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忧患意识居安思危，以善抓机遇化危为机，是十六大以来的两轮宏观调控带来的三大启示。而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和发展，与两轮宏观调控经验的总结密切相关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导向和搭配的变换为重要标志，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经历了两次重大调整：

　　其一，2003年以来中央针对我国经济局部过热、经济运行偏紧等问题，开始了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并于2005年结束了实施七年之久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其二，2008年11月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针对日趋严峻的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造成的巨大冲击，提出了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宏观经济政策的这两次重大调整虽然原因各有不同，但是都针对了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并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表明我们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进一步增强，从中得到的经验和启示更是弥足珍贵。

　　2005年：财政政策从“积极”到“稳健”

　　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着眼于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从1998年开始，我国连续七年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一搭配模式，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这一政策组合的调整也成为大势所趋。

　　在解释为什么由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转向松紧适度的稳健财政政策时，中央明确指出这一调整是“有必要也有条件”的。这主要体现在：

　　一方面，我国经济逐渐摆脱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开始进入新一轮增长期。在“投资规模已经很大、社会资金增加较多”的背景下积极的财政政策适时退出是适宜的；另一方面，在经济持续较快发展的同时，我国经济生活中“投资需求膨胀的压力依然较大”、“农业基础还不稳固”、“物价上涨的压力比较明显”、“煤电油运十分紧张”等问题依然比较突出。

　　与此同时，经济运行中又出现了诸如企业库存增长较快、应收账款继续上升、非法融资现象有所抬头等新情况新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经济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也进一步显现。这些新旧矛盾的叠加、表面问题与深层次问题的交织，都使得实施财政、货币双稳健政策成为必然选择。

　　这轮宏观调控正值科学发展观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时期。中央多次强调要把科学发展观作为检验各项工作的标准，并明确指出“这次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是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重大实践”。

　　但是，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资源环境矛盾尖锐，产业结构调整不合理、投资消费比例失调，城乡地区差距扩大、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体制机制不完善、改革不到位等问题显然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因此，中央强调，有必要实行松紧适度的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在抑制部分行业投资过热的同时，继续加大对“三农”、社会发展、区域协调和其他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增加对深化改革的必要支持，通过宏观调控实现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科学发展。

　　（责任编辑：马常艳）

　　“双稳健”框架下宏观调控的主要举措表现在两方面：

　　其一，确定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中央在2004年初明确指出“适当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坚决遏制部分行业和地区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是今年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任务”，“合理调整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是今年宏观调控的重要方面”。

　　到2004年底，中央要求继续坚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巩固宏观调控成果，“进一步消除经济运行中不稳定不健康因素，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与此相配合，中央从2004年以来连续几年都将下一年度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确定为8%左右，并一再强调各地务必不要层层加码，相互攀比，而要将重点放到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上来。

　　其二，综合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确保预期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一方面，充分利用财政、货币政策等经济手段。2004年以后，中央多次要求适当减少财政赤字和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适当增加中央预算内经常性建设投资，合理调控货币信贷总量，优化信贷结构。同时，逐步加大了对“三农”、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社会事业等薄弱环节的投资，仅2005年中央财政用于科技、教育、卫生、文化等方面的支出就高达1168亿元，比上年增长18.3%；另一方面，中央强调要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和社会发展政策的协调配合，用好税收、利率、价格等经济杠杆，“要继续把控制非农用地供给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把好土地供应闸门”，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由于政策的预见性、科学性，这一轮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使得我国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增长，“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发展方式逐步转变，发展潜力不断提高，发展活力持续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都开创了新局面”。

　　（责任编辑：马常艳）

　　 2008年：货币政策

　　从“从紧”到“适度宽松”

　　为了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中央在2007年底将稳健的货币政策进一步调整为从紧的货币政策。但是，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经济影响的逐步显露，这次调控的具体举措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

　　2008年9月份，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国际经济环境急转直下，国内经济困难也明显增加。中央迅速出手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再次调整，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是我国货币政策十多年来首次提出“适度宽松”，标志着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又一次重大调整。

　　胡锦涛在200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中央在全面分析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有效应对严峻形势、实现明年经济增长目标的重要保障。

　　200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受国际金融危机快速蔓延和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的影响，加上我国经济生活中尚未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目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困难增加，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经营困难增多，保持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金融领域潜在风险增加。”中央预测2009年可能是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为了战胜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有必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另一方面，中央也全面分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认为我国有条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首先，经济增长过热、物价上涨过快趋势得到有效控制。居民消费价格已从2008年2月的8.7%回落到11月的2.4%，通货膨胀压力明显减弱；其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我国“金融体系总体稳健，财政赤字规模较小，外汇储备充足，国内储蓄率较高”，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有较大余地，从而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提供了前提；而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使“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居民消费、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有巨大发展空间，扩大内需潜力巨大”，从而有能力消化这些政策效应。

