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7日，银监会出台了包括小企业贷款不纳入商业银行存贷比规模等10项新规，要求各商业银行提高对小企业贷款不良率的容忍度，缓解当前普遍存在的小企业贷款资金短缺的“旱情”。

　　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央行连续11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我国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达到21%的新高。央行收紧银根的背后，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面临困难，有限信贷规模难以照顾广大中小企业的需求，大量小企业开始感受到生存的压力。地下钱庄和资金黑市猖獗。有的地方甚至出现类似2008年中小企业集中关门的问题。监管部门一位负责同志解释新规出台的背景时说。

　　和全国许多地区一样，江苏的中小企业也面临着一轮严峻的融资“困局”。“地下钱庄”活跃，民间借贷利率普遍上浮，有些地方甚至出现月息10%的民间高利贷，按目前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6.13%计算，地下钱庄利率已接近银行10倍以上。徽商银行南京分行副行长李荣庆说，资金面的空前紧缩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影响很大。这几年，以政府项目为主的固定资产贷款居高不下，并且这块属于“刚性需求”不能断流。为了保证前面存量贷款的安全，银行一有额度就“接着上”，而制造业和生产型企业的流动资金贷款有额度就给，没有就不给。另外，中小企业没有议价能力，资金价格上浮从去年的30%到如今的60%，中小企业面临各种成本急剧上升的风险。当前，一方面是大量中小企业求贷无门，另一方面，却又有相当多的大企业资金异常充裕，这边小企业开不了工，那边一些大企业却可以从容地用银行资金源囤地囤资源，甚至充当资金掮客的角色，有些大企业资金充裕委托银行放贷款。通胀高企的负利率时代，这一情况加剧社会财富向强势利益集团的输送。

　　今年的人工、原材料等各项成本都在上升，但从外部需求看，今年二季度以来订单明显减少，棉花价格像过山车，而进入5月以后，正常生产又碰到“三缺”：因为限电，企业的生产“开一停一”，缺电缺水缺钱，度日维艰，稍微大点的单子就不敢接。找钱，正常的银行贷款基本没指望，找地下钱庄，年息动辄要100%，那等于是找死。找小额贷款公司，年利率也要18%—25%，相当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为了保生产、维护老订单，有时只能硬着头皮拿高息资金，但是，扣除税金，现在做一天亏一天。扬州一家做了多年服装生意的老板坦言“生意难做”。

　　我省一家国有大银行最近对中小企业的生存境况进行月度监控时发现，今年以来中小企业的亏损面逐月放大，盈利企业的净利润率不高于5%，“5%净利润率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你什么都不做，把钱存在银行买理财产品或者信托产品，也有5%甚至更高的回报。”中小企业在信贷供应上的短缺，凸显出我国金融服务中信贷投放仍不均衡的现实。长此以往，如果中小企业大面积地出问题，会带来就业和社会稳定的问题，而以中小企业为主的实体经济如果大面积停产断供，会恶化通胀形势。现在，政策与其说是对小企业信贷政策的倾斜，不如说是还给小企业一份应有的金融服务获得权。该部门负责人说。

　　“新规对融资困难的中小企业来说，应该说是久旱逢甘霖。”江苏银行连云港分行行长陆岷峰说。中小企业贷款难的现象并不独见于当前的货币紧缩时期。即便是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实施了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之后，在天量信贷的投放中，小企业亦未获得与大企业等同的金融机会。一些小企业运营日渐困顿，也与诸多不平等因素叠加有关。如在行业准入、政策扶持、行政调控等领域，小企业均处于弱势。现在，金融监管部门对小企业贷款推出了差异化的监管思路。允许商业银行将单户500万元(含)以下的小企业贷款视同零售贷款处理，风险权重计量为50%。对于商业银行发行金融债所对应的单户500万元(含)以下的小企业贷款，可不纳入存贷比考核范围。那就是信贷指标额度规模管理(粮票)下，中小企业的贷款不要“粮票”，这对于以中小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银行来说是个重大利好。江苏银行连云港分行今年以来10个亿的贷款中，半数以上投向了中小企业，陆岷峰说，这对他们来说是很好的一种正向激励，银行做起来会更有积极性。

　　“银行做中小企业业务，必须打破两个瓶颈约束，一个是成本，一个是风险，这就要求我们打造区别于做大公司业务的商业模式。”民生银行南京分行行长胡庆华认为。照传统的操作方法，中小企业坏账率高，贷款审查、管理成本高，消耗人员多。两年多来，民生银行从保险业的“大数法则”中获得灵感，以“收益覆盖风险”的议价原则，打造“批量化营销、工厂化审批和标准化作业”的“信贷工厂”模式，用“审贷工厂化，放贷批量化”的方式操作，有效解决传统模式下银行服务中小企业的两个瓶颈——成本控制与风险防范难问题，南京分行小微企业贷款不良贷款率仅万分之二。“政府的奖励资金都能把这一块的风险给完全覆盖掉。”胡庆华说。

　　多位专家表示，纾缓中小企业的困难需要政策的组合效应。南京农业大学经管学院院长周应恒指出，广大中小企业是缓解社会就业的蓄水池，当前小企业经营困难，并不仅仅是因为银根的紧缩，而是因发展机会正变得日渐狭窄，缓解中小企业的困境，需要组合型的政策来发挥合力。在经济转型期，相比于结果的不平等，机会的不平等更加有碍于市场经济土壤的形成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资源过度集中在大企业和央企，影响的将是市场的活力、公平秩序和国民经济的内生动力。中小企业除了信贷饥渴，还需要更多的平等关照和解困之举，比如中小企业的税赋过重的问题。按目前的税率，每赚100块钱，有30多块要交税，现在许多地方经济增速只有10%，但税收增长动辄出现30%甚至50%，在帮助中小企业缓解各种成本压力和资金缺口的同时，要采取切实手段，把它们承担的过高的税赋降下来，“我认为在调整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后，下一步就应该研究对中小企业的减税问题。”他说。本报记者陈志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