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

　　 南科大最近曝出的内部分歧及核心团队成员的离去，在让外界大跌眼镜之余，也使人对其宣称的改革多了一份疑惑。不管几个教授的出走是因为办学理念不同，还是朱清时所谓的报酬问题，这一行为客观上对南科大的形象造成了“伤害”。

　　 对于南科大，我的一个感觉是，过去舆论有些“溺爱”。一方面是因为外界对南科大的改革有些不明就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公众对中国的教育体制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这个时候，一个宣称去行政化的大学出现了，大家就把中国教育的希望，把自己理想中的大学放在它身上。于是，对它的每个行动，都从改革的角度予以理解和支持。这特别表现在45名学生拒绝教育部的高考要求后，舆论几乎呈一边倒的同情和支持。

　　 南科大的学生是不是有权利不参加高考，当然可以就此讨论，但当教育部基于政令统一和制度规定，要求南科大的45名学生参加高考后，学校就应该尊重教育部的决定，而不是相反。因为高考不仅是现有制度下相对最公平的做法，而且也是国家一项最基本的教育制度。在国家未予授权前，任何学生都不能找借口拒绝参加高考就直接上大学，否则就是对国家基本教育制度的不尊重，也是对其他学生的不公平。

　　 正是基于这一理由，我赞同三位离职的香港教授在其《要改革不要口号》联名公开信中，对大学办学的一些基本看法。如“自主招生，自授文凭”绝不是高教改革核心；“高校去行政化”不能沦为哗众取宠的口号；“教改实验班”是为口号服务的人质；校长不能脱离监管为所欲为；无制度设计不足谈改革等。改革不是去突破现有的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基本制度规范。如果我们把南科大学生拒绝高考看做是南科大去行政化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至少在我看来，是对南科大教改的误读。

　　 当然，三教授在公开信中也有几点错误：一是在表述上有些情绪化，一些话说过头；二是不应将西方成熟的高校办学经验简单套用在南科大的教改探索上。但像45名学生家长一样，把三教授的行为说成是“落井下石”也是不对的，这就不是从观点探讨问题，而是拿动机说事，这种反驳方式不好。

　　 在我看来，朱清时和三教授的办学理念分歧，其实并没有大到不可调和的地步，至少在改变中国大学教育现状这点上，他们是有共识的，否则，开始也不会走到一块。他们的区别在于，一个以在中国内地办大学的经验，认为要抓住稍纵即逝的招生机会，必须采取“边开车，边铺轨”的模式，不能等待一切完备再按部就班地来；一个则从国际办学的经验出发，坚持在正式招生、开学之前，必须将教师团队、培养方案、管理规范等全部制定完备，不能还没有设计图纸就开工建设什么一流别墅，更不能别墅还没建好就让“住客”入住。从常理说，自是后者更符合教育规律，但南科大恰恰不是常理的产物。

　　 也就是说，在这方面，三教授应该更多从中国教育改革的实际出发。毕竟南科大教改是在中国内地的这个“场域”进行，要支持至少是理解改革者基于中国经验而作出的改革决策。你可以批评改革者做出这个决策所依据的经验判断是错误的，但既然环境没有改变或改革者自以为没有改变，那么不抓住机遇，改革也就可能不成功。因此，我对南科大核心团队这次因办学理念的不同而导致的分裂表示遗憾。按理说，两者的分歧是在可以在实践中慢慢磨合的。

　　 实际上，如果我们认同南科大于中国教育的首要价值是去行政化，南科大当前的困境是要打破行政对教育的主导，那么，内部的办学分歧应该是第二位的矛盾。故舆论应该帮助南科大和朱清时渡过这次因核心团队的分裂而导致不利于南科大继续改革的难关。某种程度上，帮助南科大和朱清时，就是在帮助中国的大学和教育。因为南科大本来就是在争议中过来的，行政权力一直在想着收编它，它能得以出生，舆论的力挺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新生事物总是带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缺陷的，南科大作为在一个行政权力无所不在的社会，探索和开创中国大学独立办学的先河，难度可想而知。因此，应该用平常心去看待南科大的这次风波。但为了使改革更好地推进，也提出了一个用立法授权制度保障改革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