凋敝萧条的农村、贫民窟连绵不绝的城市———这是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的专家最近在墨西哥考察时，最直接的观感。

　　2009年，墨西哥人均G D P已超过1万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但与中改院考察团接触的墨西哥人———无论是出租车司机，还是大学教师，却普遍反映经济增长仅仅使少数人受益，广大社会成员并未享受到高收入国家应有的生活质量和社会福利，尤其是相当多的农民长期陷入“发展中的痛苦”。

　　中改院院长迟福林认为，这种“痛苦”既源于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后农业比较优势的丧失，又源于缺乏包容性的过度城市化，以及政府治理的失效。

　　目前，我国处于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墨西哥的发展教训，对我国如何规避“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一个借鉴样板。

　　丧失比较优势的墨西哥农业

　　■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后，无论在技术、生产规模，还是在农业补贴方面，都无法与美国相比，造成农业竞争力下降，大量小农破产，农村贫困问题日益突出，粮食安全亦受到极大威胁。

　　1994年，墨西哥正式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N A F T A )，实 施 全 面 自 由 化 政 策 。加 入N A FT A初期，对促进墨西哥经济增长、吸引外资、吸收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使墨西哥迅速摆脱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金融危机冲击。

　　但是，目前北美自由贸易区也对墨西哥经济社会，特别是农业的发展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其程度甚至超过墨西哥历史上发生的两次金融危机。

　　最直接的表现是墨西哥的农业比较优势已不复存在。上世纪90年代前，墨西哥传统农产品，如玉米、大豆、蔬菜、咖啡等，在世界贸易中曾有较大竞争优势，但这种优势正逐步丧失。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经济学院瓦加斯博士向中改院专家介绍说，墨西哥加入北美自贸区后，农业遭受沉重的打击，尤其是2008年实行全面自由化政策以来，农产品关税解除，使得这一状况进一步恶化。原因在于，无论在技术、生产规模，还是在农业补贴方面，墨西哥都无法与美国相比，造成农业竞争力下降。例如，墨西哥最重要的农产品玉米，2010年上半年从美国的进口价格是每吨180美元，而墨西哥产玉米的大宗交易价格是每吨200美元。

　　上述情况使墨西哥农业生产、农村发展、农民收入出现了一系列结构性矛盾和问题。

　　当前，墨西哥经济“去农业化”趋势日益明显。墨西哥农业发展基金会瑞兹博士介绍说，墨西哥大量农民已破产或放弃农业生产，45岁以下的劳动力不断流向城市或国外，留在农村务农的劳动力平均只有5至6年的受教育年限，农业科技推广很困难；墨西哥农业部前部长乌萨比亚加表示，农民投资农业的意愿大大降低，近年来有超过一半的农民没有向农业投资过，当前农业收入只占墨西哥农民收入的30%左后。

　　中改院院长迟福林分析说，墨西哥经济去农业化既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因素。从内部看，资本大量下乡后，大农场主垄断了农产品价格，获得大部分农业补贴，小农户无法与之竞争，纷纷破产。例如，墨西哥有6家大玉米公司，最大1家独占了70%的贸易量，控制了墨西哥玉米的贸易价格。

　　经济去农业化已使墨西哥的粮食安全受到极大威胁。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经济学院波兰科教授告诉考察团成员，加入北美自贸区后，墨西哥已由农产品净出口国变成净进口国。上世纪80年代墨西哥40%的外汇收入依赖农产品出口，现在50%以上的食品却需要进口，为了满足国内粮食需求，每年花在进口食品的外汇支出相当于墨西哥全部移民在美国打工一年寄回的钱，或相当于墨西哥一年的石油出口收入。

　　由于农业比较优势丧失，墨西哥大量小农破产，农村贫困问题日益突出。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托雷斯博士介绍说，目前墨西哥1.12亿人口中，有大约6000万贫困人口，接近全国人口的60%，其中，80%的贫困人口来自农村。

　　缺乏包容性的城市化之痛

　　■墨西哥的城市化是农村经济衰败后不得已而为之的“被城市化”，加之未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城市人口又相对集中在几个大城市，导致“大城市病”越发严重，交通、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日益突出，墨西哥城等大城市已不堪重负。

　　自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墨西哥城市化水平经历了一个快速提升的过程，但墨西哥的快速城市化，并未像欧美国家那样带来地区繁荣，而是充斥着农民和城市贫民的失望与痛苦。

　　墨西哥农业部长弗朗西斯科·马约尔加在接见中改院考察团成员时介绍说，1960年墨西哥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城市化率达到50.7%，2008年进一步提高到77.2%，超过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欧洲城市人口比重从40%提高到60%经过了50年，拉美国家平均用了25年，而墨西哥仅用了20年。

