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天都市报讯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6月27日上午，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芯国际）董事长江上舟因病在上海与世长辞（本报曾予报道），享年64岁。“文革”结束，他成为国门重启、留学海外的先行者；中国筹建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他参与了调研、规划；海南建设“特区中的特区”洋浦，他出任首任行政长官；上海发展芯片工业，他殚精竭虑，中国搞大飞机，他四处调研、奔走呼告；晚年，江上舟一度接替邓朴方担任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长，热心公益……这是一个始终处在时代风口浪尖的人——

　　考入清华、到爱因斯坦母校留学，40岁前是书生

　　江上舟，1947年生，自小在榕城（即福建省福州市）长大。其父江一真，中央苏区创立闽西革命根据地老战士，建国后历任福建省长、河北省委书记、卫生部长及代理农业部长。

　　1963年初，江上舟随父亲来到北京，进入北京四中读高一。1965年，他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仅在校学习了9个月”，“文革”就开始了。到工厂学工，到农村学农，是他们那时候大学生活的重要记忆。

　　1970年，他被分配到云南省通讯局微波器材厂工作，工作中他渐渐感觉到了专业知识的重要。一次，清华大学的老师到云南去，他和同班同学、妻子(编者注：吴启迪，曾任教育部副部长，同济大学校长等职)共同表达了想学习的愿望，回到清华后，老师给他们邮寄过去很多专业书，这让他们很开心，也很感激。

　　1978年，中国恢复研究生招生，江上舟夫妇双双考回母校。研究生复试的时候，老师告诉他：你们考上研究生的人可以去参加公派出国留学的考试。他去参加，通过了，也就出国了，一切都顺理成章。

　　到爱因斯坦的母校——瑞士苏黎世高等理工学院留学，让32岁的江上舟眼界大开，到了知识的天堂，他感到好奇而又陌生：

　　系里面有几百名学生，但专职工作人员只有一个，加上秘书，才两个人，系主任是教授兼的，开学注册、学期结束都会有学生来帮忙，一切都井井有条、效率高极了。

　　瑞士的自由、民主以及国民的高素质也让他感叹——考驾照的时候，所有的资料都是自己填写，负责的官员只核实一下，很快便办下来了，自己不去领，这些官员还会去一遍遍地催促。这在国内几乎都是不可想象的。

　　那时，江上舟只是一名留学生。

　　无奈抛弃专业知识，成为首批下海南的弄潮儿

　　1987年，留学八年后，40岁的江上舟获得了博士学位，没在瑞士做任何停留，他便匆忙回到了祖国。“这是第一批出国留学人的特色，都想着回国。”

　　到了国内，他才发现，他的移动通信专业搞的单位太少了，英雄一时难有用武之地。在上海徘徊了两个月，精通德语和英语的他只好听从朋友的劝告，抛弃了自己多年的专业，去了国家经委的外资企业管理局，走入仕途。

　　9月，他和一个中国社科院的朋友去东北出差，路上听到海南要建省，于是向朋友建议：海南建省这样一个大事，你们社科院应该出力啊！

　　巧的是，筹建中的海南也想到了中国社科院，请他们派专家搞经济规划。朋友知道江上舟曾提过建议，将他也拉了过去。一次偶然的谈话，让江上舟成为十万人才下海南中的一员。

　　1988年，在海南考察、调研并参与了规划过后三个月，国家经委撤并，没了单位的江上舟只好留在了海南，筹建刚从县级市升格的三亚市。

　　彼时的三亚，有着江上舟想不到的落后——电话号码竟然只有三位！留洋八年的他看不懂：难道大伙装的都是分机？——当时整个三亚安装的电话也不超过1000部。

　　1991年，他高票当选了三亚市副市长。之后，他大展拳脚：在全国第一个建立了土地交易中心，明确了“要土地不要找市长，要找市场”，实行土地公开拍卖。这一招不仅搞活了土地市场，也为三亚拿到了基础设施建设需用的资金；分管环保的他大力发展三亚的旅游产业，修了十条路建了三座桥……1993年，亚龙湾已经被列为11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之一。

