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化的“顶层设计”当中存在一个重要的缺陷：在中国，走出去的主体现在是国企，而不是民营企业。

　　文 │ 本刊记者 沈晓琳

　　4月15日-16日，海南，博鳌亚洲论坛在此举行。

　　论坛召开前两天，远东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蒋锡培接待了美中能源协会的秘书长，对方开出很多优惠条件，包括土地、税收优惠，希望远东能前往投资。与时同时，德国也发出了类似邀请。

　　“国际化一定是我们一个很好的出路。”蒋锡培说，“中国企业家有条件也有能力，在这个历史时期发挥作用。我们要把国内的市场运作好，另外一定要争取最佳的时间走出国门。”

　　越来越多的机会正在向中国民营企业招手，令成长中的企业充满了国际化的想象。然而，这似乎并不是一条令人欢愉的大道。

　　挫败连连

　　从国际金融危机中走来，中国的企业家似乎看到了走出去抄底的又一个好时机。与欧美经济体疲弱的状况相比，中国经济异常坚挺。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企业就具备了竞争优势。

　　2011年3月23日，经过4个月的艰苦谈判之后，光明食品集团(以下称大光明)再次兵败海外并购，而且出局的方式让所有人惊愕：在竞购法国酸奶制造商优诺的交易中，大光明的报价比美国通用磨坊高出约1亿欧元，结果却目睹标的物落入对方之手。继收购澳大利亚CSR公司、英国联合饼干、美国健安喜失败之后，大光明以并购走国际化的道路第4次受挫。根据国际金融数据提供商Dealogic公布的数据，2010年，中国企业跨境收购的失败率为全球最高，达11%。相比之下，美国和英国公司2010年海外收购的失败率仅为2%和1%。中国企业成功的海外并购事例屈指可数，大多数海外并购(投资)的遭遇与大光明相同。

　　2010年2月，四川腾中重工收购悍马失败。同年4月，腾讯竞购全球即时通讯工具鼻祖ICQ失败；7月，华为竞购摩托罗拉业务失败，被诺基亚西门子公司以低于华为报价的12亿美元收购成功。民营企业势单力薄，在并购谈判中难以掌握话语权，成为大家对失败原因的猜想。

　　一连串的失败案例，描绘出中国企业作为国际大买家的尴尬形象。包括浙商企业新光集团董事长周晓光在内的一批知名企业家希望，在本次博鳌亚洲论坛上对于中国民企国际化的处境作一个深入的剖析。16日，博鳌亚洲论坛专门设了一个议题为“民营企业的全球化挑战”分论坛。

　　“包容性发展”

　　在过去十年，博鳌亚洲论坛成为化解相关各国矛盾的一个会场。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包容性发展：共同议程和全新挑战”。意味深长的是，本次论坛中，原先的“金砖四国”邀请了南非成为金砖第五国。

　　“金砖国家”首次经贸部长会议时，5国部长一致同意，通过扩大相互间贸易和投资进一步加强合作，并承诺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

　　过去一年，全球掀起一轮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纺服业共遭到与反倾销有关的案件40起；2010年1月，美国商务部初步裁定对从中国进口的金属丝网托盘征收最高达289%的反倾销关税；2010年6月30日，欧盟开始对我国向欧洲输出的无线数据卡产品进行反倾销和保障措施调查，9月16日开始反补贴调查，直至2011年3月3日该案终止调查。

　　贸易保护主义壁垒紧紧地绑住了中国企业迈向国际化的大腿。

　　因此，本次论坛以“包容性发展”为主题，颇有现实意义。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重说，所谓“包容性发展”，就是要使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利益惠及所有的国家和地区，使经济增长产生的效益和财富惠及所有地区。

　　虽然中国民营企业联合会会长保育钧指出，中国民企的翅膀还没有长硬；但是，博鳌亚洲论坛显示出的决心，仍令人对未来充满向往。

　　“顶层设计”

　　截至2010年底，中国民营企业达到845万户，其中组建股份有限公司的2万户。事实上，作为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部分，成为真正的跨国公司是民企的必然目标。关键是中国民企如何消融国际化过程中的各种困难，如何让世界接受具有中国特色的竞争方式，如何在向西方企业的求同中存异？

　　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认为，当下中国民企在国际化道路上还有软肋：“我们对全世界的知识还是不够的，特别去做全球投资，需要知识配合，光有钱是不够的。我们最终花的钱是不是聪明的钱？这些知识需要积累，通过实践、探索来获得。”

　　周晓光对此颇有同感。她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新光集团就开始了国际化之路。2001年时，我就带着我的团队每年跑几十个国家，不断地去学习。能不能适应这个市场，还是要我们自己去学习、提升、改变。”

　　“中国企业走出去是小概念，中国人以世界视野走向全球是大概念。”证大集团董事长戴志康说，中国企业家要改变看待全球化的观念。

　　在21世纪新十年的起点，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仅停留在浅尝辄止的层面显然是不够的，那么又如何找到适合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新办法？中国民营企业联合会会长保育钧提出要“顶层设计”。

　　“‘走出去战略’已制定十年，但缺少战略思维、战略部署和完整、系统的规划。”保育钧说：“我认为‘顶层设计’应提出一个重要的思想，即走出去的主体不应是国企而应是民营企业。国企政企不分，有政治上的风险、政治上的刁难，这个可以理解。”

　　在保育钧看来，中国招商引进的世界500强企业都是股份制的，而中国走出去的都是国有企业，容易造成资产流失。国内的企业政府监管一大帮都管不住，何况走出去呢？就像中石化一边在涨价，一边却在采购高价茅台酒。

　　“如果说现在在‘顶层设计’过程当中民营企业一下子长不大，没有这个能力，就应该让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合作，以财团的方式出去也可以。”保育钧进一步解释说，“顶层设计的第二个问题，要采取配套的方法，怎么保护我们走出去的资产？保护这些人，还要为他们提供各种方便。现在民营企业要走出去很难，民营企业花自己的钱要出去还得报批，所以很多民营企业丧失了机遇，很可惜，这种损失谁负责？政府官员不负责，民营企业只好自己负责。”

　　保育钧希望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要理性，他认为，有一些可以做贸易，有些出去办工厂，有些搞研发机构，再大一点的就是采取合资的办法，有实力、各方面条件具备就出去并购，但前提是一定要量力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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