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采购体制“管锥篇”⑥

　　赵勇：国际关系学院公共市场与政府采购研究所副所长

　　编者按：日前，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贸法会）第44届会议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贸易法委员会公共采购示范法》。对于这部示范法，业内人士并不陌生，但很少有人了解推动该法诞生、并不断修订完善的其人其事。本期特刊发有关文章，以飨读者。

　　把乔治城大学法学院的DonWallace（宕）教授称为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贸法会）编制的《货物、工程和服务采购示范法》（以下简称《采购示范法》）的鼻祖一点也不为过，他不仅倡导编制了世界上第一部政府采购领域的示范法——1994年《采购示范法》及其《立法指南》，而且推动并全程参与了延续至今的《采购示范法》修订工作。他熟悉每个条款修订过程的来龙去脉，甚至还能如数家珍地说出贸法会第一工作组（采购）历任秘书及各主要国家代表的特点和脾气秉性。

　　我认识宕教授3年了。我们现在已经成了几乎无话不谈的忘年交，但从他身上发现的很多“矛盾”一直让我费劲琢磨。

　　矛盾之一：声音与面相。我从2008年开始在第一工作组参加《采购示范法》的修订工作。联合国的会场很大，几十个国家的代表主要通过耳麦进行交流。那时总能听到一位美国代表的发言，在多方代表争执不下时，往往是他一锤定音；当会议陷入迷茫之时，又是他为大家引导方向。他的发言简练而富有逻辑性，声音活泼且具有感染力，语言辛辣却不失说服力。我以声取人，以为美国代表团有一位三四十岁的年轻律师。可当看到声音的发出者——宕教授那饱经沧桑的面容时，我总会怀疑自己的眼睛和耳朵：这么年轻而充满活力的声音真是从这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嘴里发出的吗？

　　矛盾之二：严肃与活泼。宕教授对穿着一丝不苟，总是穿着笔挺的深色西服。我唯一一次见到他没打领带的样子是在飞机上与他偶遇。但即便是那次在国际航班上，他也是穿着雪白的衬衫，手捧着一本学术刊物在认真阅读。有一次我问宕：“你有哪些兴趣爱好？”宕不假思索地回答：“看书。”“除了看书呢？”我追问。宕支支吾吾了半天，然后说：“历史、艺术、文化、科技、体育……”“这么广泛啊？”“……的书！”每次贸法会会间休息的时候，各国代表往往利用这个机会拉拉家常、联络联络感情。我却经常看到宕教授一个人在座位上拿着资料写写划划，为下一节的讨论做准备。

　　但如果你因此以为宕教授是个死板的人，那就大错特错了。一天早上，见到我的领带有些歪，他走过来一边亲切地帮我扶正领带一边说：“我能理解。联合国不让带妈妈来开会，所以只好由我来照顾你。”还有一次见面，他笑眯眯地朝我走过来，却突然对着我的肚子比划了一通组合拳，然后调皮地说：“你回学校见到Schooner教授就这么打他一顿，就说是替我问候他。”从那以后，每当看到宕教授亲切的笑容，我总觉得里面憋着什么“坏”。

　　矛盾之三：平等与责任。我总感觉宕教授有种大国情结。一次我正在和宕教授的老朋友——墨西哥代表交流问题。宕教授满脸严肃地走过来当众冲我大声说：“中国是个大国，不要总同那种小国混在一起。”大家哈哈一笑，我当时也没太在意。可后来，我才越来越感觉到这句话的分量。我真正见识到宕教授的厉害只有一次。那回是在讨论采购中的紧急（urgent）问题，新加坡代表认为“紧急”一词放在某个条款里似乎不合适，大家听了也犹豫不决。谁知道宕教授突然大发雷霆，他先回顾了这个条款的历次修订过程，说出加上这个词的必要性，然后说“urgent”在英语里不仅有时间紧迫的意思，也包含事态严重的意思，最后说：“新加坡这么一个小小的弹丸之地，出来的人怎么能够理解政府采购的真谛呢？！”一阵暴风骤雨过后，会场仿佛凝固住了。慑于宕教授的“淫威”，全场所有人大气都不敢出。沉闷了大概整整一分钟，还是新加坡代表自己给自己解了围：“我把刚才美国代表的评价视为对我的恭维。”宕教授在大家的笑声中带头鼓掌，才算化干戈为玉帛。可后来我向宕教授确认他是否有大国情结时，他异常坚决地否认道：“国家与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都是完全平等的。”见到我依然困惑不已，他进一步阐释：“平等不等于平均。有能力的国家、有能力的人，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看来宕教授是“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理论的支持者。人与人之间的先天差异是不可避免的，比如种族、外貌、智商、身体状况等方面，但是所有人享受社会资源的权利是平等的，通过自身努力获得幸福的机会也是平等的。少数人具有的先天优势叫做天赋，是上天赋予的。而有天赋的人不应该仅把它用来争取自身的快乐，而应当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否则就实现不了自己的真正价值，也得不到社会的尊重。对于国家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

　　矛盾之四：抠门与奉献。慢慢熟悉了以后，每次在第一工作组开会，几个老朋友总要在一起吃顿饭，都是Yukins教授买单。有一次聊到我要去华盛顿呆1年，宕教授豪爽地说：“到了华盛顿我请你吃饭。”后来我到了华盛顿都1个多月了，宕教授那边也没有邀请我吃饭的迹象。于是我和Yukins教授把他堵在了办公室。证据确凿，承诺没有兑现，宕教授脸上有点挂不住，就忙给自己找台阶说：“饭我是要请的，但你作为年轻人，应该主动给我打电话。”我只好奉命打了电话。到了饭馆，他拿起菜单拖着长音说：“今天……既然……是……我……请客……”毕竟来自礼仪之邦，我免不了要客气一下：“还是我请您吧？”他马上放下菜单瞪大眼睛追问道：“你真的要请？”“对……我……我……我来请。”“那好，先点个法国蜗牛！”“……”为了把失去的损失夺回来，我再次约他吃饭。他在电话里满口答应要请客。谁知道到了饭馆他又演了这么一出，最后还是我买的单！捏着瘪瘪的钱包，我算是真正领教了什么叫“铁公鸡”。

　　在美国的法律圈里混的时间长了，我通过各种渠道总能听说“国际法协会”（ILI）这个著名的学术和培训机构。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发现我这位抠门的老哥儿们竟然已经担任ILI的主席达41年之久！ILI致力于促进发展中国家的法制建设和法律的国际化。他们组织很多学者为非洲、亚洲的欠发达国家做法律咨询和培训工作。宕教授1970年开始担任ILI的第2任主席时，只是象征性地领很少的一点工资，而他所做的有关贸法会以及后面要介绍的其他诸多工作，却都是义务的。