　　但是，由于城市化过程缺乏产业和农村的支撑，加之政府财力捉襟见肘，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使墨西哥的城市化已演变为“过度城市化”。

　　在城市化过程中，墨西哥始终没有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中改院专家分析说，2008年墨西哥城市化率为77.2%，而当年工业化水平只有37.1%。在工业化发展严重滞后和农业比较优势丧失的双重压力下，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了城市，却缺乏就业渠道，产生了失业、城市贫困等一系列突出的社会问题。

　　走在墨西哥城的大街上，随处可见沿街叫卖的小商贩，或是拿着清洁剂和抹布为堵车的汽车擦车窗的人员，非正式就业已成为墨西哥进城农民的主要就业形式。

　　墨西哥农村社会发展部罗萨勒斯司长介绍说，每年约有100万青年进入劳动力市场，但政府只能提供25万个就业岗位。进城的农民大多年龄偏大，平均受教育年限低，难以获得职业培训，缺乏文化知识和工业技能，很难适应城市工业对技术工人的需求，工业部门吸纳不了从农村源源不断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那些找不到工作的人们，包括妇女和儿童，源源不断地涌向“城市非正规就业行业”。

　　即使是城市白领阶层，也时刻感到生活压力，不得不从事更多兼职工作来增加收入。例如，为中改院考察团服务的司机米格尔是一名大学教师，人类学硕士。他业余时间靠为旅游团当兼职司机赚取外快。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经济研究学院德加第罗博士认为，自上世纪60年代后，农村大庄园制度导致土地兼并，再加上政府不重视农业和近年来不断增加的资本下乡趋势，大量农民在破产并丧失发展空间后，不得不进入城市寻找新的生存机会，墨西哥的城市化是农村经济衰败后不得已而为之的“被城市化”，或者说是资本剥夺农民的过程，是剥夺农村的城市化。

　　中改院专家考察发现，由于墨西哥城市化的进程非常快，而城市人口又相对集中在墨西哥城、瓜达拉哈拉、蒙特雷等少数几个大城市，过度的城市化导致“大城市病”越发严重，交通、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日益突出，墨西哥城等大城市已不堪重负。

　　城市贫困以及相伴而生的贫民窟已经成为墨西哥发展过程中长期偏重效率而忽视公平的具体表现，成为制约墨西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痼疾。据统计，墨西哥居住在城市贫民窟中的人口达到470万人，约占城市总人口的20%。

　　1940年墨西哥城人口约164.5万，到目前已增长到2000万左右，年均增长超过5%，其中绝大部分是农村转移人口。中改院专家考察了墨西哥城绵延数十公里的贫民窟。陪同人员介绍说，由于政府对城市化速度估计不足，难以为庞大的人群提供住房，进城农民也无力通过正规市场解决住房问题，于是只能占用城市边缘的公共土地建造简陋住所，贫民窟的范围和数量不断扩张。

　　贫民窟居民是墨西哥快速城市化的受害者，大都对政府怀有不满情绪，构成政治上的不稳定因素。近年来，墨西哥许多大规模民众抗议活动都是从贫民窟中爆发的，大大小小的贫民窟仿佛成了“独立王国”，毒品、暴力犯罪肆虐。

　　墨西哥缺乏包容性的城市化主要表现为收入分配差距的日益扩大和公共服务的不均等。

　　墨西哥劳动报酬占G D P的比重始终徘徊在35%左右的水平，无法与经济增长同步；此外，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期以来，城市基尼系数从0.67上升到0.78，收入分配极不平等。墨西哥经济与教育研究中心中国研究部主任、原墨驻华大使奥古亚诺教授指出，城市里最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大约是最低收入群体的34倍，而且收入差距将长期固化，缩小的难度相当大。

　　被质疑的政府治理

　　■农业优势的丧失，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城市贫困与农村极端贫困并存，社会动荡不堪———“痛苦的发展”使许多墨西哥学者反思，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中改院专家在墨西哥考察时，常常看到大批的示威人群，要求增加工资。

　　兼职司机米格尔说，墨西哥税务部门屈从于大资本家，税负主要由中低收入群体承担。他指着墨西哥政府税务大楼说“这是墨西哥最糟糕的部门，也是我们最讨厌的部门。”

