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别水/文

　　1959年9月，大庆发现石油。1960年3月31日，时任石油工业部党组书记的余秋里和时任石油工业部部长助理的康世恩，乘火车到达黑龙江省安达县。4月，大庆会战指挥部在安达成立，余秋里兼任会战工委书记，康世恩兼任会战领导小组组长。两位共和国的战将，在新中国成立10年之后，再一次踏上战场。只是这一次，他们的对手不再是拿着刀枪的敌人，而是茫茫荒原中的石油。

　　当年的大庆油田

　　关于大庆会战，许多人记住了铁人王进喜，历史更记住了另外两个人———余秋里和康世恩，两位开国的战将，百胜的英雄。他们脱下军装，将往日的辉煌收藏起来，在中国石油勘探和开采的战场上，为摆脱贫油国的帽子，为中国能源自给立下了新的赫赫之功。可以说，他们是中国能源事业的开拓者，也是中国工业时代的奠基者。

　　两万三千人会战

　　在大庆会战的领导者之中，余秋里是纯粹的军人出身，长征时就是团政委，解放后被授予中将军衔。康世恩则是专业出身，毕业于清华大学地质系，精于勘探专业，解放战争期间是一野的师政治部主任，参加了保卫延安、解放兰州的战斗，从建国起就一直从事石油勘探工作。历任玉门油矿军事总代表、党委书记，西北石油管理局局长，北京石油管理总局局长，是真正的业内人士。　　余秋里曾经感叹：“到了现场,才知道困难和矛盾要比预料的多得多。”茫茫荒原上，冰雪未消，资金、设备缺乏，队伍技术素质低,缺乏开发大型油田的经验。更重要的是，此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缺衣少食，甚至三个月只分两个月口粮。余秋里甫到大庆，负责行政管理的人员按通常做法摆了沙发，余秋里为此生气，约法三章：一、不准买卧车；二、指挥机关不准有沙发、地毯之类的高档商品；三、不准为领导干部建单独宿舍。实际上，这一约定生效的时间远远超过大庆会战的时间，一直到70年代，整个大庆都没有一栋楼房。　　不过，约法三章毕竟只是纪律，艰苦的环境让1．2万名转业官兵、4000余名专家技术人员、7000多名石油工人组成的会战队伍燃起斗志，依然是大会战首先面临的难题。　　余秋里的方法是理论，余秋里虽是军人，却爱看书，会战期间，依旧不辍，读的书是毛泽东的“两论”———《实践论》和《矛盾论》。面对会战队伍普遍斗志不高的局面，余秋里主持会战领导机关作出的第一个决定，就是《关于学习毛泽东同志所著，〈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决定》，号召从领导干部到全体职工都来学习“两论”，引导各级干部和广大职工认识到“这困难、那困难，国家缺油才是最大的困难”，他提出“石油工作者的岗位在地下，斗争对象是油层”。也正是此时，人心才得到真正凝聚，奠定了大庆会战的基础。　　康世恩解决的更多的是技术困难，很多记录都记载了康世恩在大庆勘探时力抗苏联专家意见的过程，最终提前一年多获得工业油流，为发现大庆油田奠定了决定性的作用。实际上，在更早的时候，也正是康世恩最先发现克拉玛依的油田，同样是他提出把勘探重点放在松辽盆地上。　　实际上，康世恩不仅仅是负责整个大庆会战的指挥，也是余秋里的“技术老师”，余秋里本是临危受命，并非石油专家，更多的时候，他向康世恩学习技术问题。

