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申学山

　　杜牧的《清明》脍炙人口，但是悬疑不断。本文或可解疑。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

　　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好诗，也是古代诗歌当中描写清明节的最有名的诗篇。长久以来，围绕着这首诗歌，很多文人墨客们心中一直有两大谜团。首当其冲的可能很多文学爱好者都熟悉，那就是杜牧有没有写过《清明》诗。按照杜牧在唐代的影响力，杜牧的作品当时就应该非常有名，但是，在唐代和北宋年间编纂的《全唐诗》包括杜牧诗集等文集里，居然找不到《清明》的痕迹。而按照后世文人的评价，这么好的一首诗，居然没有在当时引起共鸣？古代那些文人水平差？全唐诗洋洋洒洒近五万多首诗歌啊。根据人们的考证，《清明》诗最早出现在南宋谢枋得所编《千家诗》里。因此，是否后人伪作也未可知。在古代，大概也没有什么知识产权的概念，假托先人，伪称前人似乎也是传统，包括黄帝内经在内的很多著名作品都有类似经历，所以，杜牧没写过清明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不过，既然约定俗成，就当作杜牧的也没关系，好马配好鞍，好诗属名家，没什么可说的。各位有兴趣的可以问询大学里研究唐宋文学的专家学者，他们那里一定有更加详尽的背景资料和各家争鸣，学山不敢多嘴。

　　这第二大谜团其实在古代就有先兆——牧童遥指杏花村，杏花村是哪里？到了今天，关于杏花村的争论几乎白热化，全国争相说自己是杏花村的地方不下几十个，比如，山西汾阳杏花村，安徽贵池杏花村，还有南京杏花村，红安杏花村，湖北歧亭杏花村等等。为什么争？文化资源也。

　　中国人拿名人抬高自己是有传统的，上到三皇五帝，下到神仙圣贤，全国各地不同版本的说法出现在完全不同的地方，虽然给各地的文化带来了更多的名望，但是，争祖宗争到最后的结果，很少皆大欢喜的——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就是明证。其实，各有源头，各自表述，互不干扰也就罢了，偏偏绝大多数文人们还有个毛病——认死理，非你即我，有我无你，有你无我。其实，传说中的很多东西没办法较真，就是杜牧在世恐怕他也回忆不起当年清明时节究竟有没有写过，在什么地方写过《清明》诗。

　　看着网上的诸多争论，我倒发现很多言之灼灼的东西其实也经不住推敲。特别是贬低别人抬高自己的那些文章更是如此。学山接下来为您慢慢解剖一个案例。

　　学山是山西人，难免本位主义，就从质疑山西汾阳杏花村的那些文章开始，质疑汾阳杏花村的第一个理由是天气。清明时节下雨是南方气候，汾阳当地春季干旱。说实在的，这样的理由让我狂晕。按照气象学家的分析，古今气候有差异是第一，第二，气候规律也有反常。比如，但凡节令交接之时，天气多有异常。就拿清明时节的山西来说，本人却是经历过雨纷纷，甚至还有雪纷纷。如果碰巧因雪触景生情，写诗的地点还得到塞外甚至西伯利亚去找？荒唐。第三，既然是文学作品，往往是有感而发，触景生情者有之，因情造景者也有之，这是文学创作上常用的手法，拘泥于具体的天象和气候，那没有到过大海的边的人岂不就不能说大海的胸怀这样的字眼了？把文学作品当作学术著作来读，这样荒唐的事情太多了，诸如红学研究等等，不说也罢。