　　主要来自低收入阶层的政府财政收入，根本无力保障公共服务供给，教育、医疗服务成本高、效率低，导致基本公共产品长期短缺。

　　例如，由于政府无力向城市贫民窟提供水、电等基础设施，长期采取了放任不管政策。居民用水要靠自我组织起来建小型的水塔、水泵或盗用城市供水系统的水，用电则从附近的输电站偷电。贫民窟的子女也很难接受较好的教育和医疗，贫民窟里每100个人上小学的人中，只有40个能升入初级中学，其中的20人能上到高中，只有1个人能进入大学。

　　加入N A FT A后，墨西哥政府采取了农业补贴政策，出台了“乡村直接支持计划”，每年大约支出250万比索补贴那些人均耕种面积小于5公顷的小农，主要用于改善灌溉条件，目的是减少自由贸易给农民尤其是那些最贫困农民带来的损失，从实际效果来看，“乡村直接支持计划”以及其他农业支持项目远未实现预想的目标，实际上，大量的农业补贴进了大资本家和大农场主手中，

　　墨西哥农业发展基金会瑞兹博士说，1994年以来，墨西哥政府对农民的现金直补累计达到200亿美元，是拉美国家中补贴最高的。但10%的大农场主得到了80%的农业补贴，众多的小农户根本无法享受到农业补贴。农业补贴项目不仅没有起到反贫困的作用，反而成了导致贫富差距加大，贫困恶性循环的重要因素。

　　中改院专家认为，墨西哥政府的公共服务局限于单个项目的推动，缺乏整体的公共服务体系设计，公共服务覆盖面较小，公共产品短缺问题在墨西哥的城市普遍存在。据墨西哥社会发展部计划司司长提耶拉先生介绍，墨西哥城市里的养老金只针对正规就业的人，但大部分农民进城后很难获得正式工作，大多是非正式、临时就业，难以享受到相关的服务。此外财政支出不合理也是墨西哥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当面临财政支出压力时，政府往往首先压缩基础设施投资，忽视了公共部门的资本投入和积累，削弱了经济长期增长的能力。

　　应警惕我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风险

　　■据中改院2010年改革问卷调查显示，有61.51%的受调查专家认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应当引起高度关注。

　　中改院院长迟福林认为，墨西哥发展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在我国并不是没有。我们应深刻思考墨西哥的经验教训，防止陷入“发展中的痛苦”。

　　他介绍说，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新兴市场国家经过快速发展、人均G D P达到3000美元左右，快速发展中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而又未能适时摆脱以往发展模式的局限，从而跌入经济增长的长期低速、甚至是停滞，激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和冲突。2010年我国人均G D P已超过4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的因素不仅存在，而且近几年风险还在增加。

　　其主要表现在：收入分配差距、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例如，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已达到3.33：1；公共产品短缺、公共服务不到位的矛盾仍然突出，从现实看，社会成员的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成为实际收入差距的重要组成部分，若把基本公共服务，包括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社会保障等因素考虑在内，城乡居民人均实际收入差距将由3 .33倍提高到5至6倍。居民消费率持续走低，1978年，我国的消费率为62.1%，2008年降至48.6%，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水平，其中居民消费率下降尤为明显。1978年居民消费率为48.8%，2008年下降到历史最低点35.3%。近两年来，在扩大内需的政策刺激下，居民消费率只增加了0.3个百分点。上述问题解决不好，都有可能成为“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加大的诱因。

　　他表示，避免未来迈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实现“民富优先”发展政策导向，这既是释放社会总需求的重大选择，也是扭转收入分配差距的重大选择，更是实现公平发展的重大选择。

　　吸取墨西哥发展教训，应让农民工成为历史。迟福林分析说，墨西哥农民工大量涌入进城，但并未真正融入城市，处于“半城市化”状态，由此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我国应尽早实现农民工市民化，以避免“城市化之痛”。如果10至15年内不能解决农民工问题，由此所付出的社会代价将远大于现在解决农民工问题所需要的财政成本。

　　吸取墨西哥发展教训，要高度重视全球化中的粮食安全问题和资本下乡问题。墨西哥加入北美自贸区后农业比较优势的逐步丧失和大农场主的垄断地位，不仅严重威胁到国家粮食安全，而且导致大批小农破产，逼迫农民放弃农业生产涌入城市。迟福林认为，从现实状况看，我国耕地面积持续缩减、农业基础薄弱、人口仍在增长，同时还要面对自然灾害加剧、粮食消费升级等问题。在全球化过程中，我国应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进一步加大耕地保护力度，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同时，防止资本过度下乡，维护农户家庭在农业经营中的主体地位。

　　在墨西哥，广大社会成员对政府治理产生了怀疑和失望，政府作用难以有效发挥。吸取墨西哥发展过程中的教训，我国政府应努力改善公共治理结构，维护公共利益和形象，这对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保障社会的和谐稳定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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