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06月30日 05:53 来源:时代周报
本期主持 唐昊
南海本田事件终于有了进展:6月25日,劳资双方展开集体协商,就基本工资、职能工资体系、评价制度等调整达成共识,一线工人收入增32%。此事件本来已经是一件值得人们重视的新闻。但就在这次工资集体协商现场会上,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王玉普,省纪委书记朱明国,省总工会主席邓维龙等领导提出,南海的工资集体协商经验应在全省推广。相比之下,这则表明政府态度的新闻显得更加意味深长。
单独一次工资集体协商的成功,可能是出于一些偶然因素,如企业方面的诚意、工人的积极理性的抗争、政府的及时介入等。但要靠工资集体协商解决当前社会管理中比较突出的劳资矛盾问题,则必须要有政府层面的大力推动。从这次南海事件的圆满解决来看,地方政府推动下的工人等社会利益群体的自组织化,对于创新社会管理、稳定社会政治起到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目前威胁政治稳定的一个突出的因素就是转型社会中底层的碎片化。近年来由于拆迁纠纷、抗缴摊派、执法失误等原因而导致求告无门的上访者采取跳楼、自焚、爆炸等极端方式表达抗议的案例不断发生。在大多数案例中,公民都缺乏社会组织的代表,需要以孤单的个人直接面对国家机器或企业等强势单位,交易成本过高导致交易经常失败,并由此产生绝望情绪。同样,对政府来讲,需要经常应付这些极端行为,疲于奔命和付出政治稳定的代价,其成本也是不小。近期发生的一些事件说明:如果没有社会通过自组织进行利益整合、情绪整合,人与人之间缺乏一种稳定的关系,随机性行为就会不断扩大,遇到合适的时机,就会酿成群体性冲突等。
社会利益群体的组织化建设,起到的恰恰是防止社会碎片化、进行利益整合和情绪整合的作用。从技术上讲,有代表、有组织的社会群体各方利益博弈的成本会降低,效率会更高;由各自代表所进行的群体间利益谈判会更加理性、也更有效率。这次南海事件就是明证——由工人自己组织起来与资方进行的协商比之前几乎陷入暴力边缘的冲突要平和理性得多,最终也是通过谈判得到了在其他工厂里工人通过激进手段并没有获得的利益。
社会利益群体的自组织不但使得不同社会组织之间的对话与合作更加方便,减少了直接利益冲突的机会,同时也对政府的社会管理工作提供了新的、有效的管理手段和思路。对政府而言,与利益群体的代表打交道,无疑比与利益群体内部的每一个人分别去打交道要大大节约成本。我注意到,就在南海本田事件圆满解决的同时,一些地方政府纷纷出台鼓励社会组织的社会管理措施。日前沈阳市总工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等联合发文,凡在沈阳市内投资的世界500强企业,都要依法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同样强调推进世界500强在华企业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还有广东省。当然,该制度不应仅在外企中推广,更应在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获得突破,但目前地方政府对工资集体协商等社会自组织制度的鼓励态度本身,则说明一些地方政府在执行实际社会管理工作的过程中,已经意识到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省委和省政府,在过去几十年管理经济事务时很少采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来干预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是尊重经济规律、充分发挥市场本身的作用,由此才取得了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当前在面临社会管理重大挑战的情况下,广东地方政府决不能像有些地区一样,只是试图通过简单的维稳手段来达到目的——这些违反社会管理规律的举动最终都以酿成更大的社会动荡而告终。只有开创具有广东本地特色的社会管理之路,以回应市场经济社会的挑战,才能达到整合社会利益、实现社会和谐、保障政府安全的目的。
作者系知名学者
分享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