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评论员 徐立凡

　　 无论从民生还是经济角度出发，不合理甚至违法的公路收费都非动不可。而让专项治理治到点子上，需要多方面的协作。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改委等五部门日前下发通知，6月20日至明年5月31日，将开展收费公路违规及不合理收费专项清理，已还清建设贷款的政府还贷收费公路要立即停止收费；收费期满的公路收费项目坚决撤销。其间，暂停审批收费公路资产上市融资和境外企业收购国有收费公路资产，禁止新增经营性普通公路。

　　 从行政收费项目叫停到资本市场和并购市场冻结，五部门专项整治范围之大、力度之强前所未有。这表明，在通胀形势依然严峻的情况下，让长期存在于物流环节的价格混乱格外凸现了出来，由此产生的对于经济发展的阻滞和民众生活成本的助推，已经引起高度重视。治理公路乱收费，就是治理物流环节，治理物流环节，就是管理通胀预期。因此，治理是流于形式还是确有斩获，不仅事关公路乱象能否得到抑制，还事关治理通胀这一头号宏观调控目标能否达成，可谓干系重大。

　　 正因为干系重大，所以不免担心：此次整治，是否重蹈覆辙。治理公路乱象非从今日始，然而此前的多次局部治理，总的来看成效极其有限。不仅民众从日常经验中，获得了公路不姓“公”而姓“钱”的印象，在一些占有公路收益权的得利者眼中，留下买路钱也是天经地义。要么不履行告知义务，要么对监督质疑者语若刀霜。胆气之壮，令人叹为观止。究其原因，不少地方和单位，将公路视为了财政内和财政外收入的来源主体，已然形成了牢固的利益格局。仅根据2008年审计署公布的18个省市收费公路审计结果，就可知利益格局有多么庞大：北京等12个省（市）35条经营性公路，由于批准收费期限过长，获取的通行费收入高出投资成本数倍乃至10倍以上，成为“高价公路”。在这种情况下动其奶酪，难度可想而知。

　　 但无论从民生还是经济角度出发，不合理甚至违法的公路收费都非动不可。而让专项治理治到点子上，需要多方面的协作。其一是要作好法治准备。在公路大规模建设初始化时期，为了加快建设引入了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形成了多方面的收益人。如果谁是收益人不清楚，那么治理难免受到“保护投资环境”“不能违反合同约定”等名目的变相阻挠。这一难点需要法律解答。其二是要有对接机制。在此前的“收费还贷，滚动发展”模式中，确实形成了以路养活其他公共服务的格局，如果没有对接机制，停止收费后其他公共产品也随之停止生产，代价太大。其三是要取得地方政府配合。毋庸讳言，在一些地方看来，公路收费已经成为长期的融资平台。治理意味着政府收入的减少。如果没有纪律约束，难免遭遇地方的软抵抗。

　　 收费公路成无限融资平台不仅伤害公共性，而且降低民生水准。因此纠偏具有当然的正当性。现在需要的，是将专项治理逐步引入法治规范的主导中，避免运动式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