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评论员

　　正值通胀压力高企之际，全国大部分地区蔬菜价格极为怪异地大幅“跳水”：来自商务部的数据显示，截至4月17日，全国18种蔬菜平均批发价格连续三周累计下降16.2%，某些地方甚至出现数百万斤卷心菜弃做基肥等悲戚场景。

　　面对突发性“菜贱伤农”现象，有关部门正在紧急部署对策，要求维持蔬菜市场价格平稳，帮助菜农寻找销路，其具体手段大至加强产销动态监测，小至撮合蔬菜直供食堂。我们希望，这些密集出台的应急之策能够尽可能快、尽可能多地帮助菜农减少损失，最起码，不能使菜农的损失大到种植热情严重受损，以至菜价再次走入暴跌之后暴涨的套路。

　　周而复始、此起彼伏的农产品价格“蹦极”能否通过事先预置的长效机制获得根治？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探究价格“蹦极”发动的根源，即，分散的、传统的、家庭为主体的小农生产方式。只要这个根源继续存在，无论外部力量如何介入(譬如政府补贴、政府指导等)，单个农户终究无法摆脱信息、交涉、执行等无处不在的高昂交易成本的拖累，而由此组成的市场也必定只能是低效率的。

　　排除已经被历史证明为不可行的集体农庄方式，改造小农生产方式可选择的路径大致有三条，这其中，又以近年来热议不止的土地使用权流转、归并最具诱惑力，原因很简单：一个真正现代化的中国只可能在多数人口转移至城市后才能建成，一个真正现代化的农业也只可能在生产单位具备规模效益后才能建成。

　　但是这条出路至少不符合现阶段国情，原因同样很简单：中国是一个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国家，尽管中国此前三十年内已经实现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但在农村依然保有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力，因此，在第二、第三产业很难提供足够就业岗位的情况下，中国不适合发展美国式的高度机械化大农场，可参照的只能是日本、韩国等国自发形成的资本—劳动双密集型模式。

　　既然无法通过土地要素集中来实现规模经济，中国的“三农”发展就只能依托资本与劳动集中以尽量消化单个农户无法承受的交易成本，而这，又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组织形式予以实现：一种是由龙头企业所带动的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一种是农户自发形成的合作组织。

　　仅就政策偏好而言，前者比较多地获得了政府扶持。2000-2005年间，中央政府总计投入119亿元支持国家级龙头企业，更不用说，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战略本就与此“不谋而合”。作为结果，农业部2008年发布的《中国农业产业化发展报告》显示，2005年时，通过这种组织模式实现的销售额占全部纵向一体化农业总销售额的60%。

　　不过，这种模式带有很难克服的内在缺陷，即，相对分散的农户和相对强势的企业违约成本都很低，因此，真正具备内在激励的发展模式反倒是被忽略的农户合作。只有在这种模式下，参与分工的单个农户才能以“股东”身份平衡农产品价格波动产生的收益与损失，也只有在这种模式下，中国的“三农”发展才能在产权清晰、权责对等的必备前提下稳步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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