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着5月长沙30多摄氏度的高温，谭兴平四处奔波，希望能找到出路。在长沙一县城开办了模具加工厂的他，4月底经朋友介绍与福建商人谈成了一笔200多万元的生意。双方约定预付15%的定金，在7月底时交付产品。

　　然而，谭的资金状况显然无法支持合约的完成。“办厂才9个多月，朋友借贷了不少，还有70多万元的缺口。”

　　最终，在妻子同事的指点下，谭兴平在雨花区某典当行解决了资金瓶颈。代价是，“47天的贷款，抵押了房子，月息3分多”。

　　典当行成了中小企业的“第二银行”

　　随着国内紧缩银根政策的推行，银行准备金率不断上升，更多像谭兴平一样的中小企业主开始求助于典当行。在湖南，新中国成立后一度被当作剥削阶级产物取缔的典当业俨然成为中小企业的“第二银行”。

　　据了解，1998年长沙典当行业刚兴起时有12家典当行，后来由于竞争激烈和自身经营不善，先后有6家倒闭。2003年，湖南省还有40多家典当行，资产总额3.29亿元；典当总额为6.1亿元。而7年后，湖南境内已有140多家典当行，总资产近20亿元，为企业发放贷款达40亿元。

　　如今的典当行早已不是鲁迅笔下与“拮据”、“潦倒”这样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名词。国家新的管理办法规定，典当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300万元；从事房地产抵押典当业务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500万元；从事财产权利质押典当业务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1000万元。

　　“典当行现在可以做的业务很多，基本上涵盖了所有可以流通的物品。但实际上，大多数典当行做的无外乎是黄金、铂金、房产、车辆等几大类。”万事达典当行副总贺红霞称。

　　据记者调查，现在典当行业早已从消费型为主向投资理财型为主发展，多在房地产、中小工业企业、商业企业抵押贷款、股票质押等方面开拓业务，主要服务对象为中小企业。在银根日渐紧缩的当下，典当业质押、抵押和方便快捷的特点，使许多急需资金的中小企业如遇及时雨。

　　博山典当行办公室易主任告诉记者，银行贷款一般要经过立项、评估、查勘、放贷等过程，所需时间一般较长，而且难度很大。而典当行的优势则在于快，程序简单，短期贷款一般半天可以拿到钱。相比较而言，典当行所收利息远高于银行贷款，但依然需求旺盛，业绩看涨。

　　以2006年3月成立的通程典当为例，当时注册资金2000万元，后增加至1亿元。其母公司通程控股的年报显示，2007年，通程典当创造净利润1000万元；2010年上半年，该公司典当业务收入1673万元，同比增长48%。申银万国证券分析师评价其“典当业务虽然只占总营业收入的不到2%，却贡献了通程控股20%以上的净利润。”

　　由于典当行利润高，业务增长快，所以越来越多资金充裕的民间老板欲投资典当行，但这个行业的门槛也随之提高。“现在（开典当行）注册资金至少2000万元以上，要想百分之百被批准，注册资金至少要3000-5000万元，而且必须有两个法人代表担保。”一家典当行的负责人说。

　　 政府没有设立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

　　不久前，全国典当行业专业委员会负责人曾表示，2011年国内的典当行数量预计将比去年增加10%，达到5000家左右。然而，典当行业的迅速发展也折射出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

　　自2002年起，民建湖南省委就开始关注中小企业融资难，参政议政(宣传)处处长杨继烈介绍，该委2010年的一份调研材料显示：一方面，政府对中小企业的税赋压力较大，同时对中小企业资金支持也不足。60%的企业反映，贷款难、融资难，融资渠道不畅已成为影响企业经济效益、制约企业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79%的中小企业没有得到过政府提供的信用担保，62%的企业认为当地政府没有设立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而这项基金是《中小企业促进法》里明文规定要设立的。

　　邵阳市企业主张绶经营着一家主打塑胶制品的出口企业，员工近80人，年产值约2000万元。自去年以来，资金的压力常常让他夜不能寐。“高利贷不敢借，现在流动资金都是靠亲友筹措度日，开工不到一半。”5月29日中午他向记者表示，虽然产品销路不错，但还是准备减产让部分人员回家休息。

　　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企业主于相（化名）原来曾是通道县一家公立医院的主治医师。后来，他投入了20万元与人合作开了一家竹木制品厂。此后，于相又相继投进了40万元。这些钱，不少是他找亲戚朋友借的。

　　为了解决持续扩大的资金缺口，于相开始向银行求援。可当地一家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所在的县级支行根本不可能向他放贷。“你来存钱还可以，借钱基本不可能。”此后于相走出了人生中最糟糕的一步：2006年3月，他的工厂向刘某借了10万元高利贷，约定每月支付刘某“红利”1万元。

