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小川

　　纵观西方经济学教科书，鲜见“民营经济”字样，因为市场经济天然就是以清晰的私人产权为基础的经济，西方经济学所研究的就是在私人产权基础上如何有效配置资源的问题，或者说西方经济学本来就是主要研究私人经济的科学，所以没必要专门提出“民营经济”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民营经济”字样高频率地出现在各种媒体当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民营经济”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重要关键词，成为颇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有特定含义和历史背景的经济学术语。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我国理论界关于民营经济的讨论又异乎寻常地热闹起来。但是，在这场讨论中，有几个基本的前提判断似乎被忽略了。第一，我国民营经济是否已经强大到足以支撑国民经济命脉的地步。现实的情况是，在省及省以下经济中，关于民营经济的争论已不多，民营经济已基本成为常规的地区经济，成为吸纳新增劳动力的主要经济成分，成为重要的税收来源。在市、县层面，对民营经济的争论已不存在，发展地区经济的主要法宝“招商引资”，所招引的基本上就是民营经济。地区层面对民营经济的各项优惠政策安排在法律框架内已达到极致。

　　但是，从制度安排的角度来看，我国现阶段各种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安排，仍然存在不少混沌领域。我国宪法关于我国经济制度的规定，存在含混不清的地带，关键在于公有经济占多大的比重才为主体，没有数量指标；是数量占主体还是质量占主体，抑或是影响力、控制力占主体，没有涉及。如果把我国经济当做一个大经济体，现代公司理论表明，在股权分散的情况下，15%的股权即可拥有足够的控制力。

　　此外，公有经济在哪些领域应该退出，在哪些领域应该坚守甚至壮大，没有具体列明。操作上留下了很大的随意性，加大了谈判的难度，加大了交易成本，是进是退难以判定。在竞争性领域，国有经济和非公经济的竞争显然失公平，不断被推高的“地王”现象足以说明问题，这是随后关于国有经济争论的根本根源。

　　我国民营经济的成长历史很短，如果以1992年为分水岭，不过十几年的历史，以现实的民营经济状况，尚难以全面向规模经济要求高的领域（即垄断行业）发展，因此，“央企”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在对民营经济的讨论中，较多的注意力被集中到这个“门”那个“门”之上，为民营经济发展拓展空间，本身没有错，我国民营经济必须要进一步拓展发展深度和发展广度，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产权问题不能完全代替企业的经营管理和经营决策问题，那种认为民营企业管理和效率一定优于国有企业的判断，至少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实际上民营企业存在着严重的管理和决策问题，否则难以解释众多民营企业寿命周期不长问题。

　　第二，必须为民营企业的发展绘制蓝图。民营企业在现有领域里无论是投资还是管理方面都存在很大提升空间，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即使在现在仍然由国有企业控制的领域，也有进一步吸纳民间投资的必要，逐步让度国有股权，这是解决“流动性过剩”的重要渠道。现在是到了给国有经济树规矩、定章程的时候了。在竞争性领域，依据国家力量和单个的民营经济相竞争有悖市场经济公平原则，也与建立国有经济的初衷相违。国有经济必须与民营经济形成错位竞争的格局，在需要垄断的领域、在高风险的领域、在创立新技术新管理模式和新商业模式的领域以及公益性的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出手，国有经济除了像“经济人”一样，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以外，还必须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义不容辞地担负起向社会提供外延性极大的“知识产品”之职责。现阶段在某些领域保持国有经济的适度集中，是必要的。

　　第三，现有的证券市场，为各种经济成分比例的调整提供了基本的制度框架，尽管现在的股票市场存在不少严重问题，必须进一步完善、提高，但是毕竟有了一个有序安排各种股权的正规渠道。在国有经济充分股份化的情况下，国家可根据宏观经济形势，通过减持、增持或者退出等形式，相机抉择，灵活地操控国有经济，使国民经济获得充分就业和均衡、持续增长的效果。民营经济也可获得进入高层次产业领域的低成本渠道。

　　小型企业的融资问题是世界性难题，小企业融资问题最终解决的唯一出路在于“信用贷款”，但目前世界上多数国家不具备这样的环境和条件。创业板的开启，给小企业打开了一扇希望之窗，有条件的小企业，应该按照创业板块的要求来组织经营和生产。同时，创业板组织发行机构要不断降低发行要求，同时严格监管，真正地让小企业感受到“创业”的温暖，现在创业板块几乎与“中小板块”无异，尚未体现出“创业”之风险。有理由预见，今后几年，创业板块上市企业数目将远超主板企业数目，退市的小企业也将为数不少，创业板块将成为创业者的真正乐园。

　　当前的经济问题主要不在于产权问题，过于纠缠产权问题，容易使得忽略了复杂的现实问题，既要保增长，还要调结构，又要防通胀，相互矛盾的经济目标交织在一起，其驾驭难度，任何教科书和经典理论都难以解释。

　　（作者系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理事，广东商学院民营经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