　　质疑山西说的第二个说法是杜牧本人没有到过山西，为什么？根据现有记载没发现杜牧到过山西的记录。那么，根据案发现场的痕迹没有发现凶手的痕迹，就说明没有凶手？谬论。况且，杜牧既没有留下日记，也没有开过博客，质疑者援引的资料也不过是只言片语，凭此推断显然也是站不住脚的。当然，质疑者最大的无知是对唐代的特殊文化无知。李唐兴盛于山西并州太原城，太原在唐代贵为北都，皇家贵胄对于此地情感自不待言，就是文人骚客也多和此地有瓜葛。比如，唐代山西很多人到了长安做官，按照古制，出不更籍，籍贯不变，包括守孝、辞官，回原籍也是传统做法。唐代山西出大官，出诗人，据考，全唐诗里2000多诗人中，姓名可考的758多人，山西籍诗人100多位，诗作4000多首，而且很多名家大师，初唐的王绩、王勃，盛唐的王维，王昌龄、王之涣、王翰，中唐柳宗元，晚唐司空图，等等。古人尤其是文人很多云游访古和寻亲问友有关。此类活动往往是未必见于正史记载，但是确实到过也未可知(有考证说杜牧曾有诗作表明来过并州，名字记不起来，似乎叫什么并州道，学山未考)。至少，对于李唐博兴之地的太原，文人前往符合逻辑和规律。汾阳所在地古代时候也是到太原的一条官道路经之地，学山不是专业人士，未能查考到唐代杜牧时期的交通情况，但是按照这个思路，找到杜牧等文人到太原必经汾阳杏花村也未可知。第二说也站不住脚。

　　质疑的第三个理由说，史书上无记载，特别是地方志上无记载。此说更是荒唐。中国的古代文献当中，有两个东西的真实性最差——墓志铭，只说好，不说坏。地方志，见好就收录，有边就画圆。特别是古代科举入仕，地方官员多少有些文化，牵强附会的传说、典故多不胜举。而且，举证自己的地方志的时候，忽略了地方志的年代，明清的地方志和唐代隔了那么多年，它就可信？所以，地方志的很多记载通常在正史里可以找到相关印证的东西后作为补充才可用，杜牧《清明》作品本身既无确切创作年代，是否后人伪托也没有完全定论，如何能推断出正确的结论呢？当然，有一位质疑汾阳的作者说，看过唐代汾阳史志并无杜牧到过此地的记载纯属无知——唐代尚无汾阳地名，唐代的地方志更是无从查考，不仅汾阳一地也。

　　篇幅和才学所限，其他地方的杏花村之争不敢妄言。但是，一篇文学作品引出的纷争却足以让我们来反省一下文化资源的合理利用问题。

　　按说，汾酒厂所在杏花村所产汾酒名扬天下，借诗言酒原本无可非议，而且，山西中部一带产醋产酒历史悠久——山西老陈醋是山西名片之一，酒与醋的生产工艺流程相似，从渊源的角度来看，文化底蕴确实深厚。山西本身又是历史文化大省，华夏文明的源头之一，名牌产品借文化说事，借名人旺名都在情理之中，但是，断不可以言之灼灼的就非要把杜牧拉到汾阳杏花村才行，为什么不能来一个据说或者传说呢？况且，汾阳杏花村和明末清初的傅山先生确有渊源，近代巴拿马国际博览会获奖证据确凿，“得造花香”(傅山题字)的古井亭旧址犹存，为什么文章没有做开做大呢？所谓避虚就实何尝不是文化品牌的战法呢？可惜的是现代人造的古井亭不惜巨资，偏居一隅的真正古井亭无人问津，这才是舍长就短。君不闻泸州窖址已经成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样的文化宣传力度和权威性该有多大啊。

　　郭沫若曾说过，凡是名人胜迹，后人往往多所附会。特别是魏晋、南宋两次大的中原文化南移之后，绝大多数黄河流域的传说故事、名人胜迹在江南多有体现。从学术的角度来考证，很多地方根本经不住基本推敲，但是这并不影响这些地方传承已久的文化品味。

　　行文至此想起了另外几个因文学作品引发的公案：苏东坡的“三国周郎赤壁”的赤壁何处？《三国志》中“亮躬耕于南阳”之南阳究竟在哪？想起了清人朱日浚所说：“赤壁何须问出处，东坡本是借山川”。文学作品以借抒情，东坡可借，杜牧也可借。今人有从韵脚考证出杜牧《清明》乃宋代作品，那就一块借了又何妨？所以，学山也借《清明》一下：

　　清明时节论纷纷，

　　唐宋文人欲还魂。

　　借问杏花何处有，

　　杜牧泛指三月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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