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

　　 伴随着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卡恩因涉嫌性侵犯而被迫辞职，IMF总裁的接班人之争也日趋白热化。这从某种角度反映了主要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对“全球经济治理权”之争，但新兴经济体如何实现从全球经济治理的“被领导者”向“领导者”的华丽转身，目前看来仍然困难重重。

　　 中国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尽管自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和贸易的快速发展大大提升了我们在国际经济中的话语权，但与我们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地位相比仍不相对称。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仍然是当今由西方主导“全球经济治理”的“被领导者”。

　　 之所以会造成上述局面，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一是延续60余年的现存国际经济制度已形成深厚的利益格局，任何一个后加入者要想分割其利益，都会遇到美国、日本和欧洲等既得利益国家的百般阻挠。其实，很难用所谓对错是非的观点去看待国际博弈。虽然一国经济实力对获得国际规则的制定权有较大影响，但如何运用实力很有讲究，并非有实力就可以自动获得权力，还存在着对规则的认识与把握。

　　 二是中国需要不断完善自身，以避免给主要发达国家阻挠中国获得国际规则制定权的口实，当然中国自身确实也有一定的改进余地。例如，按照IMF的规则，作为特别提款权的货币首先是要流通的，而人民币至今没有充分国际化，所以人民币仍未加入特别提款权。这表明，有些东西与一国的实力无关。

　　 三是与我们的部分应对失当有关。例如，要求少数主要发达国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尽管这将有助于减少西方国家对中国商品的反倾销指控和投资贸易壁垒，但也成为少数发达国家敲打中国并索取利益的重要筹码。但这类谈判一谈就是10年，效果甚微。其实，在其他方面也存在着类似的应对失当。

　　 在笔者看来，赢得全球经济治理权是一个反复博弈过程，但以目前中国庞大的经济规模来看，如果我们总是被动地接受别人制定的规则，就意味着我们在这场博弈中仍处于劣势地位。因此，如何运用自己的实力与优势去争取国际规则的制定权，正是当前中国增强全球经济治理过程中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以目前中国13亿人口的庞大市场及经济地位不断上升趋势分析，中国理应参与并成为部分国际规则的主要制定者，应当成为促进当今全球经济治理格局变革的主要推动者。

　　 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美国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在经济起飞阶段，美国通过输出商品确立了自己的贸易大国地位。随着二战后美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增强，美国开始以贸易逆差的形式向全世界吞吐流动性，至今美国仍是贸易逆差国。从某种程度上讲，贸易逆差致使其他国家经济对美国出口的依赖日趋严重，同时贸易顺差又转化为这些国家的美元储备，从而助长了全球“美元化”趋势。另一方面，巨额贸易逆差也成为美国发动贸易战、扩大服务贸易和获取全球化利益的重要“武器”。可以说，巨额贸易逆差的长期化，进一步增强和巩固了美国的经济霸权。

　　 中国与美国在某些方面非常相似。一方面，中国已有能力像美国一样发挥世界商品的“蓄水池”作用，这有利于中国谋求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权。但另一方面，中国却很难像美国那样通过持续贸易逆差的形式为全球经济提供流动性，因为目前中国仍存在着“高顺差”现象。所以，未来中国若想实现为全球经济提供流动性目标，就必须尽快实现以投资和出口增长为主导向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特别是要积极平衡我们的国际收支。

　　 由此看来，尽管未来中国仍需不断完善自身，但以目前中国在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等方面对全球经济作出的突出贡献，以及中国目前的经济总量及未来增长来看，中国已有实力和优势去更多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全球经济治理，也有责任或历史使命去强化或提升自己的全球经济治理作用与地位，在促进全球经济治理格局变革过程中，逐渐使自己从“全球经济治理”的“被领导者”，转变成为“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