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冰

　　申遗在中国，可能要远比在其他国家牵涉更为复杂。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曾目睹一位市长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主任弗朗切斯科·班德林间一段关于申遗的对话，足见中国城市管理者与联合国通行思维之间仍然存在的深刻分歧。

　　该市长认为，大修城墙是因为“破破烂烂”的城墙，涉及到古城的风貌和形象问题。“这就是矛盾，你要申请世界遗产，那么你寸土都不能动，但是这和广大群众的需要，又是不相符的。”

　　但班德林在回应时却隐晦地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并非反对城市开发以及遗址维修工作，但强调的是“真实性”、“正宗性”，才是保护中的重中之重。

　　修是可以修，但如果大半都是重建的，文物意义又在何处？但一些老化的文物建筑确实某种程度上妨碍了现代生活。

　　走过上世纪中叶对文物的集体漠视阶段后，中国城市管理者们已经开始了对传统的重新审视。不过，这种价值分析往往还混杂着百姓生活安置、现代城市规划、经济拉动、政绩追求等多种复杂心理。

　　纠结的文物重建

　　北京中轴线上消失半个世纪的地安门是否要重建，一度让北京市十分纠结。此举最初是为了要通过中轴线提振整个北京古城的保护，古建筑专家甚至表示“中轴线上的九门中少一门是不吉利的”。

　　但是北京城九门少的远不止地安门一个门。从1952年北京城拆除外墙开始拉开序幕，1954年地安门被拆除，1956年永定门周围城墙拆除，同年中华门被拆除，1957年永定门箭楼被拆除，1958年拆正阳桥坊，1965年开始拆除宣武门、崇文门，1969年西直门、安定门被拆除……“破旧立新”之下北京中轴线“剔皮去肉”。

　　目前，中国正计划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将这条中轴线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数亿元人民币将被投入重建中轴线历史建筑的工程。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会员曾一智对此反问：“老北京城是一条曾经活态的鱼。现在鱼肉没有了，两边的鱼刺也残缺不全了，只剩下中间一条鱼骨。这样的申遗，能成功吗？”

　　从梁思成到侯仁之，均再三强调“中轴线”的重要意义并多次呼吁“保护中轴线”。梁思成在当时即对主张拆除者掷下铁言：“50年后，历史将证明你们是错误的。”此话一语成谶，2005年永定门复建完成，距离1956年拆除其周边城墙恰为50年。

　　除了永定门复建外，东皇城根遗址公园、明城墙遗址公园也在本世纪初落成，1958年拆除的正阳桥坊在2007年原址重建，复建东安门、西安门以及地安门的计划也一度被提出。

　　北京城几十年的拆建轮回绕了一大圈最终回到起点。林徽因生前说的“你们现在拆了旧的，明天你们会后悔，会再去建假的”，如今再度得到印证。

　　沸沸扬扬的议论之后，北京市文物局最终公布地安门不再复建，一个原因是复建将对现有交通造成太大压力。但民间更多的声音是，既然老北京城早就翻天覆地，失去历史底色之后，“皮之不存，毛之焉附”？

　　北京城关于重建的纠结已经是许多城市申遗道路上的最大障碍：现有城市规划和交通布局已经船大难调头，单纯重建一两样历史建筑更无法还原整体历史景观意义。

　　“西湖模式”

　　许多失败案例之外，杭州的姿态也许可以成为许多其他申遗地的榜样。

　　6月24日西湖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成功后，杭州第一时间站出来承诺，西湖将继续免费开放，并且“门票不涨价、博物馆不收费、土地不出让、文物不破坏、公共资源不侵占”。同时还制定《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保护管理条例(草案)》，将对西湖的保护从地方规章制度层面上升到效力层级更高的地方法规。

　　与其他申遗地甫一成功后就大张旗鼓吸引游客不同，杭州提的是“限客”。杭州市旅游委员会提供的数据显示，西湖景区的年客流量目前已直逼3000万人次左右最佳客流容纳量，已经对景区造成了巨大压力。

　　“西湖申遗成功，可以算一个阶段，那么下一个阶段，就要对这一世界文化遗产范围内的流动人员、交通容量进行总量控制。”西湖申遗的规划人、中国建筑历史研究所所长陈同滨对此表示。

　　2002年到2009年期间，杭州市投入资金75个亿用于西湖综合治理。此外还有高昂的维护成本。曾经有人算过一笔账，西湖免收门票之后加上新的管理成本，一出一进每年西湖都要多出7500万的额外经济负担。

　　不过，杭州人算的是一笔更大的账。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网站上一份分析“免费西湖”模式的文章指出：2010年杭州旅游接待国内游客6304.89万人次，比2002年增长137.7%；实现国内旅游收入910.85亿元，比2002年增长257.48%；旅游总收入1025.7亿元，比2002年增长248.4%。

　　这种“免费模式”被杭州管理者称为“抓大放小”的优异成果。“西湖免费开放如果舍不得每年4000万的门票收入，就不会有每年新增6000万的房租和市政府的体制性补贴，更不会有今天老百姓的好口碑。”这篇分析“免费西湖”模式的文章说道。

　　但是，“西湖模式”虽然有示范效应，却并非全国适用。杭州模式背后是业已积累的雄厚财力，以及成熟的城市管理经验——城市管理者们能更从容地放眼长远考虑问题。中西部地区许多梦想着“申遗改变命运”的地方政府首先在这点上就先天不足。

　　特别是一些财力贫弱的地方政府，仅在前期申遗时的一次性基础设施改造以及周边地区拆迁上，已经债台高筑。申遗成功后还需要每年定期筹集遗产地保护专项经费，完全超出自身财力承受范围，何来心力践行“免费模式”。

　　“每个地区的情况不太一样，所以目前从门票收入中到底应该拿出多少份额来作为保护也很难有个确定的标准。比如有些地区门票全部加起来也没有多少，那么即使份额很高还是不能满足保护的需要。所以要制定一个科学合理的资金分配方案。”中国文物学会世界遗产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张义生就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

　　“申遗”错与对

　　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主任谢凝高教授曾向本报记者表示，申遗本身是需要坚决支持的，但把世界遗产当成经济开发区，将旅游作为唯一功能来过度开发则是不正确的措施。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则提出，也许申遗不成功反而是件好事。“现在很多地方政府都把申遗看成是金字招牌，根本没有意识到申遗的真正意义在于保护。成功之后，往往就是不择手段开发。只要一天申遗不成功就得不断地努力保护下去，这也许是件好事。”

　　正如上述市长和联合国世界遗产中心负责人的一番对话所传达的，城市管理者们对于申遗有着城市功能、形象、经济等多重因素的考虑，而世界遗产中心所看重的仅仅是“真实”和“保护”。

　　这正是申遗时，地方管理者和世界遗产中心双方“对垒”中最大的思想分歧所在。不过，立法一途或将理顺地方政府思路。

　　从最近几个申遗的项目来看，以立法“助推”申遗已经成为许多申遗地的选择。除了杭州将西湖保护从地方规章上升到立法外，厦门市政府也已将《鼓浪屿遗产地保护管理条例》列入2010年立法备选项目。同时还提出如房屋产权管理和使用相关办法、社区的遗产地保护公约、房屋维修和改造的工程管理办法等。

　　而已由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作为正式申报项目提交世界遗产中心的新疆天山，也在今年5月提出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自然遗产地保护条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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