　　洋浦宣言：“最小的行政干预、最大的经济自由”

　　1993年，和妻子分居多年的他和领导谈话，想调回上海，不料，新去的省委书记认为他是个人才，不仅调不成，还把他官升一级，派为新成立的洋浦开发区管理局局长兼书记。“不谈话，或许也就不会考虑到我了。”江上舟说，人的命运有时候就是被偶然的细节所决定。

　　当时的洋浦石头多、荒地多、仙人掌多，树少、水少、人少，而且，刚刚经历了“国耻风波”(1989年1月，五名全国政协委员到洋浦考察，认为洋浦开发租地70年给外商“丧权辱国”。)、邓小平批示(1989年4月28日，邓小平平息了这场争论，他在海南的报告上作出了改变洋浦命运的批示：“我最近了解情况后，认为海南省委的决策是正确的。机会难得，不宜拖延，但须向党外不同意者说清楚，手续要迅速周全。”)，正是国人瞩目的焦点、改革的最前线。

　　在这种情景下，江上舟出任了这个号称“特区中的特区”的行政首脑，领着手下66个兵，一切从头开始。

　　当时，经海南省人大授权，洋浦行使地市级政府权力，设立的审判机关，被授予除死刑外的终审权。

　　江上舟在开发区成立典礼上演讲，“小政府、大社会”、“最小的行政干预、最大的经济自由”，是其中的两句话。这篇演讲，后来被称为“洋浦宣言”。

　　他活学活用在瑞士的所见所闻：比如人事局负责的工作有组织人事、党建、计生等好几项。没有下属，直接向局长负责。不止于此，江上舟还开始“公务员招考”，还有公共财政、无纸化办公等，都开了风气之先。

　　1995年，时任中编办常务副主任的顾家麒到海南考察时，准备听半个小时的汇报，后来听入了迷，“从2点半谈到了6点半”。

　　与光谷合作，打赢中国芯片“武汉保卫战”

　　从海南调回上海，江上舟的职务是上海市经委的常务副主任，后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等。

　　1998年，他富有前瞻性地提出上海要大力发展IC(芯片)产业，在当时，这被称为“异想天开”，但他坚持自己的观点。那一年的7月到10月，他与号称“华之芯”的海外专家马启元，几乎隔一天通一次电话。商量着如何突破中国IC产业的困境。

　　媒体报道说，本来马启元是不抽烟的，在这段焦虑的日子里，马启元在江上舟的影响下，也变成了一个“烟鬼”……

　　回到上海不久，他知道了“原来中国20年前就有能力造大飞机”，又开始为中国造大飞机而奔走，2002年被查出肺癌，上手术台都没能挡住他继续工作。不知跑了多少趟北京，找了多少人，写了多少报告。2003年11月成立了由国务院批准的国家重大专项论证组，他任组长。

　　2008年1月27日，上海政协旗下的上海联合时报以大半个版的篇幅报道了《江上舟委员畅谈上海经济发展“如何不犯丧失机遇错误”》，着墨描述江上舟心目中的上海工业前景。

　　同一天的报纸上，上海联合时报还以整版篇幅，刊发《风流人物浪淘不尽——江上舟故事》一文。文章描述了一个南人北相的江上舟：“福建籍。国字脸，颇负书卷气。眉浓目圆，鼻阔嘴方，硬汉模样。口音京腔，语速快捷，咬字偶带榕城官话：‘黄海’、‘连长’，读似‘环海’、‘年长’。”

　　江上舟2009年6月出任中芯国际董事长。2010年10月底，江上舟率团来汉，与东湖高新区签订合作协议，约定武汉市和中芯国际将通过现金注资方式，对武汉新芯12英寸芯片生产线项目实施合资经营。这项合作，被业内称为外资抄底背景下的中国芯片“武汉保卫战”。

　　综合《东方早报》、《南方人物周刊》等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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