四大”四分天下的垄断和长时间审计可能产生的“审计无效”。2009年底，汇金提出对已经上市的三大行实行外部审计师“轮岗制”，2010年初提出由建行开始试行。

　　2010年12月，财政部发布《金融企业选聘会计师事务所招标管理办法(试行)》，其中规定所有国有及控股金融企业，必须定期通过招标等方式轮换会计师事务所，而这一期限，被定为三年，并且连续聘用同一会计师事务所年限不得超过五年。

　　建行“换所”之前，毕马威已连续担任其审计师达7年，其间经历了建行从坏账剥离、财务重组、股份制改革、IPO至内部战略转型等一系列重大事件。

　　业内人士称，近年来中国银行(3.37,-0.01,-0.30%)业资产规模激增，审计一家大型中资商业银行需要的人力、劳动时间等成本也在不断攀升。而毕马威作为第一家服务于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审计的国际事务所，从建行处收取的审计费用却相对其他两大上市银行较低。

　　作为试点，建行更换了为其服务七年的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自2011年开始与普华永道合作，打破了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均分”四大国有银行的格局。财政部发布的《管理办法》，则意味着包括各类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担保公司等在内的所有国有金融企业，都将面临审计师的“大轮岗“，包括普华永道审计同样长达七年的中行等。

　　6.本土所挤压

　　另外，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垄断中国会计市场高端业务的格局正在逐步发生变化。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郭晋龙称，财政部在战略上着力支持本土事务所做大做强，且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中国政府也开始注重国家经济与金融安全的保护。

　　而本土事务所要壮大并走出去，首要条件便是内地会计准则要与国际趋同，如此才有对接的平台基础。

　　何志威也表示，财政部和中注协这么多年来一年在向外学习，准则上不断的与国际趋同，国内审计行业总体来说进步很大。

　　2010年4月19日，财政部公布了《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持续趋同路线图》。

　　目前，国际上已经有一些地区开始接受内地会计准则。

　　欧盟在2008年12月宣布，会把中国内地会计准则视为等同于欧盟采纳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而香港交易所在2010年12月10日宣布决定接受在香港上市的内地注册成立公司(H股)采用内地的会计及审计准则以及聘用内地会计师事务所时，给出的理由便是“因为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已明确指出，内地会计准则已与公认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本趋同。

　　在此之前，H股上市公司和所有香港上市公司一样，一般只准采用《香港财务报告准则》或《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而A+H股上市公司更需分别根据两套准则，聘请两地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两份报告。

　　但是，港交所这一新规实施之后，最直接受益的是A+H股公司，将省去两套准则的约束。这也为直接采用内地会计和审计准则，并聘用内地会计师事务所提供了可能和基础。

　　这一规定颁布后，第一个尝鲜的是青岛啤酒(33.75,0.78,2.37%)，这个最老牌的A+H股公司在去年底便公布将采用内地准则，并且仅保留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为其审计机构，解聘罗兵咸会计师事务所。前者为普华永道在内地的机构名称，后者为其在香港的机构名称。据统计，目前已经有约17家公司选用中国内地准则报告，大多属中型公司，占H股公司总数约一成。

　　行业政策变革之下，本土所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而行业的竞争格局也在悄然起着变化，四大独占半壁蛋糕的局面正在逐步瓦解。

　　以前国内大型企业主要给四大审计，这几年国内一些大型本土所成功夺回了一些大型企业的审计。

　　中注协公布的2010年年报审计快报披露，2010年度中不再续聘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而改聘本土所的上市公司有：大唐发电(7.01,0.61,9.53%)、万通地产(5.58,0.06,1.09%)、怡亚通(11.39,0.11,0.98%)、兴蓉投资和晨鸣纸业(8.50,0.29,3.53%)等。

　　目前，国内所与四大开始在中端客户上短兵相接，并被国内所蚕食市场份额。2007年，四大份额达到顶峰为55%，此后开始逐渐降低，2008年降为53%，2009年则降为44%。

　　不过，何志威也表示，四大以及像青叶浩勤一样的外资所始终在国际化业务上面处于优势地位中，在机构分布、对国际业务的熟悉程序以及语言上的多样化都较本土所有一定的优势。对于审计的高端市场，四大仍然处于垄断地位，特别是500强的业务，仍无人撼动。

　　但黄金岁月已经消逝，竞争对手壮大，特别是定价能力的下降以及劳动报酬日益丧失吸引力，四大在国内由顶峰回落似乎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而“四大”如何重振雄风，应对新生变化可能仍需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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