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家喜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完善促进蔬菜生产和流通的政策，努力降低蔬菜生产经营成本，在稳定蔬菜价格、保护菜农利益的同时，保障城镇居民生活。

　　在此之前，国内权威媒体纷纷对我国流通顽症进行了调查和批评。本报连续推出“中国企业的经营成本是如何提高的？”系列深度调研稿，央视财经频道聚焦“中国物流顽症”，对当前企业的交易、流通、信用等方面成本高企的状况进行了调查和分析。

　　在当前稳定物价的重要关头，国家发改委、交通部等纷纷出台有关紧急举措要求降低物流成本是必须的。更重要的是，我们须以此为契机，着眼于从根本上治理物流顽症，从长计议，一方面要立法，让我国物流从各自为政的“人治”走向统一的“法治”，另一方面要改革和完善产业制度的政策和环境，发展大物流产业。

　　虽然当前有关政府部门陆续出台的措施是针对农产品流通，其实流通业的薄弱与高成本不仅存在于我国农产品领域，还涉及到所有商品的流通。公开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物流总成本占GDP比率为18.1%，而发达国家为10%左右；中国年商业流通资本周转为2至3次，而日本则为15至18次。

　　现在，我国物流成本过高的原因已比较明确，流通成本主要高在交通成本，包括过路过桥费以及各个地方部门自设的收费等。此外，农民是弱势群体，在中间商面前缺乏谈判能力，中间商通过流通来牟利，最后通过层层加价到了餐桌上。

　　治理物流顽症牵扯到多个部门，需要各部门密切配合出台综合、系统治理举措。与此同时，有关政府部门还应考虑，是谁在与民争利，是地方政府还是某些垄断型企业？是哪些部门涉及流通领域监管，有没有监管缺位？希望政府能借助稳定物价的契机，解决部门间协调问题，真正下决心把物流成本降下来。例如可以由政府来建立信息化平台提供给中小企业使用，减少企业设立信息化平台的成本，同时提高整体运力。

　　更重要的是，国家部门和地方政府对降低流通成本所做的努力，要避免“临时性”和“应急性”。我们要逐步避免带有部门和地方各出政策的明显的“人治”色彩，去寻求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法治”路径。这里面既涉及商品流通企业制度监管，也涉及主要行业产品评价标准的完善和制定，还涉及信息平台的建立、中间市场的培育等，也就是说，要建立完善的商品流通法规体系，“法治”才能治本

　　此外，我们需要改革和完善流通体制，发展大物流产业，让市场之手降低国内流通成本。

　　总体而言，目前中国的物流交通组织方式落后，基本以中小企业为主，而国外一般都在一国之内形成几家大的运输公司，由此形成比较完善的产业链。这些大公司可以利用信息化手段来调配车辆的运输情况，而在我国运输能力有40%是空载状态，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出去的时候是超载，回来是空载。

　　去年下半年开始，有关部门一直在编制《国内贸易发展十二五规划》，这项规划被上升为国家级专项发展规划，首次从国家的角度关注内贸流通业的发展，并有望在下半年出台。我们希望这一规划对发展我国流通产业，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产生巨大的积极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