　　并以此从三方面着手宏观调控：其一，加强研判，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鉴于国际金融危机尚未见底及其对我国冲击的进一步显现，200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经济增长下滑过快，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因此必须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明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综合考虑了发展的需要和可能，中央提出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左右的目标。在此基础上，为了实现短期增长目标和长期发展目标的统一，中央要求“必须坚持把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

　　十七届四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进一步回升向好，但基础还不牢固。为了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势头，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要“把握好政策实施力度、节奏、重点”，财政政策要突出重点，“货币政策要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针对性和灵活性”。

　　其二，把扩大内需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基本立足点，全面实施并不断丰富完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一揽子计划和政策措施。保增长的关键是要解决市场需求不足问题，在外需大量减少的情况下，要“把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根本途径”。

　　因此，在确定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的基础上，中央明确指出财政政策要“较大幅度增加公共支出”、“实行结构性减税”、“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货币政策要发挥“反周期调节和保障流动性供给的重要作用，促进货币信贷供应总量合理增长”。

　　从而逐渐形成了以大规模增加政府支出和实施结构性减税、大频度降息和增加银行体系流动性、大范围实施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为主要内容的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这些举措对于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应对危机，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其三，坚持长期发展目标和短期增长目标有机结合，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这次扩大投资是在我国已经形成巨大生产能力、一些行业存在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况下进行的。为了避免新的低水平重复建设，中央要求在“较大幅度增加公共支出”的同时，“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在“促进货币信贷供应总量合理增长”的同时，“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原则。从而把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结合起来，在拉动当前经济增长的同时，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

　　2009年下半年，面对我国经济中不断增多的积极因素，中央再次强调在保持宏观经济政策连续性、稳定性的同时，要“根据新形势新情况着力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要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环保政策、土地政策、自主创新政策等的协调配合，按照宏观调控要求把握好各自的实施节奏和力度，增强政策合力，努力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回升向好的趋势不断巩固，宏观经济政策也开始逐步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非常状态转向正常状态。2010年12月，中央决定，2011年要更加积极稳妥地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把稳定价格总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2011年1月17日，胡锦涛在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联合书面采访时指出，正是在这些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措施作用下，“2009年、2010年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经济复苏作出了贡献”，对这一轮宏观调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责任编辑：马常艳）

　　两次经济政策重大调整的启示

　　十六大以来这两轮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使我国在国内外环境的复杂变化和重大风险挑战下，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良好态势，在为长远可持续发展奠定重要物质基础的同时，也为我们的经济建设带来了许多启示。

　　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宏观调控，并在宏观调控过程中不断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

　　在我们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宏观调控的同时，也要在宏观调控的实践中不断深化对于科学发展观的认识，以期更好地指导实践。实际上，科学发展观的产生和发展也确实与我们对于这两次宏观调控经验的总结密切相关。

　　对于前一轮宏观调控，胡锦涛同志强调指出，“这次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是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重大实践”、“使全党同志深化了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过程，实质是加深理解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

　　在2004年、2005年、2006年连续三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结合这次宏观调控的经验，阐发了对科学发展观的一些新认识，比如指出了“又好又快发展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总结了促进科学发展的重要原则、主要方式、重要着力点、重要保障、出发点和落脚点，等等，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科学发展观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胡锦涛又明确强调“在实现保增长目标的努力中，要更加自觉地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坚持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在此基础上，中央进一步提出制定“十二五”规划必须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标志着党对于科学发展观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系认识的深化。

　　既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又要临危不惧，增强信心。

　　“搞好宏观调控，既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又要根据经济形势发展变化，适时适度调整政策实施的力度和重点”。这也是为两次宏观调控实践所证明的成功经验。

　　这里所谓的“适时”，“就是把握好调控措施出台的时机，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实际上也就是要求我们增强忧患意识，“越是形势比预料的好，我们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越要看到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不断增强宏观调控的预见性；“适度”，“就是松紧得当，不急刹车，不一刀切”，一定程度上也是要求我们在困难来临时不能自乱阵脚，而要保持信心、沉着应对，使我们的调控措施更具针对性。

　　其实，“居安思危”与“临危不惧”也可看做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正如胡锦涛所说只有“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把前进道路上可能遇到的困难设想得更严峻一些，把各项应对预案搞得更周密一些，把各方面工作做得更细致一些”，“才能经受住任何困难和风险考验，不断把党和国家事业推向前进”。