　　发现王进喜

　　实际上，作为开拓者，困难显然要远超常人的想象。特别是在三年困难时期，饥饿让原本就艰辛的局面更加窘迫。　　何建明在《部长与国家———大庆石油会战传奇故事》一书中曾着重描写过这样一段经历：天上飞的没了，地上跑的也少了，水中游的基本也差不多了，余秋里提出开垦北大荒的无垠荒野，并且带头拉犁，康世恩号召挖野菜。“康世恩后来回忆：无论吃野菜怎么样，而当时大挖野菜是惟一能帮助几万会战将士们度过困难的最佳出路。”　　粮食的问题要解决，而大庆会战同样不能松懈，对于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这不仅仅是一场国内的石油会战，更是打破西方世界封锁的战争，时局不容延缓。　　1960年4月8日，余秋里、康世恩的指挥部搬到了萨尔图红色牧场，在又冷又阴的牛棚里办公。尽管饿着肚子，但他们依旧创造一个个速度的奇迹。　　比如王进喜钻井队，肩扛人拉把设备运到了工地，迎着彻骨寒风提前开钻，康世恩赶到现场，给王进喜队鼓气：“要为中华民族争气。”王进喜则喊出了那句名言：“宁可少活20年，也要拿下大油田！”他的钻井队又一次创造了奇迹，只用5天零4个小时，打完了萨55号井，创造了当时的最高纪录，康世恩用他的特供肉招待了这位英雄。　　实际上，铁人王进喜正是余秋里和康世恩发现的。康世恩与王进喜的感情非比寻常，总是叫他“老铁”。王进喜的儿子曾经回忆：他常看到一身工人打扮的大部长康伯伯在他家进进出出，和父亲亲热得像兄弟俩。逢年过节，康世恩总要亲自登门看看王铁人，有一年春节没什么可拿的，就提上了几块冻豆腐。　　而余秋里则是第一个提出学习王进喜的人，在会战之初，职工畏难，余秋里遂召开大会，在会上他说：“前不久有位老大娘跟我讲，你们那个王队长在工地上，饿了啃几口干粮，困极了裹着老羊皮往地上一躺，七天七夜不离开井场，一连50多个小时没睡觉，他真是个铁人哪!老大娘这话准确地概括了王进喜这个人。‘铁人’，正是对王进喜的意志、境界、干劲、性格的高度概括。我们要甩掉石油落后的帽子，不正需要这种精神吗?”也正是这次会议正式发出“学习铁人王进喜，人人做铁人”的号召。

　　奠基之人

　　余秋里和康世恩无疑是共和国石油事业的最重要的奠基者之一，2011年央视开年大戏以《奠基者》为名，重新讲述了这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　　从无到有，从“贫油国”到自给自足，打破西方世界的封锁，这是整整一群人的功劳，而在这一群人中，站在最前面的，正是余秋里和康世恩。　　这个站在最前面，并不仅仅是个象征，余秋里是大庆石油会战的发起者和指导者之一，他临危受命，在艰苦的环境中带领着几万人完成了震惊世界的壮举。而康世恩则是石油勘探和开采最主要的技术支撑之一，早在1954年，他就完成《中国如何找到石油》的长篇报告，并且带领着中国第一代石油人找到了一个又一个的油田。而在大庆会战中，也是他制定出大会战的三大任务：在200平方公里的面积上，打200口探井，要找到10亿吨的储量，当年产出50万吨原油。　　1963年，大庆会战结束时。全国原油产量达到了648万吨,其中470万吨产自大庆油田。而此时的大庆，已经建成年产600万吨的油田基地，100万吨炼油厂，首批成品油外运。美国当初称“中国只有小茶壶一样的炼油厂，战争时期只能维持一个星期用油”的宣言破产。　　历史不应该忘记这些奠基的英雄，创造出不朽事业的，不仅仅只有战争，更重要的是建设。大庆会战打开的，不仅仅是一座地下宝藏的大门，同时也是整个国家工业化的真正开端。　　余秋里独臂，长征时中弹失去左臂。建国后从军人转到石油工业部，打赢大庆会战，又转到计委，主编第三个五年计划。文革后再回军队，他的一生，似乎都在转战之中，立下无数功勋，他的弟弟对他说：“你当那么大的官,从未给家乡办点事。”余秋里说：“我是担任过副总理、国家计委主任。但我不是江西省计委主任，更不是吉安县计委主任。”　　在决定开发大庆油田的会议结束时，康世恩激情豪迈地喊道：“我们一定要把石油工业落后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康世恩后来担任石油工业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开发大庆油田30多年后，康世恩逝世，临终前，半昏迷状态中要来纸笔，歪歪斜斜地写下了一个绝笔字：“油”！　　这些，就是共和国奠基者们的风采，他们从不居功，但功勋却从不会忘记他们。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刻在历史里，永不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