　　到2008年止，于相一直按月向刘某支付 “红利”，合计付款33万元。至2009年6月，于相实在无钱支付，被逼给刘某重新写了一张总计63万元的借条。由于无钱还债，于相还陆续向其他人借了多笔高利贷，形成了一个无法逃脱的“圈套”：每写一张借据，他都拿不到钱，这些钱被前一个债主当作利息收走；而他又增加了一笔新的高利贷债务。截至去年，他陆续支付利息95.8万元，本金加利息欠债达200多万元，年利率最高达340%。无奈之下，他只好到公安机关报案，寻求保护。

　　压垮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类似于相这样不惜高息借贷求发展的企业主远非个别。融资问题往往成为压垮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2009年12月，200多名购房者向常德市政府投诉：由于所购楼盘的开发商“失踪”，他们约5000万元购房款可能血本无归。后经公安部门调查，瑞祥·凯特国际不能顺利完工的主要原因是资金问题：

　　2006年，开发商姚武找到拥有该地块的张南华搞“联合开发”。双方商定，张南华以价值1000万元的土地成本作为投入，第一年利息2分，第二年3分，以此类推，收固定回报。

　　但姚武很快发现，自己跌入了“资金陷阱”。按照他的计划，瑞祥·凯特国际项目开发需要从银行贷款2000万元。但张南华拒绝提供南华公司的印章、抵押登记等资料，导致银行贷款没有办下来。据常德市打击非法经营金融犯罪专案组负责人介绍，张南华当时给出的理由是，“我这有钱，干嘛要找银行借?”姚武只好高息借了张南华2000万元。瑞祥·凯特国际每个月卖出去的十几套房子，都拿去付给张南华当利息。

　　2009年上半年，姚武“消失”了。截至当年6月，在姚武把部分资产如商铺、车库等都给了张南华后，张南华共收回本息1765万元，姚武还欠下张南华1005万元。常德警方介入调查后，以涉嫌非法转让倒卖土地罪、非法经营金融业务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张南华等人予以拘捕。

　　和姚武情况相类似，部分房地产企业因为资金缺口，通过民间渠道融资的情况并不少见。有知情者说，张南华在当地有“张行长”之称。他自2000年就开始经营地下金融业务，企业在银行贷不到款，往往会找“张行长”。常德市公安局调查的情况表明，当地有多家企业都曾向张借过“高利贷”。

　　2008年，常德一公司找张南华借了800万元，一年多时间，还了800万元本金和500万元利息，还欠1250万元。在张南华案中，找他高息借贷的，不只限于房地产业，还包括砖厂、药厂等，他的资金链条已渗入当地多个行业。

　　2011年4月29日，常德武陵区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地下钱庄案。该案从警方侦查到开庭审理，历时一年多，卷宗多达62本。

　　 地下钱庄套取银行贷款

　　调查中部分中小企业反映，当地的银行县级支行，放贷一般只面向房地产项目或政府划定的重点工程，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逆抽血的过程，中小企业不但借不到钱，本地资金反而被抽出去了。

　　一位银行业人士透露，1月份的贷款放款还算正常，但从2月份开始就明显收紧了，到3月份就变了，有的银行甚至在月初就喊着没额度了，一些年前就获审批的客户贷款现在还被压着没放。有银行信贷员甚至直接表示，“如果把板子打在银行身上，银行叫屈。因为准备金率一次次提高，银行也感觉到‘差钱’。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只好惜贷。这是大环境决定的。”

　　对这一说法，在上海、江苏从事有色金属产品制造的章明持有不同意见。他说，自己所在的企业效益很好，信誉亦佳，但从银行获取贷款也无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有些钱是从银行流到了地下钱庄，因为获利更高。”他告知，自己与不少钱庄人士都很熟悉，对方往往不讳言资金来源。

　　章明称，他们公司从没有向地下钱庄借钱，面对无法从银行借贷的问题，公司通过信用证的方式、利用时间差低价销售有色金属提前套现。每个月至少要套出一两千万元。

　　常德警方人士介绍，张南华在常德有着“地下银行行长”之称，其资金来源以从银行套取资金融资为主。该案专案组负责人介绍：“他们套取银行资金，有的是跟银行内部人员合伙，有的是虚拟一个贷款项目，个人资产做抵押，贷出来。”

　　 民间借贷行为亟待规范

　　于相身陷高利贷泥淖、姚武遁走他方的经历，已成为中小企业艰难生存的一个缩影。

　　央行研究局今年披露的一份调查显示，当前我国民间借贷资金存量超过2.4万亿元，占借贷市场的5.6%。一边是急需资金输入的企业，一边是蕴藏量可观的民间资本。活跃的民间借贷行为，一旦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予以明确规范，损害的远不止借款人、贷款人的利益。

　　“现在民间借贷需求与国家相关法律严重不对等。需求旺盛，但是没有相关法律制约。对民间借贷，法律上首先要界定什么是合法，什么是非法，什么资金来源途径正当等。”当地一位律师认为。

　　而与此相对应的另一个问题则是，民间资本出路狭窄。今年4月，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会长保育钧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尽管去年5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但是直到现在具体细则还没有出来，民间资本找不到出路。

　　（责任编辑：符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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