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奢侈品进口降税论“泼点冷水”

　　□梅新育

　　在奢侈品进口税论战中，主张降低奢侈品进口税者的主要论点是通过降低奢侈品进口税消除洋品牌奢侈品国内外市场价差，以便消除对国内消费者的歧视，并将赴海外采购者的购买力留在国内。这一论点忽视了境内外销售周期错位因素和发展中国家国内消费者盲目追捧发达国家品牌与时尚的作用，是站不住脚的。

　　流行的洋品牌消费品境内外零售价格比较有一个常见的误区是销售周期错位，即将销售周期不同阶段的商品价格拿来比较。要跨地区、跨国比较同一商品的价格，应采用同一阶段、同类销售场所的价格数据，方才不至于扭曲结果。

　　有人曾经举例，同一款Coach的拎包，在北京西单可能要价2000元，而在美国的O utlet可能只要不到100美元，按照汇率计算，国外价格不到国内的一半；但在这个例子中，虽然销售的是同一款Coach拎包，美国所谓“O utlet”本质是尾货折扣店，与注重销售时新货品的北京西单大商场绝非同一档次销售场所，两者销售的同一货品也并不处于销售周期的同一阶段。即使不考虑流通环节的房租等项成本，仅销售周期错位一项因素就足以造成可观的差价了。即使是在国内，喜欢追逐时尚而又擅长精打细算的大城市消费者也不难在高档酒店或近年流行的奥特莱斯店中以五折甚至三折的价钱淘到欧美一线品牌。

　　理论上，境内消费者赴境外采购将构成推动境内外销售价差缩小的压力，但出境的交通、食宿等项成本构成了抑制境外采购潮、维持境内外差价的自然壁垒。假如海关严格执行对随身物品进口报关和征税的规章，维持国内外差价的效果还会进一步增强。

　　更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消费者追捧发达国家品牌与时尚，往往会达到盲目的程度，也正是这种追捧使得同一商品流行周期美欧往往领先中国一步两步，西方中档品牌在中国往往当作高档品牌销售。只要中国尚未完成对西方的全面赶超，国内消费者对发达国家品牌与时尚的盲目追捧就难以彻底消除。而洋品牌销售商也会充分利用这种盲目追捧索取尽可能高的售价，以便实现利润最大化；甚至会有意识地通过各类广告营销方式激发这种盲目追捧。至于奢侈品牌，为了营造自己的所谓“高端”、“贵族”形象，无论进口税率如何下降，他们都会尽量避免降价；相反，通过定期涨价来保持品牌高端地位，是奢侈品品牌的常规保护策略。据媒体报道，奢侈品进口税论战如火如荼之际，各大洋奢侈品牌全线涨价，LV、卡地亚、兰蔻、香奈儿、迪奥等品牌分别涨价6%至10%不等。

　　由于中国国内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特别是高收入群体中普遍存在大量灰色收入，这类高收入消费者群体对价格的敏感度很低，甚至普遍存在“但求最贵，不求最好”心态，对奢侈品的高价策略进一步构成了强有力的支撑。在这种情况下，指望通过降低进口税来降低国内洋品牌奢侈品售价，能不落空吗？

　　中国企业如何融入全球主流商业阵营

　　□项兵

　　过去一年半，我在全球各地参加了多个公开和闭门的高端会议，最深的感触是，西方讨论中国问题的风向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中国企业在全球的发展环境趋于恶化，可以说一部分人对中国的敌意正在升温。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企业界需要用平和、积极且理性的心态来面对西方的转变，我们也需要一些切实的策略来改变这种态势。

　　近年来，我一直鼓励中国企业通过参股来介入全球产业链的两端，通过参股国际主流金融机构来构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的竞争格局。这样中国将与这些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结成一个新的统一利益体，使我们得以从竞争对手甚至威胁者角色转变为“同一条战壕的战友”。

　　目前，我们管理全球营运企业的能力与经验不足，如果一味地强调通过控股进入管理比较复杂的全球主流市场与主流行业，不仅会助长中国威胁论以及西方对中国企业的戒心和敌意，而且我们很有可能会弄巧成拙、“点金成石”，造成中外企业双输的结果。

　　如果中国企业能在主流市场与行业打造出广泛、深入的命运利益体，西方的主流商业机构就会重新看待中国企业的价值，会消除过往对我们的一些误解，进而帮助中国企业去游说政府，去影响西方主流传媒，加之我们的企业逐渐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我们将会逐步在这些国家与社区中建立中国企业的良性影响力。

　　我们不要高调，当好小股东就要擅长低调，学会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与对方分享发展与利益。那种“参股就必须进入董事会”、“进入董事会就必须发声”的想法与做法是危险的。西方主流企业的治理与管理基本面是靠得住的，既然如此，在商业管理上并不具备优势的我们何苦要指手画脚地告诉他们银行该怎么管、企业该怎么办呢？这里面的逻辑是：先抓住这个参股的机会，与顶级企业一起共同发展，一起分享利益。对那些擅长学习的企业来说，他们会更看重由此获得的学习机会，毫无疑问，我们因此距离全球一流商业机构更近一步，这也是中国企业提升自己全球段位的捷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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