　　这一点在两次宏观调控中也有生动的体现。早在2002年中央就对出现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提出预警；200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要求，密切关注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针对苗头性问题，适时适度地进行调控。正因为见事早，使得中央能够实施具有预见性的主动调控。从2003年开始，积极财政政策的着力点已经从扩大需求和拉动经济增长，逐步转向加强薄弱环节和调整经济结构，为实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整做好了准备。在调控取得阶段性成效时，中央又强调“形势越好，越要保持清醒头脑，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更要清醒认识和高度重视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一些不健康不稳定因素，密切关注和妥善处理关系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保证了经济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有效性。

　　而早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前几年，中央就多次指出了世界经济发展明显不平衡、美国财政赤字过大和经常项目赤字持续攀升对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构成的隐患。在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对国际金融市场造成严重冲击的时候，胡锦涛又及时指出“在此关键时刻，坚定信心比什么都重要”，“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和长期趋势没有改变，我们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是前进中的问题”。

　　（责任编辑：马常艳）

　　针对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2009年，中央提出“这场金融危机给我国发展既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我们既要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应对措施考虑得更周密一些，又要注重从变化的形势中捕捉和把握难得发展机遇、在逆境中发现和培育有利因素”，“我们必须增强信心，增强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科学判断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有效防范各种潜在风险，善于趋利避害，积极化危为机，努力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正是忧患意识和战胜危机的信心，使得我们能够准确把握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把短期增长目标与长期发展目标结合起来，在全球率先实现经济的回升向好。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正如邓小平同志所预见到的那样，“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而且“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特别是“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的国际环境中，在国际国内各方面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现实状况下，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较大风险的可能性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很现实的”。因此，我们必须增强信心，把握好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大趋势，同时要增强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预期目标。

　　既要善于从变幻的形势中捕捉机遇、化危为机，又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推动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无论是在经济周期上升阶段的固定资产投资过大、经济运行绷得过紧，还是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本质上都反映了我国经济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因此，中央一再强调在应对当前突出矛盾和问题的时候，更要抓住机遇解决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比如，在前一轮宏观调控中，中央坚持治标与治本相结合，在调控中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使经济运行的体制环境得到改善；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中央又强调“要注重从变化的形势中捕捉和把握难得发展机遇、在逆境中发现和培育有利因素”，积极利用国际金融危机客观上提供的倒逼压力，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

　　与此同时，宏观调控更使全党同志深化了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增长了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领，极大地推动了相关理论的发展。“从长远来看，我们在思想认识上取得的收获更为珍贵，影响也更深远。”

　　比如，强化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的必要性、长期性、艰巨性的认识，积累了一些宏观调控的宝贵经验。在这两轮宏观调控期间，中央都及时总结了宏观调控的相关经验。概括起来，主要包括：健全的市场机制，有效的宏观调控，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坚持二者的有机结合；要重视短期增长目标与长期发展目标的衔接，保持宏观调控目标的连续性，注意把握好宏观经济政策实施的力度和节奏，按照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方针，增强政策针对性和有效性；在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利益主体更趋多元化的条件下，宏观调控必须综合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形成调控合力；越是困难时刻，越要高度关注民生，充分发挥宏观调控促进就业的作用等等。

　　再比如，加深了对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的理解，进一步探寻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具体路径。早在2004年，胡锦涛就要求“全党同志都要充分认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刻不容缓”等“四个刻不容缓”，并强调这是经济运行中反复出现盲目投资和较大波动的根本原因；2005年胡锦涛又明确指出“坚持把推进结构调整和转变增长方式、实现总量平衡作为搞好宏观调控、促进科学发展的重要着力点”，“要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充分发挥结构调整对增长方式转变的促进作用”，“要以科技进步推动增长方式转变”、“全面提高产业技术水平”，“要广泛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科学管理方式，努力提高企业管理水平”，“要推进人力资源建设，提高劳动者素质”，等等，极大地丰富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胡锦涛又强调“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要利用国际金融危机的倒逼压力，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主攻方向，努力使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过程成为增强发展可持续性的过程。在此基础上，中央提出了“八个加快”，从而对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出全面部署，反映出我们党对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在不断深化。

　　又比如，充分认识了深化改革、完善体制机制对于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意义。中央多次指出“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其根本原因仍然是体制机制问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滞后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但最大症结在于体制机制不合理。因此，要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加快建立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文/郭如才作者单位：中央文献研究室)

　　（责任编辑：马常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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